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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 最后,还是父权制说了算

http://www.newdu.com 2019-10-17 澎湃新闻 E.TammyKim/文魏亚霖 参加讨论

    【编者按】10月14日,韩国艺人雪莉去世。她的离世,让外界再次关注起女性在韩国社会中遭遇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而最近出版的《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一部关于韩国女性命运的小说。
    
    赵南柱
    2016年10月,韩国米姆萨出版了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它的作者是赵南柱,之前是电视剧编剧,1978年生,她之前也出过几本广受欢迎小说。受到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影响——这是赵南柱最喜欢的英文作家,《82年生的金智英》只花了她两个月。在创作时,她倾注了作为一名韩国女性人生遇到的困恼,以及自己成为新妈妈后受到的对待。有一天,当她带着孩子在外喝咖啡休息时,她听到有一个男性路人喊她“맘충”,意思是“妈虫”,这是对那些胆敢离开家的妈妈们的蔑称。
    书里的“金智英”,基本等于韩国的“小丽”,是一个很常见的女性名字。这本小说在韩国卖出一百多万本,差不多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读过它。名人们都在讨论它,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读过它。它已经计划翻译为18种语言在各国出版,还将被改编成电影。米姆萨出版社编辑朴慧珍认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优点就在于,它描写的主题有广泛社会影响,“如果我们真的去控诉这些问题,即使用的声音不是很大,它们就再也不会只是个人的问题了。”
    有好几位小说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文学性上,只是“平庸”和“无趣”,但可能因为它“感同身受”的力量,可以影响广大读者。整本小说用词简单,写法朴素,整个故事就以第三人称视角慢慢讲述,慢慢将读者包裹住。读这本小说时,自己会带入成为一个焦虑苦恼的年轻女性,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厌女症。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主要内容并不是讨论性暴力的小说,已经成为了韩国版反性侵运动的文化试金石。尽管如此,韩国的反性侵运动,还是应被理解为对于深层的父权制、儒家体系的彻底反抗。它不过是在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形态。
    不是所有人都会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词在韩国传统保守的社会上会招来怀疑。但是,她们对于人身安全、机会平等、减少女性束缚等的基本诉求,受到广泛认同和讨论。她们质问,为什么男人得到了所有好工作?为什么女人的成功就是育儿和做家务,甚至还要接受整容手术?为什么她们要忍受办公室里色迷迷的目光,下班后的聚餐还要为男老板和男同事倒酒?
    在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同名的女主人成长在一个稍微开明一点的时代里——如果和她母亲成长的环境相比的话。后者早早地被要求退学进厂打工,来给弟弟交学费。小说的开篇是2015年的中秋节,金智英此时33岁。按照韩国的习俗,她和丈夫要带着年幼的女儿去走亲戚,这种时候女人们总是很忙的,准备饭菜,打扫卫生,招待客人。
    中秋节意味秋天的丰收,尽管现在大部分韩国人已经住进了高层公寓,只需从便利店买泡菜,他们仍然遵循着每年堵车去和亲戚们大吃一顿的仪式。这一年的中秋,婆婆让金智英彻底崩溃了。婆婆问她:“这些都是煮来给自己家人吃的,怎么会辛苦?……你会觉得辛苦吗?”金智英用一种毛骨悚然的又很慈祥的眼神看着婆婆,平和地回答道:“哎呀,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她在模仿自己妈妈的口吻,讽刺自己的婆婆。接着,她又用同样的口气,和怒气冲冲的公公讲话。金智英的丈夫尴尬地道歉,用手捂住妻子的嘴,把她拖上了车。我的翻译不一定准确,但智英的行为无疑很丢脸地违反了韩国社会模范。
