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读如此诗句：“记得那年，离开/命定的高原/骨头里的钙质/开始慢慢流失”（《大鹏、孔雀，或遗失的世界》），再读：“有谁知道，一个藏人/真正的乡愁呢？”（《袖起来的双手，一言不发》）。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第一部诗集《故乡是甘南》里，字里行间几乎一直缭绕着对故乡、民族、母语的无尽乡愁。在他诗里，准确地说，在他的血液里，同时流淌着冷和热的两股强流，冲刷着他的心灵，也激荡着读者的情感。
    这让我们想到，在国际诗歌界，有不少少数种族的诗人在用英语写诗，他们的诗因包含民族性、民族记忆、种族歧视以及乡愁等元素而印记鲜明，从而蜚声诗坛。有可比性的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汉语也如英语般占据着主流和主导地位，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诗人在用汉语抒发他们复杂的心声。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大语境背景下来谈论这些现象，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指责英语某种侵蚀意味的侵略性；同样，也不能简单理解“少数民族”这个词可能存在的政治话语内涵，以及汉语在全国范围内覆盖的压倒性大趋势。有些事情，比如一些民族母语的衰微和消失，只能回望和缅怀，只能追溯历史，其中原因异常复杂，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然而，面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复杂局面，我们的确不能漠视诗人的民族追忆。比如说，刚杰·索木东作为一个藏族诗人，他的诗不可避免会存在大量的民族因素。只是，如果我们抱着偷窥的心理，去猎奇一个藏族诗人的精神地理和民族胎记，那么我们只会误入歧途而一无所获。心怀真诚去阅读刚杰·索木东，我们必将能够接受一次沐浴“桑烟”般的洗礼，心灵也会得到一次净化。
    读刚杰·索木东的诗，尽管有些陌生的、带有民族性意味的意象不时跳跃而出，但没有一首读不懂。诗人没有故作高深地搬词弄句，玩弄技巧，我们读起来也就没有任何隔阂。诗人和读者的心灵毕竟是相通的，这方面有时甚至无关语言和文化基因的不同。这会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诗并非需要那么多意象、隐喻和技巧的交织。新诗中一些烂熟而为人所常用的技法，常常只存在于诗歌诸多文字游戏之中。一切技巧，在骨子里抒发真情之际，都将显得苍白和无力。读刚杰·索木东的诗，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流浪的歌者，一个无乡可归或不能回乡的牧人的深情歌唱，他面向广袤的苍穹、面向无边的草原、面向千年的神示和预言，甚至是面向祖先出发的地方。他希望有人懂他，所以他的歌喉真切而响亮、悠远而流畅、痛彻哀伤而能够抵达诗意的原乡，正如诗人在诗中宣言式的直白：“我直待雪光漫起/然后站在一段无人能解的谜语里头/让一个又一个故事盛开得美丽无比”（《青稞点头的地方》）。为什么诗人如此执著地痴迷于故乡？为什么如此流连于乡愁？就像艾青对土地的深深吟唱一样，在诗人的心里，“故乡就象折断胸口的肋骨/让我在弯腰的第一瞬间/都能体会那揪心的一痛”（《秋天，给我的故乡》）。
    我们可以先放大一点说，刚杰·索木东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痛感，其实隐喻着一个时代的痛。这种痛，完全可以放到时代转型的节点上来言说，当然他的这种痛可以历时地向上追溯，也可以共时地与中华各民族的痛并列而显在。当下无数诗人，都在各自的诗歌书写中共同完成着一个时代共名意义上的形塑。究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都无不与现代城市化的加速、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剧、环境的破坏、人性与道德的沦丧等诸多因素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杰·索木东的诗，是与很多当下诗人并肩的，也即诗中贯注着丰盈的时代性。如果具体到刚杰·索木东的个体写作中，他除了感叹大环境之下城乡二元对立之外，更将笔端具体化而聚力于藏族元素的流逝上，从而他的诗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征。
