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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力 王朋飞 摘要：作为一种随笔记录式散文文体，笔记终宋一代始终伴随着宋代诗学的发展，其对宋代诗学面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首先，以笔记为体是宋代诗论的重要形式。笔记为诗话之源，类似诗话的材料也存在于笔记当中，诗话与笔记中的诗论是宋代诗论的主体部分。其次，以笔记为诗是宋代诗艺的一种倾向。笔记影响到宋代诗歌艺术，从以笔记存诗到以笔记证诗，到对诗歌创作、体裁、体例产生的影响，到以笔记代诗的独立存在，笔记与诗歌的关系日渐密切。再次，以笔记为格是宋代诗学的主要特征。以笔记为体之诗论带有笔记内容杂、形式散的特点，呈现出随意性、纪实性、议论性和思辨性的特征，“资闲谈”的北宋诗学偏向前两种特征，“重理论”的南宋诗学侧重后两种特征，这也是宋代诗话日益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从笔记的角度考察宋代诗学，有助于认识宋代诗学体系构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笔记体 宋代诗学 以笔记为体 以笔记为诗 以笔记为格 笔记是一种传统文体，由于传统目录学不把它划为一个单独门类，故其概念一直含混不清。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笔记作品非常丰富，仅有宋一代笔记作品便存约五百部之多，[1]因而对笔记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尤其必要。 现代意义上的“笔记”在传统目录学中处说部，如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2]《四库全书总目》列《南部新书》《儒林公议》等在子部小说家类，故辨析“笔记”概念需从“小说”概念入手。 从《庄子·外物篇》到《汉书·艺文志》，小说“街谈巷语”的意味深入人心，琐闻、考证、杂记等后世可目为笔记的文字也都归入“小说”之范畴。而“笔记”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梁王僧儒《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言：“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3]《南齐书·丘巨源传》载：“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4]《文心雕龙·才略》云：“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5]笔记与小说同列，均属末流，尚未与小说区别；然笔记与辞赋、表奏并提，实有文体意味。不过这里的“笔记”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笔记，指的是南北朝时的一种公文。真正以“笔记”命名的作品大约始自宋祁的《宋景文公笔记》，而笔记类作品却要更早。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把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并认为小说故事类笔记始于魏晋《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志怪、轶事小说，历史琐闻类笔记始于魏晋《西京杂记》等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考据辨证类笔记始于魏晋《古今注》等读书随笔、札记，而小说故事类和历史琐闻类笔记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考据辨证类笔记则可从汉代《白虎通义》和《风俗通义》断认。[6]而“到了唐代，一方面，文言小说蓬勃发展并臻于成熟，单篇传奇和传奇集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笔记类著作也日臻繁复多样，这就使现代意义的小说和笔记终于分道扬镳，产生了冲决旧的目录学的‘小说’观念而各自独立的历史性要求”。[7]李肇《唐国史补》序言：“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缺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8]作者所去除“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者即小说，所留“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者即笔记，现代意义下笔记的文体意识已露端倪。自此以后，笔记、小说的概念虽在实际运用中仍常混杂，但现代意义的笔记、小说概念到底确立了下来。笔记至宋代，虽仍有小说故事类存在，然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已占主流了，即从《四库全书总目》亦可见一斑：“案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9]而随着散文和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笔记从“笔记小说”概念脱离并最终以笔记体散文的面貌登上文学史舞台。[10] 以上是对笔记渊源的梳理，此处可对笔记概念进行简单界定。