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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用学的符号学渊源 许多语用学教科书（如Levinson 1983；Huang 2007，2014）、文集（如Davis 1992）和工具书（如Allan & Jaszczolt 2012；Huang 2012，2013）以Morris（1938）的实用学为“语用学”之源。莫里斯在“符号过程的维度与平面”一节里写道，从符号过程的三重关系里的三个要素（符号载体、所指、解释者）出发，既可以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研究符号与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是符号过程的意义维度，第二种关系是符号过程的实用维度。他把研究这两种关系的学科命名为“义学”和“用学”。他接着指出，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着关系，即使没有真实的关系也有潜在的关系，所以要区分出符号过程的第三种相关关系：句学维度，并命名为“句学”。莫里斯提出的义学、用学和句学都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恰如他的syntactics不是现代语言学里涵盖所有语言结构（包括音系结构和句子结构）的syntax（Allot 2010：184），他的pragmatics也不是当代语用学。莫里斯的实用学对语用学的影响在于，它为上世纪60、70年代包罗万象的语言研究（如人际交流的精神病理学研究和符号系统进化研究）提供了宽泛的术语，引发了有别于研究普遍符号系统的语言符号学（linguistic semiotics），也为欧洲大陆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语言学研究所普遍使用（Levinson 1983：2），同时也是分析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实用学普遍使用的一个狭义术语。许多引莫里斯为语用学之源的著作在符号学对语用学的实质性贡献上语焉不详，就不难解释。Mey（2001：4-5）在“语用学界说”中指出，现代交际理论关心的“信息”和“语言使用者”与莫里斯的符号学概念有所不同。传统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者产出的成分和结构，而语用学关注使用语言的人，对语言产出过程和人感兴趣。 Chapman（2011）从未提到过莫里斯的符号学。他在“语用学史”的专章中，第一部分介绍“结构主义”并把索绪尔的符号学作为重要内容。他指出，索绪尔强调语言的结构系统性，如他所愿，结构主义传统下的符号学研究包括的不只是语言，还有其他符号和人类行为的系统和形式。在语言学领域，索绪尔对“言语”（parole）的看法和对个体说话者的重视，让我们不能不把他奉为“现代语用学的直系祖先”，没有“之一”。他指出索绪尔没有区分语言意义与语境意义，同时也并不认为莫里斯是哲学家或符号学家，而是结构主义传统下的“语言学家”，仅仅出于把语言领域的学科分得更细，才把“语用学”引入语言学（Chapman 2011：45-46）。这一论断过于简单，忽视了莫里斯符号学的科学精神。但他彰显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在语用学史上的地位，倒不是无中生有。Leech（1983：6）的《语用学原理》里只提到过一次莫里斯对意义研究的语义与语用之分。他对语义学和语用学关系的看法不同：“语义学与语用学是互补并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把这两者分开的看法在主观上容易接受，但难以用客观方法证明”。他提出了三种区分：语义主义（语义学里的语用学）、语用主义（语用学里的语义学）、互补主义（语义学与语用学互补，但各自都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并用大量篇幅引述和讨论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同上：25）和索绪尔、弗斯、韩礼德把语言看做社会现象的观点（同上：54）。 符号学分索绪尔传统下的欧洲大陆学派和皮尔斯与莫里斯传统下的英美学派，名称不一，且各自有许多别名（见Huang 2012）。许多文献把semiology解释为semiotics的一个分支。《牛津语用学词典》（Huang 2012）里写道：semiology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作用”的一门一般科学；semiotics是研究“符号、信号（signals）及其使用的一门一般科学”。这两个词条下都有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包括语用学在内的语言学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 皮尔斯创建的符号学是“逻辑学”的别名（见Peirce 1994：CP 2.227）。他多次提到过语言学，并指出语言学是一门“广博的科学”，可细分为词语言学（Word Linguistics）和语法（同上：CP 1.200）。他从未谈过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只把语言学与社会学、技术（包括美术）、宗教、民俗学一道归入人种学（Ethnology）或人类文化学（同上：CP 1.264），也把语言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一道归入心理科学（psychical sciences）（同上：CP 6.2）。莫里斯从符号过程的三重关系出发，为语言学提供了哲学、逻辑学、符号学理念。索绪尔创建的符号学是一个有关符号理论的构想，旨在“研究符号的本质及符号之间的法则”并“明确界定语言学的地位”（Saussure 1916/1959：15-16）。他认为，符号学是一门“一般科学”，语言学是它的一个分支。在他的影响下，以巴特和格雷马斯为代表的欧洲符号学派注重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及符号在特定语篇里产生意义的方式。巴特认为，把符号学视作语言学的一部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当前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及文体学中围绕意义概念进行的所有研究是一致的（Barthes 1964/1967：11）。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复杂关系，导致语用学的地位非常微妙。