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今犹记，20年前春节期间的一个冬夜，奋发考博的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阅读《当代英雄》时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可以算作我对莱蒙托夫的初恋。后来讲授文学史，莱蒙托夫便成了最爱。无论是他的抒情短诗《帆》《又寂寞又忧愁》还是他的叙事长诗《童僧》《恶魔》，无论他的戏剧作品《假面舞会》还是他的散文作品《当代英雄》，读来都有一种深得我心的畅快。而每每在课堂上讲起莱蒙托夫，讲他与生俱来的孤独，讲他透彻心扉的悲观，讲他渴望行动却无处施展的无奈，讲他身上亦正亦邪的矛盾复杂，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仿佛我们讲的不是一个遥远国度遥远时代的诗人及其命运，而是我们似曾相识的自我，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人生困境。 莱蒙托夫无疑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在于，他生活在伟大的普希金的时代，却丝毫不为普希金的光芒所遮蔽，独树一帜地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新天地。如果说普希金树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理想，那么莱蒙托夫则开掘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现实；普希金是光明和谐的日神阿波罗，莱蒙托夫则是混沌暗黑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普希金喜欢的是“明亮的忧伤”，莱蒙托夫则偏爱“风暴中的安宁”。若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来讲，莱蒙托夫是一个比普希金更为地道的俄罗斯人。他天生的忧郁气质，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不按常理出牌的非理性和神秘性，强大的自然力和叛逆倾向，渴望行动但又漫无目的的漂泊宿命，这些都能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找到回响。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帆》虽然是合为时而做，但却精准地勾勒出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历史形象：大海上一只在云雾中迷失方向的孤帆。它不以寻求幸福为旨归，而是渴望暴风雨的来临，渴望在激烈的动荡中寻求安宁。我们只消回望一下俄罗斯的千年历史风云，便可明白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深刻洞见。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作家人生和艺术旅途的精神自传。这部作品开创了俄罗斯社会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部艺术结构精巧、思想内涵深刻的划时代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毕巧林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时代精英阶层的群画像，反映出作家对“个体存在”这一哲学命题最贴近当下同时又最朝向永恒的思考。 “当代英雄”的“当代性”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30年代，尼古拉一世暴政下举国万马齐喑的白色恐怖时代，知识精英们渴望变革的行动被暴力压制，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方向和目标，于是变得玩世不恭，将被压抑的生命意志盲目挥洒，不断地伤及他人和自己，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悲剧。可是，“当代英雄”的“英雄性”却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很多论者都认为这个“英雄”具有反讽意味。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被翻译成“英雄”的俄文词“геро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英雄”，第二个意思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第三个意思是文学影视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真实用意也许是三个意思兼而有之，但是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当然如果仅从“典型人物”的角度来理解书名，那么估计就不会有太多争议，但我认为从“英雄”的解读来理解更有艺术和思想的张力，更有阐释的空间。你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毕巧林实际上是一个自私自利、道德败坏的反英雄，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讽刺的意味；你也可以从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出发，看到一代精英在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下像堂吉诃德一样毫无目的地与风车作战，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了悲剧的意味；当然，你还可以从个体存在的视角，看到一个高于时代的强大个性在愚昧麻木的人群中荷戟独彷徨的求索，那么这个“英雄”就具有其本真的意味。别林斯基从个性的历史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了毕巧林这一形象，认为“当前人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是时代的思想和心声”，所以作为一个在“老爷和奴才的国度”里率先发展成“人”的个体，虽然看起来行为乖张，缺陷多多，“但在这些缺点里隐含着某种伟大”。所以毕巧林确实是当代“英雄”。 不过我的重点不在“当代”，也不在“英雄”，而在“永远的当代英雄”。自1840年《当代英雄》在彼得堡出版，至今已178年。近年来俄罗斯每年都会出4到5个版本的《当代英雄》，2014年更是高达9个版本，2015年8个版本，2017年4个版本，2018年新年伊始，已经有一个版本问世。这本书艺术上的永恒价值无需我辞费，我想说的是，以毕巧林为代表的当代英雄不仅是那个时代精英阶层的典型，也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具有作家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毕巧林有着莱蒙托夫身上许多前文论及的俄罗斯式特征。他生性忧郁，“笑的时候，眼睛却不笑”；他不喜欢平静安定的小确幸，渴望狂风暴雨般的生活，“为什么我不愿意走上天为我铺好的道路？走这条路我会收获平静的快乐和稳稳的幸福……不，我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他的内心已经习惯了风浪和战斗，却被突然抛到岸上。