    藏族元素和痛感在刚杰·索木东的诗中是无处不在的，惟其如此，他才可以成为藏族诗人意义上的刚杰·索木东。除了表达客居异地城市的孤独感之外，他诗中的痛感也因那些构成他生命特质的元素的日趋淡化和渐次丢失而触发。
    略作概括和分析，刚杰·索木东诗中的藏族元素包含三个方面：地理层面、人物层面和文化基因层面。地理层面上的藏族元素多与地名相关，当然这些地名在诗中的出现多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相关。如此一来，诸多地名才可能上升为诗歌中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意象和符号，诸多地名才可能在诗中结成一张不断延伸却又清晰可见的情感之网。
    甘南、青海湖、洮水、舟曲、卓尼、塔尔寺、兰州、巴颜喀拉、南普陀寺、喜马拉雅、安宁、白龙江、西藏、八廊街、图博特、阿尼玛卿、玛曲、拉萨河……一个个真实可感的地名扑面而来，一个个跃动的民族地理符号如神鹰般在大藏区的上空盘旋、鸣叫，于是，刚杰·索木东诗意的乡愁就有了寄托之地。而在大藏区与地理相关的一切，如动物、植物、食物和节气表征等更为灵动的大自然，就再次汇成一条诗人情感奔腾的河流。马、羊、狗、牦牛、苍鹰、大鹏、孔雀、草地、草原、雪莲、苏鲁花、格桑花、雪山、雪光、蓝天、白云、青稞、奶茶、篝火、帐篷、炊烟、酥油灯、老木屋……这些带有明显地理特征的另类民族性表达，都根植于诗人的现实生活与记忆，而且也与历史人文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从这些符号性的意象叠加中，不加分辨地就能感受到一个古老而又充满神性的民族的气息。
    地理层面上的诗意书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诗人乡愁痛感物质层面上的铺垫，是“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初步建构。其中不可缺少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元素——人或人性，或许这个元素带有更为普遍性的意味，比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它们成为中间环节的缓冲，也成为诗人将情感与故乡系紧到一起的无法斩断的纽带，这是诗中反复出现的“家乡”“故乡”“归家”等所无法替代的及物式表达。刚杰·索木东写父亲的诗句：“想你的时候，秋/已经很深很深了/薄薄的月亮，照着/我空落落的心/——真的不知道/需要依靠多久/才能，把今生/温暖地走完”（《给父亲》），父亲如月，远在天边，却能温暖地照彻诗人的今生。写祖母的诗句：“而后，是那个炎热的夏天/丢开老祖母/那双冰凉的大手/就彻底丢弃了/快乐的童年”（《西藏女人——写给母性的高原和高原的母性》），诗人深情地怀念祖母，记下祖母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写下祖母留给诗人永恒的童年以及快乐的不再。细读之下，这诗是写祖母的，也不仅仅是写祖母的，“小我”的祖母已然化作西藏，已浓缩为故乡一个永不消失又永远回不来的符号。诗中，还写下其他人物，比如阿妈、卓玛姑娘、牧人兄弟、扎西兄弟、黑脸蛋妹妹、乡亲……与那些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不同，他们都来自诗人的现实生活。诗人写他们，同样是因为割舍不掉的乡愁所致。他们在诗中聚集并融汇成一股力量，成为诗人流浪世界的精神食粮，正如他在诗中所言：“更多的时候，我们/写下故乡、母亲和那些/献给大地的诗句/永远都像一个弃儿/一个没有长大的弃儿/满世界寻找，可以果腹的/那口乳汁”（《惟有孩子能带我们越过鸿沟》）。诗人、诗和故乡之间的依存关系，我们似乎不再感觉模糊了。
