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关 键 词：文化家族 桐城派 联姻 家学 现代转型 规模庞大、人才辈出的桐城派阵营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文化家族。这些家族分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如在安徽桐城，有方、姚、马、左、张、刘、吴、潘、胡、徐等家族；在江苏无锡，有秦、薛、华、侯等家族；在浙江秀水，有陶、郑、庄、杨等家族；在江西新城，有陈、鲁、黄等家族；在贵州遵义，有黎、宦、唐等家族；在湖南，有湘阴郭氏、湘潭欧阳氏、湘乡曾氏、新化邓氏等家族；在河北，有武强贺氏、安平弓氏、枣强步氏、任丘籍氏等家族。它们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值得探究。至少有下列问题足以引人深思：这些桐城派文化家族的区域分布有何特点？文化家族以何种方式影响到桐城派的传承与发展？传统家族的近现代转型对桐城派的命运有何影响？等等。倘能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利于推动清代文化家族史抑或家族文学史的研究，也利于深入拓展桐城派研究的视界。 一、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及其特点 桐城派始崛起于安徽桐城，此后一路浪翻波涌，流衍于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云南、四川、贵州、直隶等地，浩浩荡荡，波澜瀚漫，澎湃文坛。在这个流派播扬演变的潮起潮落进程中，与之伴随的是文化家族的接踵而入和脱榫退场。 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区域差异较大。胡阿祥曾根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补遗》，依据作家籍贯，制成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图，并在《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与区域分析》一文中指出：“从大区域来说，以山陕黄河—三峡一线为界，此线以东共出作家1097人，以西只出14人，东西方的差距非常悬殊，东方占绝对优势。在北起燕山，西起山陕黄河、熊耳伏牛二山、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以东，南、东至海的广大范围之内，到处都有桐城文派作家的踪影。再以秦岭—淮河一线分南北，南方出作家903人，北方出作家208人，南北方的地理分布也不平均，具有南多北少的特点。”[1]202作家出自家族，出产桐城派作家多的地区，必然也是文化家族分布密集的区域。由胡阿祥的结论，我们亦可推断：桐城派家族的地理分布也应具有东南多、西北少的特征。 就具体省份而言，桐城派家族也有南北分布不均的典型特征。胡阿祥曾指出，桐城派作家的区域集中分布区最显眼的有三个，即“苏南浙北、闽赣交界、河北平原”，另“湘水一线、胶莱平原、皖中皖南”地区也有盛产[1]204。由此再结合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不难看出，就桐城派家族分布来说，也多集中于江苏、安徽、浙江、直隶、福建、湖南、山东、江西八省，其中山东、直隶是仅有的两个北方省份。当然，湖北、广东、广西、贵州、河南、山西等省也有零星分布。 实际上，就桐城派作家分布较多的省份而言，其境内桐城派家族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范当世弟子徐昂在《范伯子文集后序》中说：“桐城文章源于望溪，海峰嗣之，迄姬传而大昌。门弟子之流衍，江苏最盛，江西、广西、湖南弗能逮也。”[2]71他道出了桐城派流衍分布不平衡的事实：江苏分布最众最盛，即便熏染桐城之学较深的江西、广西、湖南等地亦不能及。我们依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可发现作家及其家族州府分布的不平衡态势。在江苏，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区在苏州、常州两府，次密集区在太仓州、江宁府、松江府、淮安府、通州直隶州，而扬州府、镇江府、徐州府则是零星分布。显然，苏南的桐城派家族多于苏中和苏北。