笔记是以人物轶事、日常见闻、读书感悟、学术札记、风俗方志等为内容，以闲谈、杂录、考据、辨析等为方式，以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等为目的的一种随笔记录式散文文体。其内容杂，其形式散，内容编排通常无逻辑性，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具有随意性、简洁性、议论性、叙述性、纪实性、思辨性等特征。 明确笔记的概念和特征，便于讨论其与宋代诗学之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宋代诗论之以笔记为体、宋代诗艺之以笔记为诗和宋代诗学之以笔记为格三个方面。 一 以笔记为体：宋代诗论的重要形式 宋代除诗话为专门的诗学批评资料外，其他都散见于诸文体中，如笔记、序跋、词话、文话、诗歌、书信等包含的论诗资料。诗话作为宋代诗学评论的主要形式，其形成与笔记关系匪浅。而约五百部宋人笔记中含有大量的论诗材料，笔记本身就是其载体。故从笔记与诗话的关系及二者在宋代论诗资料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以笔记为体是宋代诗论的重要形式。 （一）笔记与诗话之起源 “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11]诗话之创制与得名，自郭绍虞先生这番论断后，殆成定论。而关于诗话的起源则众说纷纭：何文焕、[12]姜曾、[13]秦大士、[14]曾燠、[15]杭世骏[16]等认为诗话起于先秦两汉，孙均[17]则以为诗话起于六朝，章学诚[18]以钟嵘《诗品》为诗话之滥觞，何文焕亦列《诗品》为《历代诗话》之首，方世举[19]视《世说新语》为诗话之开端，余成教[20]以唐人诗格、诗句图为诗话之始，罗根泽、[21]祝尚书[22]等人则将笔记小说看作诗话之起源，郭绍虞[23]也认为宋代论诗风气的流行与诗话笔记化有关。言诗话源于先秦两汉诸子者，可视为诗话之远源，因其同时也是笔记之滥觞。言诗话始于钟嵘《诗品》、唐人诗格者，实是忽视了诗话初创与成熟时之不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分诗文评著作为以《文心雕龙》《诗品》《诗式》《本事诗》《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五类，后四类皆为论诗之作，其中《诗品》《诗式》为诗歌理论批评一路，《诗式》属于唐诗格一类之代表，主要为诗歌创作理论，且“被实际应用于后代科举考试制度和政策的制订之中”；[24]而《本事诗》《六一诗话》则为随笔记事一路，其承笔记而来，至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这样成系统的、成熟的诗话作品，才将两个诗评路数融而为一。故谈诗话之起源当以诗话创制之初的作品（如《六一诗话》）为参照，至于其后成熟之诗话则是吸收了其他因素所致。 从渊源上说，宋以前的笔记中已存在论诗内容，如方世举所言《世说新语》中谢安与谢玄的对话等，故至欧阳修创制《六一诗话》专录论诗笔记，实乃顺势而为之举；从目录学上言，《宋史·艺文志》著录诗话有在集部文史类的，也有在子部小说类的。《四库全书总目》收宋诗话在集部“诗文评”类，馆臣在“诗文评”类序言中将历来诗文评类著作分为五例，谈及刘邠《中山诗话》和欧阳修《六一诗话》时明言“体兼说部”，[25]亦可说明诗话与笔记之渊源；从内容上看，笔记、诗话都以记人、记事为中心，不同处在于诗话以诗为谈论话题，而笔记则所论颇杂，然若以笔记中论诗部分与诗话相比，则实无二致；从形式上谈，诗话、笔记都以“散”为特色，随笔录事，分条记载，上下文无必然之逻辑性；从概念上论，许言“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26]钟廷瑛云“诗话者，记本事，寓评品，赏名篇，标隽句；耆宿说法，时度金针；名流排调，亦征善谑；或有参考故实，辨证谬误：皆攻诗者所不废也”。[27]与李肇所言笔记“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相比，“纪事实”之与“纪盛德”及“记本事”、“辨疑惑”之与“正讹误”及“参考故实，辨证谬误”、“示劝戒”之与“备古今”、“采风俗”之与“录异事”、“助谈笑”之与“名流排调，亦征善谑”实则大同小异。即以欧阳修的诗话与笔记作品而言，其《六一诗话》序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28]其《归田录》序言“《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29]内容或有不同，而“资闲谈”的功能实无二致，且《归田录》中亦收有不少诗论，可见在欧阳修眼中，笔记与诗话功能相类，所不同者在于专门论诗与否。所以笔记实为诗话之近源，其于诗话之创制功莫大焉。而诗话实是专门论诗之笔记，以笔记为体乃其最大特色。 （二）笔记中的论诗资料 宋代笔记中论诗资料丰富，笔者从《全宋笔记》前六编中即搜罗出近20万字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本身就以笔记为载体，其以笔记为体无须讨论。所当注意处在于这些材料或论诗人、或评诗作、或谈作法、或辨句法、或言本事、或正讹误等不一而足，其与诗话作品并无区别。 联系到历史上将笔记中的论诗资料单独辑出以命名诗话的现象，更可说明笔记与诗话之关系。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知，自宋以来将笔记或其他杂书（主要是笔记）中的论诗材料辑录成诗话便是常事：《玉壶诗话》系从释文莹《玉壶清话》中辑出，《东坡诗话》系从苏轼杂书中辑出，《侯鲭诗话》系从赵令畤《侯鲭录》中辑出，《童蒙诗训》系从吕本中《童蒙训》中辑出，《容斋诗话》系从洪迈《容斋随笔》中辑出，《老学庵诗话》系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辑出，《诗学规范》系从张镃《仕学规范》中辑出，《履斋诗话》系从孙奕《履斋示儿编》中辑出，《吴氏诗话》系从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辑出，《弁阳诗话》系从周密《浩然斋雅谈》中辑出等。