    然而，刚杰·索木东的诗最能震颤人心的，或最具民族性的，却是那些饱含民族符号的诗篇，诗行的枝叶上缀满了一个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基因。如果说，上文所提及的是“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建构的话，那么诗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诗意呈现，则为他的诗注入了魂魄。这无疑是一次整体性精神的升华，是将诗意的乡愁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青藏高原是人间的最高处，那个地域成为全球仰望之地，更主要的，那里自古以来世世代代延续着一个充满神性的民族。诗人刚杰·索木东就是这个民族延续下来的血脉中的一滴，而他的诗也在穷尽追溯和尽情瞻仰属于他的那个民族的文化。仓央嘉措、藏王、土司、高僧、佛、佛陀、妙音女神、玛吉阿米、山神、白度母、神鹰、七色鸟、桑烟、法号、佛珠、古刹、膜拜、经板、经幡、经卷、衮本贤巴林、史诗、图腾、卐、预言、偈语、佛乐、极乐、沐浴节、开示、信仰、念佛颂经、涅槃、祈祷、超度、扎西达杰、哈达、卓尼习俗……一连串带有浓郁文化性质的符号出没于字里行间，我们已然沐浴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河流里。诗中的这些文化符号，它们无不形成诗人精神世界里的光和热。这才是诗人心中奔涌着的血液，才是诗人挥之不去的魂，才是诗人“骨头里的钙质”。然而，诗人却是悲伤的。他将那些民族文化符号吟唱成一种乡愁时，却发现它们已“开始慢慢流失”，看到了“日渐破败的高原啊/当众人呼啸而去/我唯能听见/众神呜咽”（《在一场大雨里靠近高原》）。所以，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献给他所属民族的，他因自己民族根性的逐渐消失而深表哀悼。正当我们如此认识的时候，却又意识到，诗人心中的温暖和赞美同样在滋生和茁壮起来：“我直待雪光漫起/然后站在一段无人能解的谜语里头/让一个又一个故事盛开得美丽无比”（《青稞点头的地方》）。
    诗人的成熟与岁月同步，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哀伤也随韶光的渐逝而盈溢，就像深秋枝头的果实，也像涓流汇成江河。刚杰·索木东在大藏区出生、成长，但在现代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在诗中不断提到“二十年前”“三十年”“人到中年”一类的话语，这似乎也可成为解读他诗歌情感脉流的另一条线索。“有我”又“无我”的诗人像很多诗人那般感叹着光阴的流逝：“尚未来得及擦去，鞋头的灰尘/就已经人近中年了——”（《给一个虚妄的夜晚》）。可对于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来说，光阴的流逝不仅让人虚妄，还有别样痛楚：“——那么多的往事/堵在胸口，甚至写不出/人近中年的孤独”。这种个体孤独感与文化共名的故乡的远去紧密相连，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而绝不是针对衰老、人际关系、生存环境和性格等外部因素的浅表抒情。
    文化基因的流失，旅居别处的流浪，终将造成漂泊感的与日俱增，尤其是经历了数十年沧桑，遂浓缩为诗人人到中年后的慨叹，正如他诗中所言：“逐渐老去的躯体”“日渐清晰的灵魂”（《都市面孔》）。如此慨叹自然不同于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无边浩叹，诗人的情愫闪冒出文化身份日趋逼仄后的深重挤迫感。从而，我们不再诧异,刚杰·索木东的诗中为何会出现无数“缝隙”“骨头缝隙”“骨缝”一类的词语了。诗人眼里，故乡只是一段“春秋大梦”，“当我们慢慢醒来的时候/只能在偶尔裂开的缝隙里/偷偷看到自己/别扭奔走的/尴尬姿势”（《故乡，只是一段未醒的梦》），“梦”，是对诗人现实焦虑的安慰么？然而，安慰似乎那么遥不可及，故乡的渐行渐远愈使诗人恐慌：“温暖的屋檐，收留/最后一次流浪/只听到骨缝里/又一声呐喊/宛如雪崩断裂/而掠过牦牛双眼的/那一丝恐惧/你我始终/没有读懂”（《一只牦牛的自白》）。牦牛的隐喻是很容易理解的，而诗人担心的“没有读懂”，实际上我们已经懂了。或者，似懂非懂？诗人写下的诗句虽然不是足够的惊天动地或温情缠绵，但都是来自骨缝里挤擦、碰撞出来的声音和火花。其中隐喻，不仅暗示了诗人个人生存处境的逼仄，还隐喻一个民族文化境遇的艰难。
