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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时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可以看作是关于社会研究知识范式转型的声明，是传统的大哲学向现代社会学学术政治转化的宣言：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义和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做辩护（如教会的神学）等方面，而应该启动干预和改造社会的工程。以此为视野，本文考察近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一个学科的发生和发展，很少像文化研究那样显著地标明其旨在改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立场，而这恰恰是文化研究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状况相碰撞时，所激活的学科内涵。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从介绍一种来自欧美等国关注文化的知识，到依照这种知识凸镜观察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进而明确中国文化研究所面对的独特命题，乃至反思今天中国对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大写的、来自所谓西方世界的学理思想传统）接受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和错用，构成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风景。文化研究旨在改变这个世界，这已经达成学科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和完成这种改变,这才是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线索，也是当前文化研究学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恰恰呈现出内在的学术政治“对立”：文化研究乃是应该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构造知识形态的学术界定，还是综合性地运用不同知识，在各种学科体系之间“串门儿”，解体学科界限划定的知识权力体制，令“文化”问题摆脱原有的制约规则，形成一种思想的冲击力？所以，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史，不妨先思考文化研究与“学科”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学科”这种形式是否与文化研究的目的、宗旨和理念相抵牾。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研究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文化研究可以是所谓的“学科大联合”，也可以“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但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会带来批判性和抗争性的消解，所以，周宪提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 但是，尽管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学科化的道路。文化研究虽然号召田野行动，但是，在中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是由现当代文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的高校教师构成，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就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诉求，也成为学者们谋求高校生存、获得经费支持的主要途径。正因如此，对于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警惕背后，隐含的乃是对以文化批评为伪装的职业生存策略的抵制。陶东风这样总结：“文化研究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对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 有趣的是，恰恰在陶东风所说的这种质疑或声讨之中，我们窥见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内在学术政治逻辑：渴望获得体制认可，又期待改造这个体制所依赖的世界；一方面批判当代文化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又尝试将这种批判化为学术界知识共同体话语，幻想得到理解和支持。最终，批判性的话语意识、压抑性的反遏制策略和紧迫行动的幻觉生产，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 文化研究的中国落地 纵观30年的道路，不难发现，文化研究之于欧美和中国，虽然具有相同的话语形态，却未必具有想通的学术理念。不同的历史背景养育了不同的思想主张。 文化研究背靠英美社会“行动主义”的抗争政治背景，其发生的时刻，恰好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际政治出现危机，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遭遇了遏制的时刻；与之相应，工人运动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广泛传播，“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依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仿佛是在禁锢已久且令人痛苦不堪的黑铁屋里打开了一扇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窗户。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生活的困苦、政治的压迫和体制的荒唐，一时之间成为文化研究崛起的社会意识基础。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变化，传统的左翼如何调整自己的知识，来回应诸如英法入侵苏伊士、“布拉格之春”或者“越战”等事件，构造了文化研究的增长动力。所以，格罗斯伯格在总结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时提出，文化研究尽管研究文化，但是，它并非关于文化的研究，不是对文本的研究，更不是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权力的剖析，而是剖析“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的轨迹宰制”，所以，“文化研究相信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改变语境和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只是试图寻求权力的组织，也在追寻幸存、抗争、坚持和改革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接受文化研究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文化研究的学理家族之中，却具有另外的社会学动力。