[30]郭绍虞更在《宋诗话辑佚·序》中言：“辑《诗话新编》，拟把昔人各种笔记中论诗论文之语汇辑成编，而另加以一种诗话的名称。”[31]后有承其意者，如程毅中的《宋人诗话外编》就是辑录宋人笔记中论诗材料而成，吴文治的《宋诗话全编》中亦收录宋人笔记中的论诗材料。可知，自宋以来，人们在整理宋代的诗学资料时，通常视笔记中的论诗材料为诗话。由此亦可反推，诗话之源于笔记庶几无误。 概言之，笔记为诗话之源，诗话以笔记为体，诗话是专门论诗之笔记，笔记乃增广内容之“诗话”。这里的笔记主要是诗话之直接源头，诗话的远源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诗话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吸收了《诗品》《诗式》一类诗论的要素，至宋代呈现出南北不同风貌。大约北宋诗话以“论事”为主，以“资闲谈”为目的；南宋诗话则以“论辞”为主，有“重理论”的倾向。[32]又宋代论诗材料虽广泛存在于诗话、笔记、序跋、词话、文话、诗歌、书信等文体中，但笔记中所含之论诗材料占了相当比重，则“以笔记为体”完全可以看作宋代诗论的重要形式。 二 以笔记为诗：宋代诗艺的一种倾向 张毅在《宋代文学研究》一书中说宋诗学研究“包括宋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33]诚然，从创作经验出发来讨论笔记与宋代诗学更能体现二者内在关系。文体互渗在宋代是普遍现象，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等都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大约由于古时笔记概念含混不清的缘故，“以笔记为诗”这个观念在现代学术的氛围下才被提出。程杰在《论范成大以笔记为诗——兼及宋诗的一个艺术倾向》一文中提出“以笔记为诗”这个观念，他主要讨论范成大笔记写作趣味对其诗歌特殊风貌的影响，[34]随后日本学者大西阳子探讨了范成大纪行诗与纪行文的关系，[35]莫砺锋、吕肖焕等也论及陆游《入蜀记》与入蜀诗的关系。[36]总体而言，“以笔记为诗”这个观念使用者极少，研究者的相关讨论也只是涉及某人或“以笔记为诗”之一端。实际上，“以笔记为诗”实是宋代诗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下文即以黄庭坚、陆游、范成大为例探讨“以笔记为诗”的三个层面：以笔记存诗与以笔记证诗，宋诗创作、体裁及体例之笔记化倾向，以笔记代诗。 （一）以笔记存诗与以笔记证诗 《全宋笔记》中保存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不少诗歌即赖笔记得以流传，《全宋诗》中就有不少作品是从笔记中搜罗出来的，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论及《武林旧事》时即言“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37]诸如此类尚有许多。 以笔记证诗是以笔记为诗的初级阶段，这里以黄庭坚《宜州家乘》及其诗为例来说明。宋人任渊注本《黄庭坚诗集注》列于崇宁四年（1105）的有《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和范信中寓居崇宁遇雨二首》《乞钟乳于曾公衮》四首诗。第一首任渊判为“盖春时作”，[38]而《宜州家乘》有言：“（二月）六日乙巳，晴。天极温，才可夹衣。与诸人饮饯元明于十八里津。”[39]知该诗当作于二月六日。第二首和第三首任渊定为“此亦四年夏所作欤”，[40]据《宜州家乘》“（四月）初六日癸酉，晴。崇宁僧法旻置饭，与范信中同之”，[41]可知该诗当作于四月初六。第四首任渊认为“此诗盖秋时所作，或遂绝笔于此篇欤”。[42]查《宜州家乘》所载止于八月二十九日，中间虽缺六月整月及五月几天，但该诗作于秋季，任渊已加说明，而家乘中无此记载，故此诗极有可能作于八月二十九日后，诗中作者向曾公衮乞金丹，应是到了生命末期，任渊虽未见到《宜州家乘》，然其所断诚不误也。[43]以笔记证诗是笔记与诗关系的初级阶段，笔记约略起到了诗序的作用，即简单交代诗歌创作环境的功能。 （二）宋诗创作、体裁及体例之笔记化倾向 就诗歌创作而言，以笔记为诗主要体现在创作内容及描写方式与笔记几近相同。如范成大《万景楼》诗与《吴船录》之记载： 在汉嘉城中山上，登览胜绝，殆冠西州，予令画工作图以归。山谷来游时，但有安乐园，未有此楼也。 左披九顶云，右送大峨月。残山剩水不知数，一一当楼供胜绝。 玻璃濯锦遥相通，指麾大渡来朝宗。川灵胥命各东去，我亦顺流呼短篷。 诗无杰语惭风物，赖有丹青传小笔。仍添诗客倚阑看，令与山川相映发。 龙弯归路绕乌尤，栋云帘雨邀人留。若为唤得涪翁起，题作西南第一楼。[44] 丙戌，泊嘉州。游万景楼，在州城傍高丘之上。汉嘉登临山水之胜，既豪西州；而万景所见，又甲于一郡。其前大江之所经，犍为、戎、泸远山缥缈明灭，烟云无际。右列三峨，左横九顶，残山剩水，间见错出。万景之名，真不滥吹。余诗盖题为西南第一楼也。九顶之傍，有乌尤一峰小，江水绕之，如巧画之图。楼前百余步，有古安乐园。山谷常游之，名轩曰涪翁，壁间题字犹存。云“见水绕乌尤，惟此亭耳”。是时，未有万景，故山谷以安乐园为胜，今不足道矣。[45] 这段笔记记载与《万景楼》诗相应，笔记中言“余诗盖题为西南第一楼也”，可知诗当是临景所作，笔记乃随后所写。观两处记载，如在诗为“左披九顶云，右送大峨月。