    岁月沧桑感终究只是表层的，就像每个人外表的衰老。这是自然规律，世上没有谁能抵挡得了。如果人的出生就意味着离乡和流浪，人的衰老和死去意味着还乡，这个循环的过程也算得上是圆满。可对于诗人而言，从生到死的这个自然和圆满的过程，都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其中更隐秘的原因是什么？语言即存在。如果语言是一种精神原乡的话，那么诗人在人到中年后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窘境——他的“母语”丢失了。诗人“手握一张/远离母语的船票/我分明听到/两种血脉被生生割裂的声音！”（《卓尼，或者禅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现代社会多元文化混生、融合和碰撞的必然结果，诗人面临着无法抗拒的现实，因此只能无奈地承受，正如诗人所表达的：“将醒未醒的梦里/为我注入/母语丢失的历史/还有，历史一样/无比沉重的呼吸”（《茶，马，或者远逝的古道》）。所以，我们可作如下理解，诗人望乡、思乡而终不能归乡，其中的惆怅和悲伤是难以言喻的。如此情感充斥着诗人写下的诸多篇章，平添了他诗歌写作中的一道沉重感，当然也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另一道历史的厚重感。
    民族元素的淡化、中年岁月的感叹以及母语的丢失，从中生发的三种痛感交织在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的大量诗篇中。如此痛感最终浓缩为诗人一首诗的题目——《能带我回家的那把钥匙丢了》。毕竟，难回故乡已成定局，就像《春雪，走过一个山村》里的诗句：“我还能踩两脚泥泞/走进故乡的大门吗？/我还能，踩着岁月/走进少年的往昔吗？”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观察，刚杰·索木东诗歌创作的整体色调是冷的。然而，我们从他的诗中又能察觉到几缕温暖阳光的闪耀，这使刚杰·索木东的诗歌创作获得整体姿态上的平衡。换个角度讲，犹如汉语和藏语之间也存在着“巴别塔”典故，诗人的这种平衡仍然是隔岸的分裂，也即，诗人的无尽哀伤均来自一个分裂的精神世界。然而，故乡终究是存在的，哪怕是远在的或在虚拟之中，也将成为诗人身陷冷酷现实之中的一道暖阳，藏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终将成为诗人内心深处的自豪和慰藉，就像诗人所说的“一个又一个故事盛开得美丽无比”。圣哲的思想，佛的护佑，宏亮的法号，古刹禅定的鼓声，传唱的史诗，神圣的经卷，桑烟的升起，吉祥的哈达，潺潺流动的妙音，苏鲁梅朵的绽放，熬热的奶茶，卓玛姑娘的温情、渴望爱情的眼睛，格桑花无私的芬芳，雪山的深深祝福，吉祥的莲花……当然，还有对父亲、母亲、祖母等亲人的怀念，这些全部交集到一起时，就像“出门的时候/这锅肉已经熟了/——满屋子都是/故乡的滋味”（《夜半，解剖一块冷冻的肉》）。当然，还有如《回忆一个聊天的场景》中朋友的彻夜相伴却无需言语的默契和温情。这一切冷暖色的交融，不仅仅是写作技巧和诗歌风格上的调和，也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宽容、澄澈和淡泊。
    以上粗略分析，并不能道尽刚杰·索木东的诗歌内涵，他的诗或许还隐藏着更多秘密。比如，“谎言”二字一再出现在他的诗中，这隐含着诗人的何种机心或苦衷呢？又如，他在一首诗中作如此表述：“我们用一生的代价/换来了戚楚和悲怆/我们用众生的代价/换取一轮/虚构的太阳”，他到底还有多少内心秘密和暗藏的倾诉？诗人仍行走在写作途中，读者仍需在他的诗行中继续探索。我们也可像诗人那样，在这个时代和众多民族的诗意乡愁里，让血液里同时流淌着冷和热。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