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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在香港遇见北岛和甘琦，他们邀请我先给《今天》编一个“专辑”，然后再由香港中文大学编入“视野丛书”。记得是2018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饶宗颐访问学人讲座”，北岛还亲自到下榻的凯悦酒店来，带了前几个收录专辑和丛书的样品，让我照猫画虎。 说实话，我有点儿犯嘀咕，因为不知道我的色彩是否太“古代”，风格是否太“学究”，是不是会在现代感强烈而文学味十足的《今天》杂志里，不合时宜地横插进古代和历史，仿佛在摩天楼中间楞插一个农家院，显得不那么协调。到了十一月，我在香港参加一个论坛，又遇见甘琦，她特别说，北岛要在《今天》里编这些专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要展示中国各种不同的思想与学术，所以，才特意邀请我这个基本算是学院学者的人来参加，我心里这才有了一点儿踏实。 文学谁不喜欢？可并不是谁都会做文学的。我虽然早年也有过文学梦，也写过文学作品，还撰写过《唐诗选注》、《汉字的魔方》、《古诗文要籍叙录》三本和文学有关的著作，但毕竟我自己始终是双脚站在文学之外，自己也总把自己定义为“学院中的历史学者”。半生所写，八成以上都是历史学术论著。但北岛又有言在先，说专辑里面尽量不要收学术论文，最好都是随笔杂文。这就苦了我了，搜尽囊中存货，也还是不那么文学的一些历史随笔、读书笔记，以及时论短评。一个历史学者，习惯了总是回头看过去，写的也多是古代故事。所以，下面选入的这些文章如果读来觉得乏味，我这里要事先抱歉。 这里的第一辑“所传何统”，多是讲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被宠信和被误会，因为近年来某些所谓“传统”走红得让人诧异；第二辑“藉史入思”，则是我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思考，历史学者也会思考，不过历史学者的思考不习惯乘着概念的纸飞机半空乱飞，总要有证据有文献才算安心；第三辑“引颈偶眺”，说的是一些有关边缘历史的观感，既从周边看中国，也从中心看边缘；第四辑“普镇琐记”，则是2011年到2013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的随感，记录的是我最感轻松和惬意的那段时光；第五辑“奈当下何”，则是我对今天中国思想、学术和人文教育的一些感慨，知道“说了也白说”，但习惯了“不说白不说”。最后的“附录”中，收了两篇文字，一篇是我写自己家世的《福州黄巷葛家》，对陈年旧事的琐忆，算是让读者知道这个作者的来历；一篇是韩国学者对我的采访，这篇访谈从来没有在中国发表过，由于非常全面地介绍了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收在这里，希望读者对我的学术与思想有所了解。 这里要谢谢北岛。说实在话，北岛和我并不算熟，但有一个重要缘分，就是他和我已故的弟弟葛小佳，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同事，关系不错。2009年，我弟弟患病故世，北岛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悼念文章，我很感谢他的这番情谊。何况《今天》也是我所敬重的一份杂志，在风雨如晦的四十年里，它辗转北京、斯德哥尔摩和香港，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份理想。所以，当北岛邀请我在《今天》上编一期专辑，我当然觉得非常荣幸，又岂能不欣然从命。 于是就汇集了以下这些文字。 葛兆光 2018.12.30 辑一 所传何统？ 好些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中国现在的所谓“传统回归”和“复兴国学”。我当然知道“让传统归零”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种所谓传统文化，伴随着“崛起”而来的“复兴”，却荒谬得让人不解。 下面这几篇随笔，就是在陈述我的疑惑，所以这一辑叫“所传何统”。 祭罢炎黄祭女娲？ 1 转眼又近清明。 也许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罢，清明历来是怀想亲人的时候，除了郊外踏青看绿草初生，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扫墓祭奠，面对已逝的先人聊慰思古之幽情。据说，各地都在筹备祭祀活动，弄得古人在天之灵分身乏术，忙着赶场子接受香火朝拜。一天，在研究室默坐，冷不丁地电话铃声大作，让我着实吃惊。原来，有人从河南打来电话，说要隆重祭祀属于他们县的葛天氏，希望我也参与一份。 葛天氏算不上显赫人物，只在《吕氏春秋》中，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么一笔，《史记》里面只是闪闪烁烁地说“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身世既说不清，经历也道不明，充其量，算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个乐师。我虽姓葛，却从来没把他当自己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总觉得与其找玄之又玄的传说人物放在祖宗名录上挂帅领衔，不如高攀两晋之交史传有据的葛洪，虽然他迹近道士，但有名有姓也还够得着。听罢电话，心里有些诧异，现在这种你也祭我也祭，古人身价看涨，人人都有三牲供奉的当下风景，实在让人纳了闷儿。 