残山剩水不知数，一一当楼供胜绝”，在文为“右列三峨，左横九顶，残山剩水，间见错出”，两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甚而描写方式亦决然类似。此处固然诗作在前，文写于后，然笔记之内容和形式本可与诗相别，此处范成大却令其几乎相同，也说明了范成大眼中诗与文之内容及描写方式本可互通，故可说其笔记是诗化了的，亦可说其诗是笔记化了的。范成大的笔记与诗这样带有“雷同”性质之处尚有许多，可见这是一种比较常规的做法。 依诗歌体裁来说，组诗是以笔记为诗的重要体现形式。初时这些组诗与笔记相互发明，其后脱离笔记而独立存在。如范成大之《揽辔录》与《范石湖集》卷一二中的诗，诗未明言组诗，然观其题名《渡淮》《汴河》《虞姬墓》《宿州》《雷万春墓》《双庙》《睢水》……《龙津桥》《燕宫》《会同馆》，其以人、物或地为名，全卷如此，实为组诗，且与《揽辔录》相互发明。至其《骖鸾录》《吴船录》《桂海虞衡志》及相应之诗亦沿此例，只是诗题不再显得那么规整，所咏亦不仅限于人、物、地，即事而作者渐多，然仍有组诗痕迹。至其后来写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时，已无笔记作品，然组诗本身即带有“随笔漫录”的性质了，正如其在诗序中所言“野外即事，辄书一绝”，[46]诗歌虽无笔记相互发明，其本身就已是笔记式的了，后来汪元量的《湖州歌》组诗等亦是如此。这里讨论的是组诗这种载体之明显的笔记化倾向，就整体来看诗歌与笔记的关系，也存在这样一个从与笔记相互发明到渐脱离笔记而存在的过程。 从诗歌体例来看，以笔记为诗体现在编排之笔记化。杨万里言“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47]陆游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48]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确实印证了以诗纪行的创作理念。他们的诗未明言何时、何地、何事而作，但若对比其笔记与同期诗歌作品，即可一望而知。范成大等人的笔记与诗歌姑且不论，此处以陆游的《入蜀记》与其入蜀诗为例加以说明。《剑南诗稿》卷二自《将官夔府书怀》到《登江楼》六十四首是陆游的入蜀诗，与其《入蜀记》相应，钱仲联校注本《剑南诗稿校注》六十四首诗下《题解》几乎都依《入蜀记》加以系年甚而系日，其诗的编排依笔记为序，其笔记又依其行为序，可以说这些诗的编排是笔记式的。 （三）以笔记代诗 以笔记代诗是诗与笔记关系极为亲密之后才能发生的状况，这还要从《四库全书总目》对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提要谈起： 成大《石湖诗集》，凡经历之地，山川风土，多记以诗。其中第十四卷，自注皆桂林作，而咏花惟有《红豆蔻》一首，咏果惟有《卢橘》一首，至咏游览，惟有《栖霞洞》一首，《佛子岩》一首。其见于诗注者，亦仅蛮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事，不及他处之详。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记以诗也。[49] 提要所说“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记以诗也”，诚非虚言。《桂海虞衡志》固然是范成大由广右入蜀途中追忆之作，然对比范成大同期诗歌与笔记的记载，实相类似。如范成大《红豆蔻花》诗与《桂海虞衡志》“红豆蔻”条： 绿叶焦心展，红苞竹箨披。贯珠垂宝珞，剪彩倒鸾枝。 且入花栏品，休论药裹宜。南方草木状，为尔首题诗。[50] 花丛生，叶瘦，如碧芦。春末发，初开花，先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解包见，有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则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齐缨络及剪采鸾枝之状。此花无实，不与草豆蔻同种，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词人托兴曰比目、连理云。[51] 两处记载关于红豆蔻之形貌差别不大，只是诗语精炼而笔记详实，诗重抒情而笔记重纪实，实相类似。再如范成大《与同僚游栖霞，洞极深远，中有数路，相传有通九疑者。烛将尽乃还，饮碧虚上，陈仲思用二华君韵赋诗，即席和之》诗与《桂海虞衡志》“栖霞洞”条的记载，《癸水亭落成，示座客长老之记曰：癸水绕东城，永不见刀兵。余作亭于水上，其详具记中》诗之题目与《桂海虞衡志》中“癸水”条的记载，皆相类似。非独《桂海虞衡志》记载与其诗类似，《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与其诗相互发明处比比皆是。姑举《峨眉县》诗与《吴船录》文加以说明： 县出符文布，妇女人人绩麻，且行且观。田家束蒿然于门口为香气，以迎客。 穷乡未省识旌旄，鸡犬欢呼巷陌骚。村媪聚观行绩布，野翁迎拜跽然蒿。 泉清土沃稻芒蚤，县古林深槐瘿高。珍重里儒来献颂，盛言千载此丘遭。[52] 壬辰，早发苏稽，午过符文镇。两镇市井繁遝，类壮县。符文出布，村妇聚观于道，皆行而绩麻，无索手者。民皆束艾蒿于门，燃之发烟，意者熏祓秽气，以为候迎之礼。午后，至峨眉县宿。[53] 从诗序到正文，其与《吴船录》所载峨眉县事类似处十之五六，从符文布到绩麻妇女围观，到烧艾等，宛然相同类。纪行诗与纪行文之大同小异，为以笔记代诗提供了可能。 而范成大咏桂林地方风物之诗确实“不及他处之详”，加之范成大自言“然且拳拳于桂林，至为之缀缉琐碎如此，盖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虽去之远，且在名都乐国，而犹弗忘之也”，[54]其对桂林饱含深情，咏桂林风物诗数量不该只有几首，故范成大确有以笔记代诗之意。