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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无意间看到一首写新疆伊犁果子沟的诗歌，是谁写的，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有几行写到果子沟到了秋末，无人采摘的野果掉落后腐烂、发酵的香味飘散到很远。很少看诗歌的我被这几行诗震撼到了，想象不出那种野果的香味到底有多浓烈。我在新疆工作过十六年，只在喀什和乌鲁木齐生活过，去过几次伊犁，路途必经果子沟，但也只是途经，最多是要求人家把车速略放缓一点，从未看到过野果，更没闻到诗中称颂、令人陶醉的果香。野果树生长在大山深处，公路边是看不到的。 诗中的描绘却触发了我的激情，我想象一个满目皆是野果的村庄，人们披着的、挂着的、踩着的，均是云霞般的果香，如同仙境，又比仙境更具人间尘烟之气。我当时想写的是这个飘着果香的村庄里的人，将以怎样的形式生活在这样美妙的诗情画意之中…… 一旦动起笔来，我的想象就变得异常了，根本不肯与文字合作，开头就写得艰难而生涩，推倒重来了几次，一直偏离着初衷，使我无法掌控自己的思维。最后，我将其写成了另外的东西。这就是《地软》现有的模样。 没办法，对伊犁的印象，我一直停留在青山绿水般的江南水乡景象，能使人忘记新疆其他地方的苍茫、荒凉。充足的水源使伊犁的山谷里草木茂盛，牛羊成群，春夏时节各种野花渐次开放，铺满了山谷、原野，穿行在繁花之中的公路两边摆满了蜂箱，养蜂人老戴和小戴们用期待的眼神望着路过的每一个人，极力兜售他们的蜂蜜，或者讲述养蜂人户外劳作的心酸…… 写小说的人观感、视角，也就是作家对事物价值的判断能力，或者异质性的经验，能激发出许多外延的事物。小说必须要有想象力，想象本身不应该是单一的。怎样用密集的语言和想象力创造出超越现实生活的鲜活细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对我来说，每次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小说永远是在生活之中，但小说必须从生活中提炼出来。于是，《地软》就有了另一个关键人物——花菇子。 对身居深山的“莫乎沟”人，养蜂人老戴是个闯入者，老戴父子的到来，没有惊动他们的生活形态和一切原有的日常程式，他们依然旁若无人地说着他们的话，做着他们的活儿，展示着他们日常惯有的、不加掩饰的行为。老戴与儿子看到的是他们在放牧、捕狼，是日出日落的凡人生活。即使是老戴与花菇子偷情，后来面临的绝境，所遭受的苦痛，我觉得是那个地域俗常人应有的生活，当然，同时也可能是其他地域里人们生活的一种。生活不是仅有一种模式，无论怎样的模式下，都会有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呈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进入作品，也脱逃不开。 怎样才能使这些人物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展示？在写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索，既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日照、雨水充沛的“莫乎沟”，何不让这个地方像内地农村一样，有一些自然人生的状态，而不是强调他们处在怎样的生存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不倾向于渲染西部的粗犷、豪迈、野性的传奇化色彩，我似乎愿意贴近这些与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域，却有着同样的情感和困惑的人们，写出他们与他人之间正常的情感、纠葛，当然还有争斗。 我从陕西农村生活里提取了一些儿时的记忆，比如下雨后草地上冒出来的菌类——地软，用它来表达他们与自然界相处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纽带，使我进入边疆的农村生活书写时，更能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没有了既定的外部环境影响，想象力的发挥，使我写下了从未有过的人物和场景，比如披着羊皮装羊诱捕狼，还有吃蛇，直至老戴惨遭不幸、花菇子的意外怀孕等等，看似日常，却有些许能够回味的东西。 最初的果香没能写出来，却留下了毫不起眼的“地软”，我甚至不知道新疆有没有地软这种生物，但我写出来了，还用它做了这部小说的名字。 《地软》应该写于2008年，在我离开新疆八年的时候。那个时段我还写了《地衣》和《地烟》两个中篇，全是写新疆的，可互不关联。我有意把标题做成与“地”有关，想着能接些地气，在当时看来，我还能在那个空间里创造出更新的文字。尤其是《地软》，只是偶尔有冲动就写了，写着写着，不时会有飘逸灵动的感觉出现，让我写出了边疆的另一种风情，还有牧民的日常，写到了他们的善良，也写到了他们的苦难，还写到了时代变迁对他们原有道德冲击的忧虑。 非常感慨，《地软》发表于2009年第3期《十月》杂志，十年过去了，《长江文艺·好小说》“再发现”栏目给予转载，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慰藉，因为我喜欢这部歪打正着的小说。非常感谢《长江文艺·好小说》，还要感谢当年编发这篇小说的周晓枫女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