在安徽，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区在安庆、徽州两府，次密集区在庐州、宁国、凤阳府，而池州、滁州、泗州、颍州等地寥若晨星。显然，皖南(含安庆府)的桐城派家族多于皖中和皖北；在浙江，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区在嘉兴、杭州两府，次密集区在宁波、绍兴、温州、湖州等府，台州、衢州、处州等府就比较少。显然，浙西的桐城派家族多于浙东地区。在直隶，桐城派家族最密集区在冀州，次密集区在天津府、保定府、河间府、深州、定州等地，而广平、永平、正定、顺德、宣化等府仅零星分布。在福建，桐城派家族最密集区在邵武府，次密集区在福州府、汀州府、泉州府，而漳州、延平、建宁、台湾、龙岩等地分布较少。在湖南，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区在长沙府和岳州府，常德、宝庆、醴州、辰州、衡州、永州等地较少。在江西，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区在建昌府，而抚州、宁都、赣州、南安、饶州、南昌、广信等地分布不密。在山东，桐城派家族分布多集中在胶州、莱州府，济南、兖州、东昌等地较为零星。 就属于分布密集区的州府来说，桐城派家族在其所辖州县内的分布态势也不均衡，有着明显的差异。以安庆、徽州两府为例。清代安庆府领辖怀宁、桐城、望江、潜山、太湖、宿松六县，桐城派家族多集中于桐城，有方、刘、姚、张、马、左、吴、光、戴、徐、潘、何、胡等数十家，而怀宁仅有方、潘、刘、邓、查、李等族，望江仅何、倪两族，宿松朱氏一族，太湖、潜山未见。徽州府领辖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桐城派家族多集中在歙县，有程、吴、汪、鲍、方、金、江等族，而休宁仅有程、郑、陈三族，婺源仅有齐、程两族，祁门、黟、绩溪三县未见。至于嘉兴、杭州、长沙、建昌、邵武、冀州等州府，其所辖州县内桐城派家族分布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家族分布不平衡的情形实际上也从侧面表明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格局。 当然，就桐城派家族分布最密集的县域来说，当属安徽安庆府的桐城。这不仅缘于桐城是桐城派的发源地，也与桐邑作家数量众多、代有传承相关。在桐城派的酝酿创建期间，方、刘、姚三家披荆斩棘，在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几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张、马、左、吴、潘、徐、许、光、杨、郑、周、章、朱、胡、苏等族也先后卷进桐城派阵营，推波助澜，合力驱动并延展着桐城派的运势。可以说，在桐城派队伍中，桐城的文化家族数量是最多的，力量也是最强的。这些家族声气相通，交相辉映，共同营造了桐城派丰沃的发展根基和持久的声色光芒。即便到了桐城派的终局阶段，以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吴闿生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仍以维护桐城派的道统、文统为己任，挽危救颓，力延古文于一线。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家族进入桐城派阵营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影响到了文化家族以及桐城派自身的发展态势。有些家族自进入桐城派阵营后，代代传承桐城文法，堪称桐城派世家，这尤以桐城一县表现最为突出。像桂林方氏、麻溪姚氏、清河张氏、陈家洲刘氏、鲁谼方氏、扶风马氏、高甸吴氏等家族，在桐城派形成、发展、壮大、衰微的每一个演变阶段，皆有他们的活跃身影，他们是桐城派兴衰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兹以麻溪姚氏和扶风马氏为例。姚氏自元代由浙江余姚移居桐城，从始迁祖文一公传至姚范，已是第十五代，他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肇基者之一；十六世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十七世姚景衡、姚通意、姚原绶、姚原绂、姚骙等，十八世姚朔、姚莹、姚元之、姚柬之等，十九世姚莹之子姚濬昌、姚鼐曾孙姚声等，二十世姚永楷、姚永朴、姚永概等，二十一世姚纪、姚豫、姚翁望等，皆是桐城派传人。