翻检行事历，看了看报纸，发现近年国内各种祭祀，最隆重最大宗的除了曲阜祭孔，就是祭祀炎、黄，烟火缭绕供奉在上的，为何是儒家先师和人文始祖？ 细细想想，渐渐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2 前些年，台湾的沈松乔教授写文章，他说到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晚清以来黄帝的重新发现，其实是在需要重建“中国”的时候，汉族中国人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出来的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当时，知识界之所以要把他奉为中华共同“始祖”，很大程度上，是用它当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象征。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的报章杂志中，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各类论述，几乎形成“黄帝热”。甚至还有人把黄帝事迹谱作乐歌，用在教材中供儿童讽诵，还有人呼吁用“黄帝纪年”，全不管这个连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无法追溯的黄帝元年，究竟算得清楚，还是算不清楚。但是，人们打心底里明白，就连司马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黄帝，毕竟还是扑朔迷离的人物。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这些“不雅驯”的黄帝记载，只是依稀的“传说”，并不是确凿的“历史”。 不过，历史转型时代中的历史学处境很尴尬。通常，历史学家们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承认“历史”是“科学”，不太愿意坦承“历史”有时也是“虚构”。其实这本来不必隐晦，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和司马迁差不多同时代的《淮南子》里就说，为什么要制造黄帝？就是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賎今”，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是一个习惯和传统，远的不必说，像“天生玄鸟，降而生商”、“履大人之迹”，就是在历史头上戴一顶神话帽子。就说二十四史里面，那个原本“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长刘邦当了皇帝，史家也要帮他虚构其母受孕时“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的故事，外加上后来在丰西泽中斩蛇的神话。甚至连原非华夏的契丹人，当他们建立王朝时，也要像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一样，编造一个耶律阿保机母亲梦见“日堕怀中”，他出生时满室有“神光异香”的故事。这很难免，不止是中国，世界诸国亦如是，按照一种历史学理论说，在民主的现代观念没有普及，天授王权思想还有效的时代，每当王朝更替，都得编一段神话，说得现代一点儿叫做“建立王朝合法性”，说得传统一些就是“神道设教”，借了神话吓唬民众说，这个王朝是你们的“天”，这个皇帝是你们的“神”。 炎帝和黄帝便是让汉族中国人遥想远古，认定四海中国本来一家的象征。在民族和国家都风雨飘摇的晚清民初，寻找认同符号（Image of identity）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沈松乔教授举出好些例子，像1903年，章太炎作《祭沈禹希（藎）文》，特意用“黃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的纪年；1908年，同盟会就在东京遥祭黄陵；1935年，中国国民党推派中央执监委张继、邵元冲“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辕轩氏之灵”。特别有趣的是，1937年中共陕西苏维埃政府也派遣林祖涵代表苏区人民致祭黄陵，还宣读了毛泽东、朱德所撰的祭文。在文学领域，最有名的是鲁迅1903年写的那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轩辕就是那黄帝了。 没想到九十多年以后，某主管科技的高官居然把这首充满想象的诗当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申斥那些疑古的历史学家道：谁说中国没有黄帝？为什么不能用黄帝纪年？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或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富裕的时候”，需要一个“神圣”的“念想儿”，作为动员力的来源，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也作为宣示国威的象征。 3 不过，凡是说近代中国的那些事儿，常常不免要扯上东邻西舍。说起来，不止中国人爱追溯光荣历史，这又不是什么独门暗器不传之秘，你会的他也照样会。在对历史的“发明”中，有关民族和国家起源的神话，总是最为紧要、也是最容易想起的一环。中国人爱说五千年文明史，埃及人爱说六千年文明史，隔壁的朝鲜人呢？也一样会追溯光荣历史。或许，是因为曾经为殖民地，又夹在日、中两强之间的缘故罢，朝鲜的这种历史癖好似乎比中国还强。 