以笔记代诗也非唯《桂海虞衡志》而已，范成大的其他笔记文、陆游的《入蜀记》等同样有以笔记代诗之功效，这大约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南宋笔记文不少清丽之作，以其代诗自有其妙。 笔记与诗的关系有个日渐密切的过程，早期笔记与诗各自独立发展，笔记与小说关系密切；以笔记存诗出现时，笔记与诗开始有了某种外在联系；到了以笔记证诗，笔记与诗有了互证的相互关系；再后来诗歌在创作、体裁、体例等方面都受到笔记的影响，二者开始互相吸取彼此特点；最后出现了以笔记代诗，笔记与诗互相影响，笔记可以代纪行，而诗也逐渐从与笔记互证中独立出来，自带笔记色彩。 三 以笔记为格：宋代诗学的主要特征 笔记之内容杂、形式散，具有随意、纪实、议论、思辨、简洁、叙述等特征，前文已叙。而宋代诗论的重要形式既是以笔记为体，则其亦带有笔记之特征，即以笔记为格。具体而言，这些诗论资料的主要特征是随意性、纪实性、议论性和思辨性。北宋以笔记为体之诗论重在“论诗及事”，偏于“资闲谈”，其特征体现为随意性和纪实性；南宋则重在“论诗及辞”，倾向“重理论”，其特征尤在议论性和思辨性。当然，在以笔记为体的诗论材料中，上述四个特征往往是相互渗透的。 （一）随意性 “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55]洪迈这番话即说明了笔记随意而成的特征。宋代笔记中的诗论材料之随意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随意和内容之谐谑。 形式上的随意除结构短小，一事一则，前后无逻辑联系外，还在于一则材料内的上下文无关，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的“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荫花事附）”条：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寮，示我调举时诗卷，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56] 这条材料本是论公乘亿、许棠和聂夷中三位寒士及第事的，后面却附上了“科松荫花事”，后事与前事联系不大，完全可以另起一则，其随意性可知。 笔记中诗论之随意性也体现在内容之谐谑，诗论者并未将笔记视作严肃的学术作品。宋人以诗言志，以词抒情，初始的笔记以“资闲谈”为目的，只是随着以笔记为体之诗论自身的发展、皇帝的偶然关注，[57]笔记才逐渐被重视起来。如叶梦得的《岩下放言》中论诗即充满幽默： 苏子瞻好谑。一日与客集，有论林和靖诗偶俪精切，如用古人，不独取以相对，虽其姓名之字亦欲相对，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年有卫青”之类。子瞻曰：“吾近得一对，但未有用处。”或问之，曰：“韩玉汝正可对李金吾。”闻者皆大笑。唐人记有问东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数百年后对西门豹”，正类尔。今日有客来云显官“张九成”，轻薄子或对以“柳三变”，亦的对也。[58] 叶氏从记苏轼谐谑之言到记自己听闻之谐谑之言，并将其收入笔记中以资闲谈，亦可见其随意性。 （二）纪实性 李肇《唐国史补》即言“纪事实”，宋人作笔记多有补史之缺的意图，《四库全书总目》将部分笔记列入“杂史”类也可说明。至于笔记中诗论材料之纪实性，则主要表现在记言和记事上。 记言之实主要是记前人论诗之言，如笔谈、谈录、清话等。如王钦臣《王氏谈录》： 公言：旧尝得句云“槐杪青虫缒夕阳”，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后阅杜少陵诗，有云“青虫悬就日”，尤叹其才思无所不周也。[59] 公言：杜甫为诗多用当时事，所言“玉鱼蒙葬地”者，事见韦述《两京记》云云；有言“铁马汗常趋”者，昭陵陵马助战是也。此类甚多，此篇不全。[60] 王氏所记为其先辈论诗之言，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他如《侯鲭录》记苏轼、王安石之言，《道山清话》记苏轼之言，《冷斋夜话》记苏轼、黄庭坚之言等亦皆此类。 记事之实则主要是记载论诗之事，或来自史料，或读书所得，或来自见闻。如《道山清话》： 余少时尝与文潜在馆中，因看《隋唐嘉话》，见杨祭酒赠项斯诗云：“度度见诗诗总好，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因问诸公：“唐时未闻项斯有诗名也。”文潜曰：“必不足观。杨君诗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类也。”[61] 所记材料为作者亲身经历之事，故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三）议论性 宋人好议论，非但以议论为诗，同样也以议论为笔记。主要体现为直接议论和论证完备两种类型。 直接议论型即开门见山，全是议论，短小精悍。如欧阳修言：“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62]钱易云：“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63]孔平仲说：“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圆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能不失二者之间，则可与古诗者并驱矣。”[64]这些诗论均直接发表看法，不另举事例，虽不及论点论据兼备的论证型诗论数量多，亦足以说明宋代笔记中诗论之议论性。 