姚氏的姻亲桐城扶风马氏，其始迁祖为马骥，初姓为赵，自明永乐年间入赘桐城马家，遂承马祀。传至十三世马春田、马春生，皆是姚鼐的表兄弟，关系笃厚，可谓桐城派形成期的羽翼力量。十四世马宗琏师事过舅舅姚鼐，是桐城派传人；十五世马宗琏之子马瑞辰、马邦基之子马树华等，十六世马三俊、马起益、马起升等，十七世马其昶、马复震等，十八世马其昶之子马根硕、马根伟、马根蟠等，十九世马其昶之孙马茂元、马茂书、马茂炯等，也是代代传承桐城古文。姚、马两族皆与桐城派契合甚深，七代传承，堪称桐城派世家的典型代表。由此亦可验证桐城不愧为桐城派的大本营。 当然，桐城派世家不仅仅局限于桐城一地，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也都广泛存在。像江苏无锡秦氏、薛氏，江西新城陈氏、鲁氏，湖南湘阴郭氏、湘潭欧阳氏、湘乡曾氏等家族皆可谓桐城派世家。 总而言之，在桐城派阵营内，来自不同省域、不同府县的文化家族是促使和推动这个流派演变的重要力量。桐城派家族分布的不均衡性，不仅显示出不同地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也揭示出不同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二、家族联姻与桐城派的姻亲网络 文学家族之间的联姻行为对文学流派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罗时进说：“血缘亲族之外，文化家族往往还有一个复杂交错、关系纷繁(如累世婚姻、连环婚姻)的姻娅网络。由于坚持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建立家族婚姻关系，因此，其姻娅脉络实际上成为在原有家族基础上扩张的文学网络。这一姻党外亲网络，同样成为文学创作互感互动的平台，甚至被设置成文学创作的现场。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群体乃至文学流派，正是在文化家族之‘家脉’发展中得以产生。”[3]6-7的确，文学家族之间相互缔结婚姻，这层亲缘关系会促使文学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更加方便、更加频繁，从而利于形成一片相互沟通、相互勾连的文学场域，与此同时也利于催生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形成与壮大，也离不开家族联姻这一文化衍生机制的催化作用。 在安徽桐城，桐城派阵营中的方、姚、张、马、左等世家之间通过相互通婚，构建起了桐城派在当地的姻亲网络。桐城舒芜(原名方管)在谈到家世时就说：“我们那里世家的观念非常深，打不破的，结成一个关系网。最常见的是婚姻关系，互相串在一起，一环套一环。比如，以我的外祖父马其昶为中心，就可以画出一个网络图：外祖父自己是姚家的女婿，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嫁到了方家，另有一个妹妹嫁到姚家，还有一个妹妹嫁到左家。外祖父六个女婿，除了一个是湖北人之外，全是桐城的张、姚、方等名门大族。他的一个儿媳又是从姚家娶的。这样，以外祖父为中心，桐城张、姚、马、左、方五大家族就串得很紧了。恐怕五大家族里面任取一人为中心，都可以画出一个串联五家的网络图。”[4]1他道出了桐城世家之间血脉相连的姻亲关系。 兹以姚鼐姻亲圈为例。姚鼐在《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说：“张氏与吾族世姻，其仕宦显贵者，固多姚氏婿也……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侄，子娶姑女，邕然门庭之间，日浸以盛。”[5]卷八，122《方恪敏公诗后集序》又云：“鼐家与方氏世有姻亲。”[5]后集卷一，265《方氏文忠房支谱序》亦云：“方氏与姚氏，自元来居桐城……其相交好为婚媾二三百年。”[5]后集卷一，257他的这些话指出了姚家与方、张两家存在着世代婚姻甚至连环婚姻的复杂情况，也说明他们之间的确血脉相连。其实，姚鼐自己也与张氏屡有姻缘。他先娶黄州府通判张曾翰之女，后又继娶屏山县知县张曾敏之女。他的次子姚师古也娶了庠生张元黻女，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张元辑、张通理。