詹姆逊把文化研究称之为“历史大联合”，而金元浦则视之为“学科的大联合”，其间不同的意味不妨做一点“强制阐释”。对于欧美学者来说，文化研究的吸引力来自于其超越传统学院知识生产方式，令学院的学术生产与新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症等政治活动的内在支持。 在这里，詹姆逊所说的“联合”乃是文化研究历史性地将各类社会问题集合在一起，且令其成为具有历史实践意义的行动。单独的社会行动，联合起来，成为历史性的行动，这才是文化研究的功能和意义所在。而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现，深深植根于两个有趣的背景：大众媒介文化的崛起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无力。 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刊发鲁枢元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章认为，文学一直是“外向的”，强调反映外在的现实；而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返回心灵的“内宇宙”之中写作，文学回到了“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冲刷着文学的古老峡谷”“是一个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进而周崇坡发文提醒要警惕这种“向内转”，童庆炳、张炯等学者则认同这种“向内转”，围绕该问题，文学研究也开始了对心理学等问题的重视，出现了研究的“向内转”的现象。，出现一种强调文学研究的“审美自主性”的倾向，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所谓外部研究，一时之间失去了魅力。于是，文化研究的出现，乃是以一种新的知识范式转型的方式，给学界带来震撼。所以，在比较早的、较为深入地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场著名的对话中，李欧梵尽管比较集中地说明了英美文化研究，尤其是美国文化研究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类斗争，也包括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话者汪晖还是不免会强调这种理论如何用来重新阐释中国思想史的问题。 简单说，欧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立足于欧美社会内部将政治斗争看作是文化斗争，尝试通过文化斗争改造现实的冲动；而中国文化研究崛起的背景，则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政治思潮之后消费主义的兴盛和文学理论的失语。戴锦华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或始自 80 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引入及其本土批评实践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 前者来自本地经验的改造意识，后者来自理解新的文化发展状况的理念，两种文化研究的不同思路在中国汇集，构造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独特道路。 周志强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把中国文化研究的道路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大量介绍欧美等国的文化研究理论。1985年，杰姆逊（又译弗·詹姆逊）在北大讲述后现代主义问题，之后出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开启了国内学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1987年，张英进、于沛主编的论文集《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在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伯明翰学派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论文，这应该是大陆最早译介文化研究的成果；1988年,周宪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以“文化学“为关键词，收录了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论文，这应该看作是较早具有文化研究学科意识的一次编译出版。李欧梵和汪晖在《读书》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两篇对话访谈，乃是国内第一次清晰地介绍文化研究“学科知识”和“理论范式”的文章。这一年的 9月，《读书》又举办了题为“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文化研究”借此逐渐进入中国学者视野。1995年号称“中国文化研究元年”，这一年5月，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8月，“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美国学者阿尔伯特·科恩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1996年7月，“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这三次会议的举办，应该说标志着“文化研究”在大陆的“诞生”。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之相应，中国学界推出了各类西方文化研究的译介成果，如“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文化与传播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文化研究个案分析”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概念具有多重内涵。朱伟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是一种寻找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解释的公共热情的释放。”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可以指“文化寻根”“人类学的文化阐释”“中西文化比较”“儒释道文化”,等等，而恰恰较少指伯明翰学派所确立的所谓大写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本土经验时段。