论证完备型诗论数量众多，通常是先提出论点，然后罗列论据，有的最后还有总结，也有先罗列论据而后归纳出论点的。如洪迈《容斋三笔》“杜诗命意”条： 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晓解，姑纪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第三联意味颇与前语不相联贯，读者或以为疑。按，杜之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眄赏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所损，则时时用此辈，亦亡害也。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甃沈。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此篇盖见故宫井内汲者得铜瓶而作，然首句便说废井，则下文翻覆铺叙为难，而曲折宛转如是，它人毕一生模写不能到也。又一篇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画《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居山颠，殿外垂帘，宫人无数，穴帘隙而窥，一时伶官戏剧，品类杂沓，皆列于下。杜一诗真所谓亲见之也。[65] 洪氏先言杜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而后举杜诗中实例加以说明。类似的形式在笔记诗论中尚有许多，这种论点论据兼备的议论方式，使其议论更有说服力。 （四）思辨性 宋学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性，笔记亦不可避免带有思辨色彩。不同于学者们的心性之辨、体用之辨等，笔记诗论的思辨性主要体现在对诗意的考索和对理论的探究两个方面。 对诗意的考索主要表现在对诗歌用字、造句、作法等方面的探索。如苏轼对陶诗、杜诗用字的辨析：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66] 苏轼对陶诗“望”与“见”的辨析，至今仍被学者重视，几为定论。他如晁说之辨梅尧臣与王安石送人诗、王观林辨杜诗的对属以及《梦溪笔谈》对杜诗的误会等，皆为此类。 对理论的探究则主要体现为对诗歌相关概念、起源、声律等的讨论上。如对格与韵的辨析： 予每论诗，以陶渊明、韩、杜诸公皆为韵胜。一日，见林倅于径山，夜话及此，林倅曰：“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予听之，矍然若有悟。自此读诗顿进，便觉两眼如月，尽见古人旨趣。然恐前辈或有所未闻。[67] 这里辨析了诗主韵和主格各有其胜的情况，这种讨论对宋代诗学的深化极其有益。其他像王灼辨歌曲起源、歌词之变及雅郑之分，陆游辨唐宋无题之不同，陈善辨柳宗元、白居易、苏轼学陶拟陶之不同及文中有诗与诗中有文之差异等，都是以笔记为体之诗话逐渐理论化、系统化的表现。 总之，宋代诗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笔记这种文体的影子，宋代诗学无论是在诗论形式、诗歌创作还是诗学特征方面，都受到笔记的影响。以笔记为体是宋代诗论的重要存在形式；从以笔记存诗到以笔记证诗，从笔记影响诗歌创作、体裁、体例到以笔记代诗，笔记对诗的影响日渐重要，以笔记为诗是宋代诗艺的一种倾向；宋代诗论以笔记为主要载体，故宋代诗学亦有笔记的随意性、纪实性、议论性、思辨性特征，体现了笔记体诗论从北宋之“资闲谈”向南宋之“重理论”的演变，故以笔记为格成为宋代诗学的主要特征。宋代诗学的构成是多方面的，笔记之影响虽只是其一端，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从笔记的角度考察宋代诗学，无疑有助于认识宋代诗学体系构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注释： [1]傅璇琮：《全宋笔记·序》，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4页。 [3]王僧儒：《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见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79页。 [4]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4页。 [5]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一〇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26页。 [6]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页。 [7]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邹志勇亦持类似见解，见邹志勇：《宋代笔记诗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8]李肇：《唐国史补序》，见李肇：《唐国史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页。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7页。 [10]如程毅中、马茂军等的正名工作，见程毅中：《略谈笔记小说的含义及范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马茂军：《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学史在讨论南宋散文时称“《老学庵笔记》和《入蜀记》等笔记散文”，见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 [1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见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页。 [12]“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见何文焕：《历代诗话·序》，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13]“吴札观乐，不废美讥：子夏序诗，并论哀乐：即诗话之滥觞也”。见姜曾：《三家诗话·序》，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19页。 [14]“诗话之由来尚矣。思无邪”，孔子之诗话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之诗话也”。见秦大士：《龙性堂诗话·序》，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929页。 [15]“诗话何昉乎？孟子之论《小弁》《凯风》与《云汉》之诗，盖诗话之祖也”。见曾燠：《静志居诗话·序》，见朱彝尊著，姚祖恩主编：《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16]“予谓诗话之作，滥觞于卜氏《小序》，至钟仲伟《诗品》出，更一变其体”。见杭世骏：《榕城诗话·自序》，见杭世骏：《榕城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7]“诗话之作，昉于六朝，衍于唐，盛于宋，流波及于元、明”。见孙均：《灵芬馆诗话·序》，见张寅彭主编：《清诗话三编》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73页。 [18]“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19]“晋谢太傅问兄子玄：‘诗以何句为佳？’玄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语，太傅举‘谟定命，远猷辰告’二语，盖各得其将相襟怀也。然已开诗话之端”。见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769页。 [20]“顺宗时，僧皎然杼山《诗式》著偷语诗类，懿宗咸通时，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此后诗话诗派之所由滥觞也”。见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第1785页。 [21]“诗话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3页。 [22]祝尚书：《论宋诗话》，《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23]“论诗风气何以会如是流行呢？其最大的原因，由于诗话之笔记化”。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8页。 [24]祝尚书：《论宋诗话》。 [25]“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邠《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一》，第1779页。 [26]许觊：《许彦周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7]钟廷瑛：《全宋诗话·序》，见钟廷瑛纂：《全宋诗话十三卷》，京师图书馆，抄本。 [28]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264页。 [29]欧阳修撰，储玲玲整理：《归田录·序》，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第236页。 [30]参见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见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上册，第1页。 [32]参见郭绍虞：《清诗话·前言》，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33]张毅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34]程杰：《论范成大以笔记为诗——兼及宋诗的一个艺术倾向》，《南京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35]大西阳子：《范成大纪行诗与纪行文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36]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吕肖焕：《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史部·地理类三》，第626页。 [38]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目录》，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页。 [39]黄庭坚撰，黄宝华整理：《宜州家乘》，见《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9页。 [40]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目录》，第45页。 [41]黄庭坚撰，黄宝华整理：《宜州家乘》，见《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15页。 [42]黄庭坚撰，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目录》，第45页。 [43]参见杨庆存：《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论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理论学刊》1991年第6期。 [44]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4—255页。 [45]范成大撰，方健整理：《吴船录》，《全宋笔记》第5编第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46]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二七，第372页。 [47]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6页。 [48]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五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21页。 [4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史部·地理类三》，第625页。 [50]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一四，第173页。 [51]范成大撰，方健整理：《桂海虞衡志》，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7册，第116页。 [52]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一八，第256页。 [53]范成大撰，方健整理：《吴船录》，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7册，第62页。 [54]范成大撰，方健整理：《桂海虞衡志·原序》，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7册，第98页。 [55]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随笔·自序》，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5册，第11页。 [56]孙光宪撰，俞钢整理：《北梦琐言》卷二，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1册，第26页。 [57]如洪迈的《容斋随笔》即为孝宗御览，也是洪氏写其后四笔之一因，事见《容斋续笔》自序。 [58]叶梦得撰，徐时仪整理：《岩下放言》卷上，见《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第322页。 [59]王钦臣撰，夏广兴整理：《王氏谈录》，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第172页。 [60]王钦臣撰，夏广兴整理：《王氏谈录》，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第181页。 [61]佚名撰，赵维国整理：《道山清话》，见《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第95页。 [62]欧阳修撰，储玲玲整理：《欧阳文忠公试笔》，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第228页。 [63]钱易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南部新书》丙，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4册，第29页。 [64]孔平仲撰，池洁整理：《谈苑》卷四，见《全宋笔记》第2编第5册，第341页。 [65]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三笔》卷六，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6册，第72—73页。 [66]苏轼撰，孔凡礼整理：《商刻东坡志林》卷五，见《全宋笔记》第1编第9册，第147页。 [67]陈善撰，李清华整理：《扪虱新话》卷八，见《全宋笔记》第5编第10册，第69页。 作者简介：马自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王朋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宋代文体与诗学研究及资料萃编”（13JJD750017）。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