    是什么把一个女人逼到了悬崖边?为什么怒火看起来像是疯癫?小说第二章讲述了智英成长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除了智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爸爸妈妈,和奶奶。爸爸是公职人员;妈妈负责烧饭,打扫,照顾婆婆,做一些家庭代工(缝补、组装、打包)来补贴丈夫微薄的薪水。智英的弟弟被当作王子来养,他有自己的房间,有更好的食物吃,穿的衣服也比姐姐们好。事实上,他本来还会有第三个姐姐,但是妈妈偷偷地把一个女婴流产了。作者写道,“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决定,却得由她全权负责。当时她身心俱疲,身边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家人。”
    智英上小学时,男孩子们先吃午饭,排在后面的女孩子们,不得不抓紧时间吃饭。到初中时,有变态的老师用检查校服做借口,戳女生的胸部,掀开她们的裙摆。还有一个男同学可怕地尾随智英。女孩子们通过悄悄话圈子和校内的叛逆计划,相互帮助;但是,她们发现自己的父母老师总是指责自己太弱又太强。当智英的爸爸知道有人尾随她时,他斥责道:“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当智英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时,她发现工作机会很少,几乎都有明确的性别要求。小说有一个黑色幽默的情节,智英终于获得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前她看到其他两位竞争者和她很像:“三个人彷佛事先说好一样,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一位男理事集体面试了她们,并问了一个假设性问题:“要是今天各位去拜访客户,但是客户主管一直……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比如说按你们的肩膀啦,不经意地摸你们的大腿啦,嗯,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你们会怎么做?” 智英被吓到了,但还是平静地说:“我会临时说要去厕所或去拿资料。”
    几天后,智英接到拒信通知,她决定打电话到公司询问。人事经理告诉她,“只是和公司无缘而已。” 智英挂完电话想,“当初要是早知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说的话如实说出。”她站在镜子前,想象自己再面试一次,会如何应对这个毛手毛脚的客户,“当然要把那狗娘养的变态手折断啊!”她还要告诉面试官:“还有,你也很有问题!假借面试之名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性骚扰好吗?要是面试者是男性,我想你就不会问他这种题目了,对吧?”
    智英最终被一家公关代理公司录用。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她也必须处理韩国企业文化中的八卦和酒精。在一次下班后的聚会上,客户一杯杯地灌智英啤酒,说她做完双眼皮手术会更漂亮,问她有没有男朋友了。好在有组长的帮助,智英应付过去了。智英的组长忍受了多年的职场骚扰,她还自愿加班、出差,生完孩子后也只休息了一个月。组长努力帮助其他人延长产假规定,照顾办公室新来的女生们,但她们还是辞职了。办公室的女人们都被“下班后“的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社会学家阿丽·霍奇奇德(Arlie Hochschild)很久以前就将之称为”第二轮班“。
    后来金智英也屈服于这种模式。她结婚了,怀孕了,然后就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当丈夫再一次保证自己会多多帮忙的,智英发火了:“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吗?……你说得好像你正在帮我什么大忙似的。“
    智英的女儿出生时,韩国的针孔偷拍事件正四处蔓延,连智英的前公司也出现了。这一年,因为受到照顾孩子、家务杂活、无聊、孤独等困扰,智英抑郁了。有一天,她带女儿去喝咖啡,然后去公园散步,却听到有两个男人嘲笑她,就像小说作者也经历过的那样。故事结束在2016年,就在小说开头中秋节后的两个星期。此时智英已经在服用抗抑郁药了,她每周去见心理医生两次。
    智英的心理医生认为自己很懂女性心理。他的妻子为了抚养儿子选择了放弃从医,后来精神失常了。当他的一位女下属因为怀孕离职后,他决心不再雇用类似的人,“不论是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会带来这些困扰。我暗暗下决定,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赵南柱不是以金智英的视角结束故事的,而是从一个性别歧视的心理医生的角度。最后,还是父权制说了算。
    当住在首尔时,在这个有韩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大都市里,我常常想起金智英。还是少女的智英们正跑向学校,书包晃来晃去;二十多岁的智英们在午休,脖子上还挂着公司的ID卡;三十多岁的智英们正在把婴儿车抬上地铁楼梯。这本书还让我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位女同事。我们当时在一家韩国博物馆工作,她能说三种语言,刚刚完成一个名牌大学博士后项目,但她仍被要求为我们老板端咖啡。