这一时段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算起。1999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2000年4月，南京大学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动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命题，全面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考和分析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与内在矛盾，成为这一时段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延展，推动着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流行音乐的崛起、文学杂志的兴旺、通俗小说的泛滥、电视文化的发达，以及传统的严肃文学的所谓“衰退”等，都令中国文化研究面临新的阐释命题。来自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了面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李陀、王晓明、戴锦华、陶东风、周宪、王一川、陆扬、金元浦、王岳川、孟繁华、罗钢、黄卓越、金惠敏、王宁、姚文放、汪民安、王晓路、赵勇（随机排名）等亮出“文化研究”旗号，致力于以新方法阐释和反思中国社会文化的新问题， 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的影响还突破了文学批评，扩展至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都市研究等领域，出现了一种“文化研究转向”的趋势。 标志着文化研究知识本土化的事件则是陶东风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于2000年创刊，之后，该杂志成为国内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阵地。到2008年，王晓明主编的《热风学术》出版，并创建了当代文化研究网站，推动文化研究的社会行动，构造了文化研究的全新知识范式。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文化研究开始融入高校体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开设“文化研究”课程，其中，陶东风、陆扬等学者以文化研究为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之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等专门的文化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此时，文化研究不仅落地中国，且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系统中的重要部分。 21世纪10年之后，文化研究进入所谓的第三个时段，这是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理论多元和思想困境并生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化发展的高峰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等开设文化研究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学校招收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2014年12月6—7日，南开大学文学院、《热风学术》编辑部及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文化研究的教学”为主题的“热风论坛”；2016年6月24—25日，北京语言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以“生活新状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为主题展开讨论。国内学者如陶东风、周宪、王晓明、张红兵、徐德林、罗小茗、刘昕亭等学者都曾撰文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 中国文化研究的几个重要基地先后出现，如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及刚刚成立的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此一时期，文化研究真正走向一种多元并进的时期。早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艺领域，而时至今日，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自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其研究的课题也从文艺性的文化研究延展到生活文化或社会文化研究，涵括了娱乐文化、视觉文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政府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研究、文化美学与批评、生态美学、都市空间与景观文化、记忆政治、风景政治、青年亚文化、数字文化等学术问题。生态美学、身体政治、声音文化、动物伦理、人工智能、后人类文化等话题，成为这一期文化研究多元化的标志。与此同时，“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在乡村治理、阶层研究、底层社会调研、性别政治、消费社会理论等诸问题领域与文化研究交叉集合在一起。文化研究成为这些学科和问题沟通对话的中介和平台”。恰如王宁所说：“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正统提出了激进的挑战。它促进了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了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日常生活的建构情形，其最终目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学术的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 在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到文化研究领域，在推动文化研究知识形态转变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研究道路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凸显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新命题和新困境。罗岗、薛毅、孟登迎、潘家恩、马中红、周志强、胡疆锋、张慧瑜、罗小茗、徐德林、颜桂堤等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一方面是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极力保留一种“改造社会”的实践品格，这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所在。