尽管浓密的白桦林诱惑着他，尽管和煦的阳光抚慰着他，他却兴味索然，郁郁寡欢。他整日在岸边的沙滩上徘徊，倾听单调的浪涛声，凝神注视着雾蒙蒙的远方，希望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突然冒出他朝思暮想的白帆……”所以他前往高加索，希望在枪林弹雨中驱散往日生活的舒适麻木，希望在与野姑娘的爱情中赶走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夸，甚至希望在直面死亡的决斗中感受存在的温度，他始终像一个斗士那样寻求不平常的生活，哪怕这种不平常的代价是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正如莱蒙托夫诗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要生活，偏不要幸福和爱情，就要痛苦……是时候驱散安宁的迷雾，诗人的生活中怎能缺少磨难，正如大海怎能没有风暴？”在毕巧林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战斗民族不喜安稳、无畏苦难甚至渴求苦难的精神特质。 当然，毕巧林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他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宿命论，他的神秘主义以及行事风格的不合常理与无迹可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辩证地来看，毕巧林的这些特点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社会环境的恶劣让这些特点更多地显现出负面因素，变成了作者所说的“一代人的缺点”。但别林斯基深刻地指出：“在这个人身上有强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他的缺点中隐含着某种伟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期，毕巧林会是雷列耶夫一样的领袖人物；在十月革命时期，毕巧林会是高尔基笔下渴望风暴的海燕……所以我们认为，毕巧林这个当代英雄在俄罗斯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而且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造就完全不同的“英雄”。 更进一步来讲，毕巧林个人成长的经历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史，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虽然毕巧林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他超强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让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民族属性，成为个体精神探索的典型。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第一次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莱蒙托夫在书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关切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当代英雄》之所以能风靡世界百世流芳，我想正是因为它以匠心独运的叙事手法和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成长历程。 毕巧林出身贵族之家，是一个具有强大意志和自我反省能力的人。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志让他对人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很快他发现，世俗的一切都不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期许，无论是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爱情、学问和战争，他很快就厌倦了。然而强大的生命意志让他内心充满了激情，去追寻崇高的人生使命。可是当他在人世间追寻人生意义的路上却遭遇了世俗价值的强势碾压：“大家都说我面相不善，其实不是。但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善也变得不善了。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开开心心，爱说爱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在与世俗的对抗中，他渐渐被同化，在一半灵魂干枯死亡之后，他变得深谙处世之道，“像铁一般又冷又硬，百毒不侵”，但代价就是他“永远失去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可是生命欲望的力比多需要出口，于是便化为“吞食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的权力意志：“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其结果便是毕巧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任由盲目的权力意志伤害和折磨他人，带给自己的除了伤害还有更大的空虚。 看了毕巧林的精神成长史，谁敢说这只是一个俄罗斯人在特定时代的成长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人的梦》里描写的人类精神堕落史也不过如此。毕巧林的经历活脱脱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隐喻，其中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对大多数人而言，理想的丰满难敌现实的骨感，个人的意志屈从于社会的法则，而人在生命意志驱使下随波逐流，做着盲目的布朗运动。正如卡夫卡所说，目的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所认为的路，不过是彷徨。 但是，莱蒙托夫笔下的“英雄”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反省精神的人。“我身上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另一个在思考和评判他”，这无所不在的“另一个”是他精神成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正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分析和反省让他一直在追问生命的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歩认清自己的存在使命；正是这种内省让他不肯对现实就范，并衍生出对回归自我的希望；也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永远的“当代”英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