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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语用学从学科命名、发展路径、理论来源到研究对象和方法都具有多面性。当代语用学是独立的语言学和语言科学，也是交叉学科领域和一种跨学科视角；它是科学，又是理论、研究范式和视角，同时也是影响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范式和视角。当代语用学的多面性源于当代语言学和语言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源于当代符号学的多面性。符号学有三个符号过程维度，实用学研究的“实用维度”是其一。当代语用学至少包括三个符号学维度：科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维度。 关 键 词：语用学；莫里斯符号学；索绪尔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语义学 作者简介：封宗信，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引言 语用学是当代语言学里一个“飞速发展的领域”“分支学科”和“独立学科”（Huang 2007：1-3）；它是“研究语言使用的科学”（Haberland & Mey 1977：1）和语言学的“新视角”（同上：5），也是语言学的新“范式”（Mey 2001：4）；它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语言学视角，也是研究语言使用行为的“认知、社会、文化视角”（Verschueren 1999：7）；它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跨学科视角”（Cummings 2005）；它有理论和方法，也影响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它有研究对象，也是被研究的对象。当代语用学理论层出不穷，成果日新月异，但学科层面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理清。Levinson（1983）指出，语用学是语义理论的一个必然部分；如果说语用学在逻辑上优先于语义学，那么，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把语用学作为其组成部分或一个层面，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集成理论。如果顺应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定义方式，把语用学定义为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就没法说明从事语用学的人在真正做什么（同上：5-6）。只说明语用学关心什么，是原则而不是定义；通过指称非语言的原因去解释语言结构的问题，没法把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区分（同上：6-7）。语用学定义问题的核心是：这一术语涵盖了语言结构的语境依赖问题和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与语言结构几乎没有关系，也很难二者兼顾。Ariel（2012：23）指出，语用学至今没有一个明晰且为多数语用学家公认的定义，有两大障碍使然。第一，学者希望把大量标准同时融合在一起，调用的标准越多，区分得似乎越准确；第二，学者希望给语法和语用更明确的分工，因而言语行为、言外之意、礼貌、功能句法完全属于语用范畴，一致性和论元结构完全属于语法范畴，语义学家和语用学家在预设和指示词上进行拉锯战。但不幸的是，以上两种目标都难以实现。多重标准导致多重冲突，语法和语用的定义都难以自圆其说。 “语用学”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 1938：6）提出的“实用学”（pragmatics），是为研究符号过程的“实用维度”提出的一个符号学分支学科。这是莫里斯参照“实用主义”（pragmatism）造的一个新词（同上：29），也是个符号学术语（同上：30）。莫里斯符号学包括义学、句学和用学三个维度的研究，而当代语言学除了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还有音系学、形态学等许多分支学科。符号学是“符号的普遍理论”（同上：5），也是科学；既是科学里的一门科学，又是“所有科学的一个工具”（同上：56）。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916/1959：16）认为符号学是社会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也是一门“普通科学”，语言学是这门尚未确立的科学的一部分，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巴特（Barthes 1964/1967：11）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当代符号学的巨大贡献指出，符号学反倒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复杂关系下，语用学家与符号学家少有共识（Parret 1983：1）。甚至语用学内部也有分歧：有的语用学家尊莫里斯为“语用学之父”（Verschueren 1999：6），有的认为他只是个语言学家，仅仅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名称（Chapman 2011：46）。许多语用学著作以莫里斯为源，但大多只用他的经典定义（Mey 2001：4）。有的根本不提莫里斯，而以索绪尔为本。有的彻底否定符号学，认为现代符号学既成功又失败，一方面是符号学教学和研究的一派繁荣，另一方面是其理论缺陷和无法解释语言交际的困境（Sperber & Wilson 1986：7-8）。 在由“实用学”发展到“语用学”的过程中，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日常语言哲学和生成语义学的奠基、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转向和许多其他学科的语用转向。当代语用学的发展历程之复杂，理论和方法之多，学科涉及面之广，学派间争议之大，为除当代符号学外的其他学科所少有。本文拟在语用学与符号学的复杂关系下探讨语用学的多面性及其符号学维度。 2.语用学的多面性 语用学有宏观与微观研究之分（Mey 2001），“经典”与“现代”之分（Chapman 2011），也有理论与视角之争（Verschueren 1999：2），视角与学科之争（Haberland & Mey 1977：5）。当代语用学的多面性几乎是全方位的，在学科术语、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等方面都纷繁多元。 哲学家卡纳普（Camap 1938：2）也给莫里斯的“实用学”下过定义，突出了这一术语的“语”用学内涵。但卡纳普和莫里斯的pragmatics都有多重意义：既指学科（与语义学相对），也指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与语义特征相对），也指描写语言特征的元语言（与语义描写相对）（Levinson 1983：3）。Haberland & Mey（1977）提出了“语言实用学”（linguistic pragmatics），但不愿意承认与莫里斯有关①。Levinson（1983）沿用了至少10次，强调“语”用学。Haberland & Mey（1977）指出，“语言实用学”可以称作“语言使用的科学”。但他们的界定表明，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从“语言的具体使用”（语言的实际使用和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学的具体实践”这两个外部视角去看，是前者；从对制约语言使用的“条件”进行研究的内部视角去看，则是后者。Mey（1979）提出了“实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Leech（1983：11）也用了这一术语，作为“普通语用学”下与“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s）相对的一个分支学科。