批判的意识与圈守娱乐文化领域的策略、反宰制的冲动与争取学术体制的资源支持，既借助于文化研究更新知识，形成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把文化政治、权力话语的研究植根于传统的学术理论之中，又保持一种独立的学科形态，确立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领域和问题框架，这应该是30余年来的核心成就所在。 批判视野下中国文化研究的问题框架 然而，无论怎样评价文化研究的30年道路，其间的批判性意识的构建，乃是中国文化研究在理论译介、话题生产和意义阐释诸多工作中，最值得今天回顾和认可的成就。换言之，30年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像欧美文化研究一样通过直接参与社会抗争政治形成自己的问题框架，却自觉地吸取欧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想资源，形成了有趣的“双重话语”现象，即以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为壳，以大众文化、人文精神失落、日常生活审美化、公民社会构建、大众教育等问题为线索，凸显学者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冷静反思、强烈批判乃至妥协性对抗的冲动。一方面依托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发展的种种议题，分析其文本隐含的文化政治，厘定其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力求创生富有现实意义的批判话语，打开公共话语的议题空间，鼓动更多的人参与话题和反思社会。这种双重话语凸显了中国文化研究强烈又幽深的“反遏制意识”。“这是无力行动的知识分子用思想行动的充实饱满‘补偿’政治行动的匮乏之努力。”这种努力造就了这样一种生动的图景：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政治、少数族裔文化、性别政治和后殖民文化理论等，皆与中国社会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中，因其蕴含的反主导性、反机制性权力等意义也成为核心议题。 事实上，出于文化研究的反遏制意识，在中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实现了一种有趣的结合。文化研究的理论知识往往来自左翼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后现代主义的去历史化和去深度模式，令这两种文化理论本应“势不两立”,但是，在中国大陆，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主义的主张具有反权威、反主流和去中心化的功能，从而备受学者欢迎。事实上，伯明翰学派理论与法兰克福理论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共同作用于大陆文化研究学者。21世纪初，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才开始让国内学者具有一种“认祖归宗”的意识——金惠敏倡导积极受众理论，徐德林提出“重返伯明翰”，孟登迎重申“仪式抵抗”，胡疆锋反思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论、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抵抗”思想以及戴维·莫利的“积极受众”，等等，本来都存在一个重塑阶级意识的线索，却在反遏制的意识中，被大陆的文化研究学界解读为多元主义的政治编码。仿佛一瞬间，多元主义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理解生活的基本共识。但是，多元主义通过鼓励理论的多生态发展，暗中把“历史真理”这个命题取消掉了。多元主义肯定有很多思想上的源流。在中国，市场逻辑成为第一生存逻辑的时候，“黑猫白猫”的知性分辨就失去了意义，而“逮着老鼠”的实用主义法则自然占据人们的头脑意识。以多元主义来组织对意义的权力主导性生产的对抗，形成批判性的视野，并“容纳”左翼知识的总体性内涵，乃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一道有趣的学术风景，体现维持批判视野的苦心孤诣。 事实上，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虽能殊途同归，却终是不同的学理传统。但是，大陆文化研究的学者却不由自主地从中汲取批判性的思想，来维护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学术政治。于是，在学理上，中国的文化研究戴上了一层反知识固化的面具，成为对传统研究的知识范式、政治立场和阐释理论的对立性批判。 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逐渐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化时期，商品化浪潮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构建阐释和批判消费主义文化的新思想资源。此时，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对个人操守的坚持，都在这种消费主义商品化进程中丧失有力的自我辩护能力。1989年前后退出“立法者”位置的知识分子，更是自觉地寻找可以成为“阐释者”的理论资源,借此“文化”之研究，立刻激发崭新的学术理论构造冲动。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与雷蒙·威廉斯的《城市与乡村》，不仅几乎同时被翻译成中文，也几乎同时引发学者们的兴趣。这两种有融合之可能性而事实上却各自分立的知识传统，在中国大陆奇妙结合。人们借助于威廉斯的理论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昏聩和贪婪，借助于阿多诺的思想拒绝大众文化的低俗和浅薄。“这种融合的结果则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获得了新的理论方法的创造激情，并由此实现了由中国社会的启蒙者向现代文化的阐释者的身份转换。”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撰写了《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他首先回顾了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如何把批判理论边缘化的问题，然后，他提到，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或翻译为“批评理论”“评判理论”）对于技术社会的批判和文化研究对于日常生活文化的分析，应该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比较早地把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工人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身份转变与认同消解联系在一起进行了反思。 