朝鲜人高攀的是檀君。这里要多说两句历史。原本，朝鲜人曾相信自己是“箕子之国”，问题是所谓“箕子之国”的说法，并不出于朝鲜，而来自中国。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东汉时代中国人想象箕子把文明带到了朝鲜，早期朝鲜人也在很长时间里承认自己接受了来自箕子的文明。朝鲜古史书里像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就毫不忌讳地提及这码事儿，直到李朝朝鲜建立后，他们还说古代“箕子受周武之命， 封朝鲜侯”，因此朝鲜国王受明朝太祖之封也并不是什么耻辱。连稍后的朝鲜世宗国王也说，“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 不过，箕子只是殷周之际的人物，供奉外国人作祖宗，就有点儿像老话说的“反认他乡是故乡”，除了说“此间乐不思蜀”的刘禅阿斗之外，换了谁心理上也不舒服。要让一个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不能不“再造历史”或“重认祖宗”。因此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李朝朝鲜对满清中国越看越不顺眼，他们便打算自树一帜，要重新找到“檀君”认祖归宗了。近来，看到孙卫国君的论文《传说、历史与认同》，里面就对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历史作了清理。他的论文让我们看到，在强调朝鲜民族独立和自我文明中心的时候，檀君的想象开始被放大，而箕子的历史渐渐被遗弃。 什么是檀君朝鲜？韩国人说檀君朝鲜，就好像中国说黄帝中国。原来，传说中的檀君是天帝桓因后裔，天帝之子桓雄率三千人，降临太白山顶檀树下，而桓雄与熊女之子，就叫檀君王俭，檀君建都平壤，于是就有了朝鲜。檀君在位一千五百年，后为阿斯达山山神，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岁。追溯上去，朝鲜建国应当在中国唐尧时代，远在箕子之前。这个故事最早始于高丽时期的《三国遗事》，但来历不明，就像“不雅驯”的黄帝传说一样，最初朝鲜官方也不认可。朝鲜世宗在1427年就冷冷地说过，“檀君统有三国，予所未闻”，而很多相信证据的朝鲜史家也表示质疑。不过，由于这种传说比箕子的故事更支持民族自尊，所以，也有很多人私下里愿意相信传说。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大明被大清取代，华夏衣冠换成了辫发旗装之后，他们渐渐希望从中国笼罩下挣脱出来，也就越来越趋向重新书写“去中国化”的历史，把这种光荣的系谱追溯到桓因、桓雄、檀君。很妙的是，这种取向在近代，由于一方面得到历史学家对箕子传说进行科学批判的支持，一方面得到民族主义者摆脱中国笼罩重建朝鲜历史的意图的支持，再加上后来日本殖民主义者试图从中国阴影下重塑朝鲜的意图，在近代朝鲜，杂揉了民族情绪和追根风气的檀君传说居然渐渐蔓延开来，反倒成了历史溯源的主流。 历史真是充满吊诡。如果说，在科学史观下，中国学者对黄帝传说的批判瓦解了中国民族认同的旧神话，而日本和朝鲜学者对箕子传说的批判，却成就了朝鲜民族认同的新神话。朝鲜人推导出檀君诞生在公元前2333年11月3日，并以信奉檀君而创立了新宗教，他们把这一天称为檀君节（后改称御天节，最后定为开天节）。1921年11月3日，汉城即今首尔还举行了开天节的庆贺仪式，以后，每逢这天韩国民众都举行活动来纪念檀君诞生。1948年，光复后的韩国第一次国会讨论用檀君纪年，以檀君诞生的公元前2333年为檀纪元年（一直到1961年12月，韩国国会才通过法律，改檀君纪元为西历纪元）。 4 这不奇怪，真不奇怪。1903年，中国的刘师培也发表了“黄帝纪年论”，他说所有的民族都要追溯起源，而黄帝就是四亿汉族的祖先，是“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因此他提出，应当学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以黄帝降生之年为纪年开端。这个说法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据沈松乔研究，当时章太炎、黄节、陶成章诸人，以及倾向革命的杂志如《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汉帜》等等，在当时都开始以黄帝为纪年之标准，黄帝纪年蔚为时尚，至今还有人觉得，这个纪年实在是长了国人志气。 当刘师培想出“黄帝纪年”的时候，启迪他的是日本。日本尽管常常对外来文化是“拿来主义”，但在保护自己文化上，其实很固执，就像丸山真男说的那样，“深深的古层”和“执拗的低音”始终支配着国民意识。比中国和朝鲜更早，日本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也在追溯历史上动过很多脑筋。在日本与中国渐渐分离的江户时代，那些要把日本“从中国文化中拯救出来”的国学者，就曾经重新叙述日本早期历史。从贺茂真渊（1697-1769）抨击中国思想凸显日本之道的《国意考》、本居宣长（1730-1801）重写日本神代史的《直毗灵》，到平田胤笃（1776-1843）追溯日本古道学的《古道大意》，都在把传说当作历史，把神灵算作人物，千方百计上推日本“神代史”，像本居宣长就维护《古事记》对于日本起源、天照大神、以及天皇的传说，把这种“日神精神”看成是日本认同的象征，显示出重写历史的强烈愿望。 到了明治时代，为重建统一国家，闲置了近七百年的天皇居然又重新成了凝聚国民的神圣象征。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对构造历史系谱格外重视，他们对“徐福东渡”之类故事，似乎和朝鲜人对“箕子传说”一样耿耿于怀。