莫里斯的符号学构想为现代语言学提供了范式性构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只有“句法”，但他的符号意义理论与后来才出现的语义学和语用学不无关系。Levinson（1983）采用英美语言学和哲学框架，只在“语用学的范围”一章的脚注里（同上：14）提到过索绪尔。Leech（1983）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论由词汇层上升到语法层。他指出，索绪尔的“任意性”等于“规约性”，因为语言学范畴和规则不能从语言以外的现实中推测出来。语法规则也如此，但语言的使用有变体（如祈使句可省略主语而丝毫不受影响，因为我们可以推测出谁是主语），需要“语用理据”描写和解释（同上：25）。Levinson（2000：118）后来指出，索绪尔的许多语义对立概念在语用学中同样重要。Verschueren（1999）的《语用学》重视莫里斯，但也不漠视索绪尔的贡献。他赞同Thibault（1997）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回到索绪尔的源头，去发掘被其后的语言学所忽视的相关语用学思想。《语用学手册》（Verschueren et al.2002；Huang 2013）里撰写的索绪尔符号学专文专条，都至少在肯定索绪尔符号学与语用学的关系。 语用学家对索绪尔和莫里斯的不同偏重和取舍，源于符号学家的偏重和取舍。有的著作如《符号学词典》（Martin & Ringham 2000）重视索绪尔，彻底忽略莫里斯；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符号学史》（Eschbach & Trabant 1983）和四卷本《符号学》文集（Gottdiener et al.2003）等文献尊索绪尔为符号学的奠基人，排在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皮尔斯、莫里斯之前，但英国语义学和符号学家Ogden & Richards（1923：5-6）早就对索绪尔的符号论做出了负面评价。半个世纪后，Walther（1974）在《符号学基石》一书中的“序”里断言，索绪尔传统下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对构建符号的一般理论“毫无用处”，在“符号学史纵览”一章中对索绪尔一带而过。Krampen（1987：61-62）在《符号学经典》里专文为索绪尔鸣不平：布龙菲尔德、霍凯特、威尔斯、乔姆斯基等美国语言学家无一不承认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杰出贡献，但有些符号学家却拿仅仅是一个项目（project）的皮尔斯符号学来轻看索绪尔。他还指出，在还原索绪尔的真实语言学理论过程中，新的程序和方法本身就有许多从事“语用语言学”的学者可以参考的东西。他把符号使用（sign use）等同于言语使用（speech use），认为这种“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向（同上：62）。 索绪尔重视表意符号（以语言符号为主）在符号系统里的意义，莫里斯重视所有表意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的逻辑学意义。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把符号学看做科学和理论。当代符号学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们当初的设想，内容包罗万象，特质和属性复杂，符号学家的看法也众说纷纭：行动、思潮、项目、领域、学科、元学科（meta-discipline）、学说（doctrine）、理论、科学，有视之为“时尚”的，也有视之为“革命”的（参见  1990：4）。当代语用学在与符号学的衍生、共生、分野、互动的发展过程中，既不是符号学，也不完全是语言学，而是吸收了符号学科学理念的一个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跨学科多面体。4.语用学的符号学维度 莫里斯的符号学有三个符号过程维度，实用学研究的“实用维度”只是其一。本文认为，当代语用学有至少以下三个符号学维度。 1）作为科学和科学工具的语用学。Morris（1938：2）指出，符号学与科学（the sciences）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既是诸多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又是所有科学的一个工具。科学的符号学，其意义在于把科学整合起来，为任意一门专业的符号科学提供基础。每一门科学都要用符号，也要用符号手段表达其研究结果，因此，符号学必须提供相关符号和研究所需要的原则。 当代语用学是一门语言学性质的科学，也是与其他科学领域交叉和互动的科学。它把语言学和语言科学这一领域语用学视角下的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视角和方法。虽然语用学的学科属性多元，也与话语分析、应用语言学等学科并列，但它提供的语言意义解释，有时候是其他学科做不到的（Mey 2001：12）。 2）作为元符号学和元语言学的语用学。莫里斯还指出，以符号学为工具研究科学的科学是元科学（metascience）；符号学必须使用指示符号的元符号（metasign）。他把广义符号学里的所有术语都看成“符号学术语”，包括“实用学”（Morris 1938：8）。他把“解释者”“解释项”“规约”“查证”“理解”等都看做实用学术语，认为“符号”“语言”“真值”“知识”等很多严格的符号学术语都有重要的实用成分（同上：29-30）。语用学术语里，不少是新词或旧词新意，如言语行为、施为、言后行为、会话含义、合作原则等。“语用学”本身也是个语用学术语，离开语义学和句法学无法单独界定。Allott（2010）编写的《语用学关键术语》中收录了三百多条，包括“符号学”“语义学”“句法学”等。 莫里斯区分了纯符号学与描写符号学（Morris 1938：9），这也是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与符号学之别。Silverstein（1976）在语言人类学领域提出的元语用学（metapragmatics），是对语言的语用结构进行描写的学科，与描写语义语法结构的元语义学原理相似（同上：48）。Mey（2001）专章讨论了“元语用学”，主要依据是Caffi（1994）的元语用学研究。他不承认莫里斯对语用学的贡献，因此没注意到莫里斯的元符号学理念对元语用学的启发。但他提出应该对语用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研究目的和方法进行“元语用学思考”（同上：178）的重要性，揭示了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符号学维度。 