所以，对于批判意识的强力鼓吹，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中隐藏的生动现象。相应地，中国文化研究应该具有怎样的批判性格，这是关键性问题所在。早在20世纪90年代，陶东风撰写了《文化研究的超越之途》一文。他认为，文化研究带给中国的乃是一种新的批判，借助于反思进步与发展的“神话”，反对唯实主义思维。而陶东风反思20世纪80年代文化批判的所谓重大缺陷：“只有政治向度、意识形态向度而缺乏人文向度，以至于只可称之为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甚至具体的社会问题批判，而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 所以，文化研究的批判并非简单的政治批判或问题纠缠，而是致力于日常生活文化构建中的观念改造的批判。在这里，虽然1996年的陶东风还没有系统而成熟地从文化研究角度形成自己的批判理念，但是，他却在这篇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叙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逻辑：社会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乃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批评”，而文化研究乃是以批判实用主义和发展主义为线索的文化形态的总体反思和分析。它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而是从文化生活的基本层面来展开。 这种在批判视野中推进文化研究的模式，内在地迎合了30年来中国学者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策略。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以以学科化的形态存在，维持自身学术生存的面孔；另一方面，却又具有明显的“介入现实”的功能，其批判性的内涵令学者从“纯审美”的话语中摆脱出来，重新激活知识分子的现实身份感。周宪这样说：“对‘革命时代’知识政治的普遍反感导致了走向相反的追求纯粹知识的幻象。而当今相当体制化和学院化的知识系统很难扮演强有力的社会批判角色，它们不是蜕变为书本上和书斋里、讲堂里的玄妙学理，便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分工和小圈子的品格。在这种情形下,寻找一种具有突出社会现实参与和干预功能的研究路径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研究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 从陶东风的文化批判到周宪强调的“直接干预现实”，看似是文化研究从思想观念的改造到现实行动的鼓吹，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行动主义的事件。周宪这样描述了文化研究干预现实议题的现实基础：“高度体制化的大学教育系统， 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不可通约的学科体系，趋向功利的研究取向，正在使学术趋于经济化和商品化。为学术(知识)而学术的取向，也就从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念转变为带有消极性的托辞。那种曾经很是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在知识探求中逐渐淡化了，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功能被淡忘了。当学者满足于在书斋里和课堂上的玄学分析时，一种曾经很重要的学人之社会角色也随之消失了。于是，寻找一种能够直接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路径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急迫要求。”显然，“介入现实”或者说“直接干预现实”，与其说是文化研究带来的学术政治的变化，毋宁说是文化研究带来的学术行动的幻觉。强烈的批判性，不仅仅给文化研究反思中国现实提供支持，也为学者们的身份焦虑提供掩护。 我总结了3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生产的种种议题，不难看出，整个文化研究的发展，基本沿着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构造其内在理论思想。 （1）大众社会的雏形与中国文化研究发轫期的大众社会文化思考（1985—1989）； （2）大众文化崛起时代的消费主义文化批判（1989—1994）； （3）“现代性跳转”过程中都市文化批判（1994—1999）； （4）去政治化背景下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政治批评（1999—2003）； （5）高度发展的现代性与文化研究的分化（2003至今）。 脱开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议题呈现出明确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而非阐释性和认知性。 （1）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与30年中国文化研究的三次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商品美学批判； （2）都市、空间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理论； （3）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别视野； （4）乡村建设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行动主义； （5）娱乐文化之傻乐主义倾向的政治批评； （6）“新工人”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阶级理论； （7）器物文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美学； （8）重建历史记忆与中国文化研究记忆理论：结合“文革”叙事、“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实践、知青现象、历史博物馆、工人新村等问题，兴起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核心的大陆文化记忆研究热； （9）商品帝国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本批判； （10）青年的消失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崛起； （11）网络文化与中国新生代文化研究：80后新一代学者对中国大众文化新现象，尤其是互联网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尤其是微时代、电子游戏和糗文化现象等的研究引人关注； （12）人工智能与数字文化反思：围绕人工智能文化的出现，开启了近两年对于科幻文化、后身体时代的人类、“未来已来”等问题的研究； （13）视觉文化与景观政治研究：以周宪等学者为代表的的学者，围绕“视觉文化转向”展开各类视觉文化研究，强调景观政治的反思和分析； （14）声音文化研究崛起：围绕现代声音文化的内在意义、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内涵诸问题，近两年来声音文化研究异军突起； （15）城乡问题的反思：王晓明等学者，提出“城乡结合度”，致力于城市文化政策、都市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改造等问题展开。