Barbaresi（2009）的“形态语用学”和Silva-Corvalán（1989）研究文体风格的“语用文体学”也许与以上两人的术语创新有关。 纽约的学术出版社（Academic Press）自1972年来出版了三十多卷《句法学与语义学》文集，其中第九卷（Cole 1978）的副标题“语用学”，第三卷（Cole & Morgan 1975）的副标题“言语行为”和第十一卷（Oh & Dinneen 1979）的副标题“预设”足以说明经典语用学的特质。Lecercle（1999：33-34）指出，把对阐释的分析看成一个过程和结果，就进入语用学和言语行为领域。意向与意义之间的距离，是阐释的具体领域。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包括与语言结构和话语语境相关的语言交际。它覆盖的许多研究课题属于当代语言学领域，但从不同视角看，又属于不同的学科，如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经典语用学的主要理论是英国分析哲学家Austin（1962）、Grice（1957，1975）、Searle（1969，1975）的“日常语言使用”研究②，但在很多年里没有得到语言学家的注意。Mey（2001：7-8）认为，语言学家出于越界的顾虑才不敢涉猎。职业句法学家和语义学家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不大愿意让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语言学。有些语用学家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的普遍研究，有些认为是语言交际研究，有些认为是通过语言的交际功能去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即使在核心问题上有共识的语用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的也不尽相同。 当代语用学的多面性，也许是所有学科和领域之最。有什么视角和方法的语言学研究，就有相应名称的语用学研究。分门别类的语用学有：普通语用学、理论语用学、形式语用学、历史语用学、历时语用学、对比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语篇语用学、法律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发展语用学、实验语用学、变异语用学、批评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甚至还有研究性别的女性主义语用学（Christie 2000）和研究交际中语用混乱的临床语用学（Cummings 2009，2017）。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在内的不同学科分支和领域的视角，几乎都成了语用学的相关学科和跨学科领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The Pragmatics of…”为题的专著和文集数不胜数，既有对语言学领域其他分支学科的语用研究，也有以其他学科为对象的语用研究；既有学科层面的，也有具体领域具体问题层面的。有研究篇章的语用学（van Dijk 1977，1981），也有研究语篇内部的回指、衔接、连贯等的语用学，也有研究新闻语篇、政治话语、幽默话语等的语用学，还有专门研究具体人的语言使用的，如研究总统语言的语用学（Wilson 2015）。从以交际和社会互动为对象的交际语用学（如Habermas 1998，2001）到专门研究各类交际问题的语用学，几乎无所不包，如以礼貌（Leech 2014）、请求与致歉（Blum-Kulka et al.2011）、文体（Hickey 1989）、翻译（Hickey 1998）为题的语用学，甚至还有以数学教学为题的语用学（Rowland 1999）等。 以“Pragmatics and …”为题的专著和文集也举不胜举，大都是语用学与其他学科或研究对象的交叉研究，如语用学与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语用学与语法、语篇、语言教学等，以及语用学与认知、社会、法律、博弈论、优选论等的专著和文集都已出版。语用学甚至被用到非语言交际研究领域（如Wharton 2009）。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化，新手段和新工具的不断出现，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越来越多，有时候很难分清是语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语用学视角下别的学科。例如，语料库语用学是语用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结合的一个新发展，但Aijmer & Rühlemann（2015）也称其为“语料库—语用研究”（corpus-pragmatic research），既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学科。语用学的界面也越来越多。《语用学手册》（Horn & Ward 2006）里列举了语用学与语法的互动、语用学与论元结构、语义学、语言哲学、词汇/词库、语调、语言习得、计算语言学等的界面研究。《剑桥语用学手册》（Allan & Jaszczolt 2012）里还收录了语用学与语言变化、韵律学、信息结构等界面研究。 语用学本身也是研究对象，如语用学史、语用学的进化等，还可以是理论和方法，如阅读的语用学（pragmatics of reading）等（见Mey 2009），也指具体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如弗雷格语用学（Horn 2007）、（新）格莱斯语用学（Horn 2005；Mey 2009）；还指可以传授的知识和获得的能力（Bates 1976）、语言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Kasper & Rose 2001），也可指教学内容，如语言与文化的接口（Ishihara & Cohen 2010）等。 语用学也是研究范式和视角。语用学是语言学的“实用转向”，即从理论语法（尤其是句法）范式到语言使用者范式的转移（Mey 2001：4）。语言研究有语言结构描写和语言使用描写，语用学家之所为是语法学家之不能为。语用学不同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与语言学，既是这些学科的“语言学视角”，也是语言学的新视角——“语用视角”（同上：8-9），既从实用角度研究语言的功能，又为语言学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新的办法（同上：11）。Cummings（2005）的《语用学》以“一个多学科视角”为副标题，内容包括语用学的多学科本质、意义理论（包括推理模式、心理语言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关联理论、语用学与心智、哈贝马斯与语用学、人工智能与语用学、语言病理学与语用学。他在最后一章“多学科的语用学”里，讨论了“其他学科与语用学”和“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双向关系，并最后指出，语用学的多学科概念，其真正的威力在于能够超越学科界限，不断重新界定语用研究（pragmatic inquiry）的范围（同上：312）。 荷兰本杰明出版公司1986年以来在Pragmatics & Beyond新旧两个跨学科语言研究系列里共出版了338本专著和文集。1980-1986年出版的55本，涵盖“话语研究、语用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1988-2017年出版的283本，其中有语用学与各种学科的并置、融合和交叉，以学科面广、理论和方法多样为特色，囊括了跨学科语言研究领域的所有内容。当代语用学正在以“毫无学科边界设定”③的语言使用研究图景更新着我们对“语”用之学的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