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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七十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2)

http://www.newdu.com 2019-08-29 《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 刘方喜 参加讨论

    二、文艺与政治关系:前30年文论问题域及其延伸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主要涉及的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此皆有经典论述,其后,文艺意识形态论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文论的重要理论。在总结左翼文论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作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重要论断,勾勒出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轮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前30年大致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及所谓“向内转”等,大抵也可视作这一问题域的延伸。
    第一,前30年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对意识形态的探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文艺意识形态论继续发展,并且受到了苏联文论的较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柯尔尊等到中国讲学,皆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待文艺的本质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论界编写了两部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把文学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转来影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促进、推动或阻碍、破坏的作用。”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提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两部教材大抵体现了当时文论界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皆能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这种统一性被破坏,社会实践发展出现了偏差,文论发展也出现了偏差,意识形态性被当成文艺的唯一特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文艺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务。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依然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延伸。改革开放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在政策层面,1980年,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在理论层面,文论界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争鸣,栾昌大提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这双重特性”,董学文提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等等。这些观点强调了文艺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吴元迈、陆梅林等学者则对此提出质疑,相关争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吴元迈指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同特征。”以此来看,揭示并强调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并不等同。
    (2)围绕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使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朱光潜认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平行的,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吴元迈、钱中文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钱中文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这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范畴链,并与通常所谓的“文化(文艺)—政治—经济”正相对应,在此框架中,文艺、文化受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受政治的影响则是“直接”的。由此可见,说前30年总体上处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是因为:要求文艺必须是“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且其所受影响主要来自由国家支付工资的专业作家体制等。
    第三,新时期所谓“向内转”总体上没有越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20世纪80年代,陈燊认为,与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相关,有人以语言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严昭柱强调,文艺意识形态性质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认识,“主体论”文艺观反对“把文艺归入反映论、认识论领域”,而认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表现论和表情说、欲望说。这些观点所批评的是当时热衷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所形成的所谓“向内转”、“语言(学)转向”、“审美转向”等总体态势,而“意识形态”被当作“外部的”、“非语言形式的”、“非审美的”问题被轻视乃至搁置,文论发展存在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倾向,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上,这使“拨乱反正”走向“矫枉过正”了。
    第四,“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此期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董学文在描述此期的文论发展态势中指出:“总的来说,将文艺简单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受到相当程度的诘难和质疑”,而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相比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顾及了文艺的审美特点,在当时的美学热与文艺理论美学化倾向指向中,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此期与此相关的热点还包括美学热、形象思维讨论等,也是为了矫正此前强调文艺依附于政治乃至具体政策所导致的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倾向。不同于“向内转”的矫枉过正,强调“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等)”统一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反映论,总体上可视作此期在该问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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