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关注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致力于新文化的阐释、解读和分析；其中，以陶东风等学者为代表的致力于文化政治的反思和批判的传统，形成30年来文化研究的核心成绩和基本内涵。这是一种没有伴随社会抵抗政治运行的文化研究，又是坚守批判视野，在各类文化中不断楔入批判内涵的文化研究。 陶东风在总结自己的文化研究道路的时候，提到文化研究应该无分左右，广泛吸取各种思想资源，其宗旨乃是“争取和扩大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反抗各种形式的宰制性力量和话语霸权，解构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神话，最大限度地解放被边缘化的话语。这是批判性思维的精髓，也是文化研究的精髓，同时也是启蒙主义的精髓”。这个“总结”恰恰是对于3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品格的强调，也是对其未来意义的重申。 中国文化研究的未来 格罗斯伯格提出“文化研究的未来”这个命题，吊诡地呈现了“文化研究”的困境问题。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文化研究确实面临新的问题，也面临新的危机。 对于国际文化研究学界来说，金融危机的全球泛滥、欧盟内部矛盾的深化、里根主义的退场、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大众政治的崛起，都在悄然改变着文化研究曾经面临的种种议题。世界工厂所带来的资本危机转嫁功能的消解、反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对立，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另一种文化机制的出现和可能性，又令文化研究陷入新的反思。如果说，此前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核心目标是致力于资本主义内在文化危机和矛盾的批判和分解，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为代表的的资本社会的衰退，以及全球经济动力不足，是否说明了文化研究历史使命的终结？抑或这种改变不过是文化研究所思考的现代文化矛盾的转化形态？ 在今天，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一直到民粹主义政治的降临，都似乎与70多年来国际文化研究所面对的各类社会政治相似，却失去了过去社会政治运动的“政治合法性”，搅动这些运动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新冷战”思维，都不能成为文化研究斗争哲学的现实基础。国际文化研究学界曾经占主导性话语的性别政治、阶级理论和种族议题，也相应丧失了思想原创的魅力和对青年人的号召力。相反，犬儒主义（季光茂将其称之为“狗智主义”）则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淫荡性”，抽空文化研究抗争政治和批判意识的内核:“我知道这个一点也不‘崇高’，但是那又怎样？我们只不过想活得好一点！”新民粹主义的语法不正是这样展开的吗？ 文化研究似乎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思想联盟的可能性，从而真正面临“消散”的窘境。 在中国，文化研究则面临另一种局面。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出现有趣的转化：“国学”与“修养”话语结合，把个体性围困在种种经验的纯粹和不再需要深度反思的时空瞬间；道德主义与民生话语，把私人生活与一种新生活理性缠绕在一起，感性主义的生活意识正在退场，身体政治话语落空；新权威主义的文化崛起，对于问题的解决掩盖了对于矛盾所带来的危险的认知——“只要行动，就一定能解决”，成为不承认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意识基础；艺术审美领域想象力的大爆发和象征界生产符号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伦理退化症暗含了家庭至上、爱情第一和感恩为先的生活理论的确立。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识，正在面临其所“启蒙”的新型知识大众的质疑：“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人们重新拥抱“绝对性”，获得来自“大对体”的充实感。简言之，文化研究所致力于批判的种种消费主义、傻乐主义和宰制主义，要么已经变成了人们唯一可选择的生活，要么变成一种“硬核话语”，不再接受思想拷问和理论触摸。 正因如此，我提出否定性的文化批判的命题，即文化研究应该从“文化本身出了问题”角度进行文化批判的思路，转向“文化本身就是问题”的角度进行寓言论批评，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研究知识范式的转换。传统的文化研究面对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尝试将这种现象进行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还原，从而查看其内在蕴含的权力关系诸问题；而我倡导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的方式：将象征界看作是提供全景知识幻觉的编码系统，凸显其伪造意义循环的体系，分解通过创造“生活感”来取代“生活”本身的文化逻辑。这样，文化研究不再是面对一个个单个的文本，而是爆破单个的文本，令其成为社会文化矛盾和危机的连续性寓言，一种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意义带入才能理解和完成的文本群。 这当然就需要呼唤中国文化研究曾经有意拒绝的“总体性”，并用黑格尔的“概念抽象”来尝试重新“挽救”这种“总体性”：即以高度抽象的寓言化方式，呈现当代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境。简言之，文化研究不应该是带有反学院政治的“历史大联合”，也不应该仅仅是“学科大联合”，甚至也不应该是陶东风所说的那种“两种主义的联盟”，还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化各类“寓言的大联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识不能放弃，但是，传统的文化研究的批判要么无法直面展开，要么无力实现其批判的结构性目标。所以，未来文化研究应该倡导一种崭新的“策略”：将现代社会看作是寓言逻辑的，从而断裂生活文化的内在关联和规则；将文化研究改造为寓言化的，才能一方面保存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一方面根本性地反转当代社会意义的生产机制——而不仅仅是意义的反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