莫里斯指出，讨论科学语言的语言是元语言（Morris 1938：9，22）。他后来强调，符号学能“为语言学提供元语言”并催生一门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学之科学（Morris 1946：221）。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都区分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Tarski 1936/2002），这一事实使语言学分为语言学和元语言学，更重要的是“元语言”的使用有metalingual和metalinguistic两个层次之别（封宗信2005）。Leech（1983）在“含义”“命题”“准则”等语用学术语之上提出了“元含义”（meta-implicature）“元命题”（meta-proposition）“元准则”（meta-maxim），包括描写过程中的“元语法”性质、礼貌的“元语言”问题、说话者使用的“元语言策略”等，用于元理论探讨。依赖于元语言的理论与元理论，也是当代语用学的另一个符号学维度。 3）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用学。社会符号学是当代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人在设计和解释符号意义过程中的社会维度。Leech（1983）提出的社会语用学，其实是在韩礼德（Halliday 1978）“语言是社会符号”的理论影响下，明确了语用学的另一个符号学维度。韩礼德对语言交际的“情境语境”有深入分析，并注意到了话语与环境有直接的“语用关系”，认为语用性质的语言是表示行为（action）的语言，有其社会功能（同上：29-32）。他在功能语法里（Halliday 2014：38）把语用性修辞范畴与信息性、说教性、告诫性范畴等放在并列地位，看做具体语境下的语篇（话语）有意义的范畴之一。韩礼德一直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称作“语法”和“语法理论”，与莫里斯符号学的三分法不同。功能语言学理论有三个组成部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分别关心信息内容、信息交换、信息结构。社会符号视角下从意义潜势到体现过程中，系统选择（systemic choice）就是意义。因此，这种语义学是包括了语用学的语言学理论。 Thibault（1997：335）指出，研究语言使用的“语用学”不应该与系统（system）观点相对立。他（Thibault 1991：14）曾指出，语用学是以组合关系为基础的话语语义学，没考虑到具体意义选择的语义潜势所处的聚合（系统）网络。以特定语境或“语用”标准把篇章与其所处的系统割裂开来，就没法说明一个具体篇章是系统里许多可能的理论体现之一。他还指出（同上：153），单个话语的语用与符号形式（semiotic form）的系统性相关，语言形式的语义与话语的语境语用意义不能割裂。他认为，由于依赖语境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系统中的选择来实现的，“具体话语符号的语义学就是语用学”。Wierzbicka（1991）对经典语用学理论提出了挑战，把自己的语用学研究称为“人际互动语义学”。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语义学，尤其话语和篇章语义学，是当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符号学也是当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符号学维度。 语用学是一门具有多个维度的学科和语言科学领域，因此才能成为影响许多相邻学科的范式、视角、理论和方法。当代语用学的多面性与符号学的许多特质有关。符号学关注任何可以被当成符号的东西（Eco 1976：7），也关注语言学和语言科学领域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莫里斯的符号学是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三个哲学流派的归纳。他1934年提出符号（symbol）的三类关系（与人、与物、与其他符号），1938年才在符号（sign）理论框架下提出用学、义学和句学。索绪尔的符号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直接理论基础，但在1959年后才在英语世界里产生广泛影响。虽然索绪尔没有提出语用学，但他的符号学思想具有语用符号学（pragmasemiotic）性质，是六十年代末以来沿着巴特传统发展的符号学一直使用的话语研究的一个方法（Sturrock 2003：41）。 经典语用学比莫里斯符号学的实用学范围小很多（Levinson 1983：2），但当代语用学要比语言实用学宽泛很多。当代语用学是在符号科学、语言科学、语言哲学、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复杂关系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已由“当代语言学”里一个飞速发展的领域（Huang 2007：1）成为“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里最有生机和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Huang 2014：1）。它能发展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核心在于其多面性和科学的符号学维度。 感谢奥克兰大学黄衍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初稿并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①Haberland & Mey（1977：2）指出，linguistic pragmatics与史上叫做pragmatics的概念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否认与之有关系。不过，他们不愿意与任何某个历史上的学派捆绑在一起。同一时期，美国语言学家Sadock（1974，1977）也用过这一术语，与他们的所指不同。 ②美国语言学家Lakoff（1969/1971）和Ross（1970）等在生成语义学框架下对预设、施为、适当条件等的研究也属于经典语用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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