新的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神圣权威，明治时代的日本，不但要重新确立天皇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开始对天皇历史进行神化。他们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传说，说日本元祖天照大神是“生命与光明的最高大神”，而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经历了百万年之久，而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即位的，相当于中国周惠王十七年。明治年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天皇统治”，这里所谓的“万世一系”，就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重构的日本历史，这个历史可就长着呢。 如果这样一算，日本的文明史就比徐福早多了，也比来自大陆的归化人早多了。徐福是什么人？是秦时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史书《史记》记载的，他是秦始皇派出去到海上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死之药的，据说，他率领了童男童女数千人到了一个海上的“平原广泽”（即日本九州），就在那里称王定居不再回来了，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210年。一千多年后的唐代，有人写了一首诗送给日本和尚空海，说“禅居一海隔，乡路祖洲东，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山冥鱼梵远，日正蚕楼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看来，当时空海也承认这个徐福到日本传播了周代中国的文明。可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还能承认自己就是徐福后人，而日本文化是“周礼”之遗韵么？独立和强盛的日本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所以，他们接着国学者的说法，宣称“做人要有做人之道，做人之道首先要知道祖先，也要知道国家根本，要知道国家的根本，就要知道天地开辟，而天地开辟的历史就在我国神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中”。 这就是“世间万物皆变，惟吾皇统永恒”。 5 历史年复一年重演旧剧目，观众换了一轮又一轮。马克思当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一切历史事变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这句话很对，历史之所以可以反复上演而不被人们厌倦，因为在不明就里的新观众看来，旧剧目似乎总是新的，不免依然看得兴致勃勃。 其实，当下的炎黄祭祀热，过去不是没有，对于炎黄百般崇敬甚至神化的剧目更是不断重演。这让我想起八十年前的一场风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校、顾颉刚等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政府明令禁止发行，当时国民政府之所以禁止这本书，只是因为关于古史的叙述中，不仅没有三皇五帝，而且认为“尧舜揖让的传说，没甚根据”，一部分是流传的神话，一部分是托古改制的瞎话。作为建设年青一代国家意识的历史教科书，很多人觉得，必须追溯超越埃及、希腊、罗马的古老历史，以证明民族的独立与悠久、文明的古老和神圣，否则，国人会面对他族望洋兴叹，失去自豪与自信。当时的《醒狮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阿斗”、题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的文章，记载一个叫做丛涟珠的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她一本正经地上文呈请政府禁止这部教材，而国民党大佬戴季陶更严肃地说，你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个祖先”。在这份报道上，记者形象地描述了国务会议的情况：“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辞，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胡适看了看这份报纸，无奈地笑笑，把它小心地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同样的戏码在中国演，也在日本演，就在中国这件事儿发生的几年之后，在日本有一个叫做津田左右吉的学者，和顾颉刚的古史辩学说一样，坚持用“无徵不信”的学术立场考证历史，写了《日本上代史的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著作，指出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时代的历史，是层层积累“制造”出来的，很多年代并没有根据，所谓“神代史是在国家组织整顿之后，试图在思想上论证国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精心编织起来的神话”。他说，“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思想的构成”。