    出版两年后,这本小说还经常被放在书店里的显眼位置。在参观韩国第一家女性庇护所,韩国性暴力救济中心时,我发现一本《82年生的金智英》被放在书架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史中间。救济中心的负责人也是1982年出生的,她说起自己第一次阅读的感受,“它不像小说,更像是日记。就像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活动家,特意为我们写了一本书。“她要求团队的新人们都要读这本小说,并一起讨论。
    2018年1月,监察官徐志贤上了电视晚间新闻,她讲述了自己因为举报前首尔高级监察官主任安太根性骚扰,阻碍了他升职,因此受到他多年的报复骚扰。(安太根已经因滥用职权,被判处两年监禁。)2月,崔泳美发表在文学杂志《黄河评论》发表了诗歌《怪物》,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几乎所有韩国新闻媒体,都认为这是对诗人高银的控诉:调戏,强迫性行为,骚扰(“他摸了他见过的每一个女孩“)。现年85岁的高银,一直以来被看作韩国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其他名人的名字也很快诉诸报端:话剧导演李润泽(他已经因性侵服刑),电影导演金基德,演员曹在显,还有可能是最要紧一个人,安熙正。安熙正曾是一位开明的地方首长,被认为是文在寅总统的接班人。
    去年五月,江南杀人案两周年纪念时,有人在网上号召了一场集会,有1万5千人前往江南区现场,呼吁政府正视性犯罪。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为主的抗议活动。但它很快就被超越了。七月,有6万人参与了后续的一场集会。这个名为“불편한 용기”(“令人不安的勇气”)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六月份,一个28岁的绿党领袖,凭借一份女权主义政策纲领,去竞选首尔市长,最后得票居然排到第四位。导演李仙熙(音译)拍摄过一部反映互联网性暴力的纪录片,《脸,另一侧》。李仙熙告诉我:“我参与这种运动三十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力量和组织。”
    但是,就像美国一样,韩国也正出现文化和司法上的反弹,包括法庭上的多次试图卷土重来和报复。我在首尔和纽约都听到过很多次,男人们开玩笑说,哪些行为可能让自己卷入麻烦,抱怨自己不能参加一些仅限女性的谈话和活动。去年夏天,安熙正被法院认定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尽管金智恩的证词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权力差距很容易导致对于下属的身体和口头侵犯;但是法院还是认为她的证词可靠性不足。金智恩的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举红色的标语,“安熙正有罪!”后来在2月1日,法院最终推翻了安熙正的无罪判决,判处他监禁三年六个月。
    大诗人高银还未面临刑事起诉,但他主动起诉崔泳美诽谤。他声称《怪物》的出版和崔泳美接受媒体访问,对他造成了近1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黄河评论》的编辑表示支持崔泳美的诗,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这首诗会激怒长期以来都逃避责任的知识界:“在韩国,文学世界有着神圣的地位,是精英文化中的圣地。“
    几个月前,小说家黄俊恩(音译)写了一篇名为《伤疤》的文章,发表在另一本韩国文学杂志上。它表面上是对罗珊妮·盖伊(Roxane Gay)《饥饿》一书的评论,但黄俊恩解释道,“一些个人故事需要用另一个人的个人故事来回应。”读盖伊的书时,她想起了自己往日的创伤:五年级时,黄俊恩曾被比她大五岁的表哥强奸。“当一个女性详细地回忆一件发生在三年前、六年前或者十年前的事情时,我们就说这是夸大的,是谎言或者幻想,或者就是编造的。但是,我就是记得那一晚。”
    我和黄俊恩在纽约布鲁克林碰面一起喝了杯茶。她认为韩国的反性侵运动,是很多社会公平运动交织的结果,它们“因为父权制而连结”,这场运动涉及范围很广,从普通的对象(性别歧视的教科书,不平等的婚姻预期),到经验的对象(江南杀人案)。但运动的关键是,“女人们团结在一起,然后她们发现,自己很多个人经历其他人都有过。”
    我想被阅读过的上百万本《82年生的金智英》,也许可以看作是进入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卡,或者证明某种集体经验的信条册子。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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