在联姻的影响下，姚鼐弟子圈中也有一些姻亲背景的门人。如方绩，继配来自姚氏， 为姚鼐叔父姚兴易之女；方绩子方东树，其姑曾嫁给姚孔钧之曾孙姚通意，而通意又是姚鼐之从侄；张元辂，其母为姚鼐从曾祖妹；马宗琏，是姚鼐四妹与妹夫马仪颛之子；张聪咸，娶姚鼐从侄孙姚元之妹；马树华，姚鼐表弟马春生之孙；潘鸿宝，潘江五世孙，其配为张元表女，其兄潘鸿业之妻则为张曾敏女，等等。 当然，桐城世家的联姻对象也会扩展到桐城境外，通婚于省内外的名门望族。可以说，他们的婚姻枝蔓延伸到哪里，桐城派的网络就会嫁接到哪里。像麻溪姚氏，就曾与安徽省内的怀宁任氏、庐江王氏、休宁吴氏、全椒金氏等望族缔结秦晋，还与省外的武进庄氏、南通范氏、宜兴吴氏、汉阳江氏、曲阜孔氏等名门望族通婚。其中，它与南通范氏缔婚堪称桐城派传衍的佳话。通州范氏，系宋代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之后裔支脉，世为儒族，自明朝范应龙、范凤翼到同光年间的范当世，代传诗文，风雅相继，书香绵衍。当世先师法于张裕钊、吴汝纶，得桐城文章法门，后又娶姚莹孙女姚倚云，问诗文于岳父姚濬昌，唱和于内兄弟姚永楷、姚永朴、姚永概、连襟马其昶之间，益得桐城遗绪，徐昂《范伯子文集后序》称“夫异之(管同)、伯言(梅曾亮)而后，江苏传桐城学者，当巨擘先生焉”[2]71。当世之弟范铠、范钟亦曾受桐城文风薰冶，“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及其兄，受古文法”[6]卷十，293，通州范氏一门由此汇入桐城文章一脉。在姚倚云的撮合下，范氏“凡婚嫁于桐城者四”(范毓《蕴素轩诗集跋》)[7]629，如当世长子范罕娶马复恒之女，范铠次子范毓娶方家永之女，等等。此外，姚永朴长子姚东彦又娶范钟女，这种回馈交叉式联姻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通州范氏与桐城望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巩固了范氏在桐城派姻亲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桐城派姻亲支脉借助于范氏又嫁接到江西义宁陈氏家族身上。范当世女范孝嫦，嫁与义宁陈衡恪，而衡恪之父陈三立又游于当世门下，这种师缘与亲缘进一步强化了桐城派与义宁陈氏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江西新城，桐城派阵营内的陈氏、鲁氏、黄氏、杨氏等名门之间相互联姻，构建起了桐城派在新城的婚姻网络。以陈、鲁两家缔婚为例。陈用光《鲁南畹七十寿序》说：“陈、鲁于中田为著姓，陈氏之兴后鲁氏，而世为婚姻。”[8]卷七，676如陈用光娶鲁潢女、鲁仕骥姊，陈用光从弟陈沆娶鲁河孙女，陈用光女适鲁仕骥孙鲁应祜，陈旭娶鲁九皋女，陈用光从子陈希祖娶鲁兰枝女，等等。因为有这层密切的姻缘关系，两家之间的文学交往、学术交流也较为频繁，桐城之学在新城这两家的传衍也尤力。陈煦、陈用光、陈希祖、陈希曾、陈希孟、陈兰祥等人皆曾师事鲁九皋，受古文法，成为桐城派中人，而桐城之学亦因此渐渐涵化于新城陈氏家学体系之中。当然，陈氏姻亲圈也曾拓展到新城以外，如山西寿阳祁氏也在陈氏姻亲网络之中，祁嶲藻曾娶江西新城陈用光之女，且师事陈用光，受古文法，“于立身本末、师友渊原、学力厓涘，若皆有以窥见仿佛”[8]卷首，517。祁氏由此进入桐城派阵营，其子祁世长、其孙祁友蒙也承传家学，桐城文风在三晋大地渐炽。 可以说，桐城派的形成与壮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是重要的催化剂。家族之间交错繁复的姻亲网络，构建起了富有温情的文学活动空间，容易催生家族文学群体或地方性文学群体，甚至产生文学艺术流派或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桐城派可谓是由姻缘、血缘、业缘与地缘多线交织铺展、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文学集团。 三、家学传统与桐城派的学术谱系 家学是家族世代相传之学，也是家族文化赖以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对家族成员及其后裔的知识积累、文艺创作、学术取向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从流派形成的角度看，当某一家族文人群成为流派的重要生力军时，这个家族的学术文化也容易涵化成流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桐城古文之学进入文化家族之后，往往就成为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传承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致有父子相传、兄弟相传、直系隔代相传、叔侄相传、舅甥相传、隔代相传等形态①。