然而，他也马上被日本右翼攻击，被安上了“不敬罪”，他的著作同样被禁止发行，而他本人也被迫从早稻田大学辞职。这一年，正好是日本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1940年。在这个时代，日本由于战争，亟须民族凝聚力与动员力，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古神话，正好支持了所谓“国民精神”的异样膨胀，本来取向不一的神道教、儒家、佛教、天主教在这种民族主义大潮中，结成了“精神报国大连同盟”，津田左右吉的历史伪造说，是一种不协调声音，难怪右翼分子对这个本来也相当大日本主义的津田左右吉，也要坚决抨击、抵制和惩罚。 奇怪的是，津田左右吉的一些思路，原本来自他的私淑先生、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然而明治时的白鸟演的是喜剧，而昭和时的津田演的却是悲剧。在日本明治时代重塑历史的潮流中，白鸟左手写《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右手写《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在他笔下，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解构。尽管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追求真实的历史学学术训练，但另一方面也有明治日本瓦解中国和朝鲜早期传说，凸显日本文化自主渊源的意思。怪不得白鸟成了国师级的人物，一度大红大紫，而津田亦步亦趋把这种历史方法挪用到日本的时候，却得了个“不敬”的罪名，被反复追究责任。 历史真是诡异得很。 6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会为民族自尊和认同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悠久的历史”，Michael Sturmer说，“谁提供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关于过去的概念只是来自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是依赖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赢得未来”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面前只是有待挖瘤割疮的身体，却不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熟人。那么，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该何去何从呢？ 回到《史记》。尽管秦汉时代炎、黄二帝已经逐渐成为认同象征，设了上畤下畤的祭坛被供奉，但司马迁还是觉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尚书》中没有记载黄帝，这让他觉得很为难，只好南下江淮，北上涿鹿，西至崆峒，东达海边，听很多老人传诵黄帝故事，但最终仍然觉得人言人殊。作为史官，他既要寻找一个历史的源头，又不好违背历史真实，于是只好苦笑笑说，“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司马迁的犹豫让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很困惑，因为这种传说没根没据，而有限的记载好像又有些不尽光彩，清人梁玉绳在读了《史记》后说，就算是黄帝实有其人，历史记载中的他忽而拥护君主，忽而犯上作乱，“日寻干戈，习用军旅”，实在不能算是人文楷模，为什么要留下来放在《史记》当历史源头？ 我没有去过炎帝陵和黄帝陵，只是在照片上瞻仰过那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觉得夸张有些奇怪，我也没有参加过祭祀炎黄的活动，只是觉得呼唤了几十年破除迷信的政府官员面对虚构神祗却叩拜如仪，不免有些异样，学界中人有的像相声捧哏一样，为这种事情考证，也实在煞有介事得滑稽。隆重其祭祀，巍峨其建筑，也许到头来只剩下两个意思，一是期待它成为旅游资源来赚钱，一是花钱赚吆喝，让它当精神动员力的浮夸象征。关于虚耗公费的前者，我们无话可说，关于事关历史的后者我却要问，为什么老是“药方仍贩古时方”？你看东亚三国，在需要民族认同的时候对历史的追溯和神化，就好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希望说自己的历史长，自己的文明好，而且都要想方设法证明它是来历久远的“自主产品”，并不是别人祖先下的“蛋”，可是，这种争先恐后把自己家谱上溯到虚无漂渺处的作法能够证明什么呢，是否反而会引起“历史的竞赛”并引起“无尽的争执”呢？ 其实，檀君也好，天照大神也好，炎黄也好，始终是有人在质疑的，不说司马迁那么早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庞朴先生就曾经写过文章，半是考证半是调侃地说，黄帝原本大概是黄河皮筏子。可是，严肃的历史证据毕竟架不住重塑历史的潮流滚滚而来，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河南和甘肃正在争先恐后地“隆重祭祀三皇之首伏羲”，看看人头攒动的盛况，不觉暗暗吃惊。一个朋友来信说，连唐代人编出来的《三皇本纪》，有人也提议要重新放回被顾颉刚他们郑重将其删去的标点本《史记》前面了，那么，下面要追溯和祭祀的是谁呢，是女娲吗？ （200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