这些传承路径往往会有所交织，从而形成家学传承的复杂网络。 在安徽桐城陈家洲刘氏家族，其古文传承有家学背景。刘大櫆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其文论主张与文学创作对桐城派的演进居功至伟；其族弟刘琢，“师事族兄刘大櫆，受古文法，从游最久，朝夕得其讲论，诗、古文词皆有法律”[6]卷三，148；其兄子刘越谭，“世其家学，有才宏逸”(《刘璇次诗序》)[9]471；刘宅俊，大櫆族裔，幼承父刘斗才之教，诗文精进，方东树称其诗为“卓然见先正典型”(萧穆《刘悌堂先生墓志铭并序》)[10]203；刘元佐，宅俊子，“幼承家范”(方宗诚《刘岱卿哀辞》)[11]116，且与方宗诚交契甚深，惜壮年早逝。 在江苏锡山秦氏家族，自秦瀛亲炙桐城以来②，桐城古文之学在家族内部绵衍相继，薪火相传。秦瀛治学论文与姚鼐相近，且两人相交“弥有契合”(陈用光《刑部侍郎秦小岘先生墓志铭》)[12]505；其弟秦濂“师事兄，受古文法，每一艺成，为抉摘其瑕疵”[6]卷四，190；其子秦缃武“工古文……风格得之于父教”[6]卷四，186；秦缃业“幼禀小岘侍郎之教，笃志邃学，工诗古文词”(杨昌濬《虹桥老屋遗稿序》)[13]578，“喜学归有光、方苞、姚鼐三家，其为文清真醇雅，一守秦瀛家法”[6]卷七，235；其孙秦赓彤“以古文世其家学”，“读其文说理必精，修词必洁，深得震川、桐城之遗”(叶衍兰《铁华仙馆集叙》)[14]349。 在江西新城鲁氏家族，鲁九皋是接引桐城之学的先导，嗣后代有传承。其长子鲁肇熊、次子鲁肇光、三子鲁嗣光、四子鲁迪光皆受庭训，能传古文，如鲁嗣光“其为文则守姚先生之矩镬，而杰然欲自成其体”(《鲁习之文稿序》)[8]636，等等；长孙鲁应祥也“习闻其祖绪论，工诗文，有家法”[6]卷十三，374；族内鲁缤、鲁云、鲁希晋、鲁元复等人亦皆师承鲁九皋，能古文。如姚鼐称鲁缤古文甚佳，“其气陵厉无前，虽极能文之士，当避其锋也”(《与鲁宾之》)[15]20。 在直隶武强贺氏家族，因贺涛先后师从张裕钊、吴汝纶，桐城之学由此传入贺府，风雅相继。其三子贺葆初、贺葆真、贺葆良得其父教，善古文，尤以葆真得父传最深③，造诣高超。其孙贺植新、贺翊新、贺培新、贺迪新等不坠家学，幼承庭训，谙熟古文义法。此一辈中，尤以贺培新成就突出，他幼秉其祖贺涛之学，长师桐城吴闿生，所作矞皇典丽，卓越超妙，“为莲池学者群体第五代的祭酒”[16]2，且又是桐城派终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上略举桐城之学在诸家族内部的代际传承谱系，可视为家学传统与桐城派文化传统融汇与传衍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即便家族成员皆奉桐城义法为圭臬，但鉴于众人在学识、才气、禀性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古文创作风格上并非千人一面，而自有个性，自有格调，自有特色。如江西南丰吴氏家族中，吴嘉宾文从姚鼐，推崇管同、陈用光，又师事梅曾亮，受古文法，所为文“英奇磊落，严峭深刻，才气不可一世”(郭嵩焘《求自得之室文钞序》)[17]319；仲弟吴嘉言，师事其兄嘉宾，“于文章各体皆深通，文则清峻空远，心澹神闲”[6]卷七，252；从子吴昌筹，“少随世父嘉宾，学得体要”[18]9b，为文文词畅达，直抒胸臆，不逾规矩，已能造其藩篱，“遗文数十首，皆足与编修(吴嘉宾)所论相发明”(李元度《吴伯俞传》)[19]309。又比如在湖南武陵杨氏家族，杨彝珍私淑桐城，推崇方苞，学文于梅曾亮，“亦以姚氏文家为正轨”(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20]286，“凡所为文率自道其胸臆之所欲言，无所规橅，而自合乎古之法度”(俞樾《移芝室文集序》)[21]2；其子杨琪光“习闻其父言古文法，复理梅曾亮绪论，其为文深沉奥衍，神致隽永”[6]卷七，255；琪光子杨世猷亦习闻祖父言古文法，缵承不替，为文“措辞甚艰而不苦于晦，用意虽琐而不伤于繁”[6]卷七，257。总之，这些家族内部诸成员之间的文风差异亦可表明：桐城派文风也存在着个性化、多元化的形态。 除了古文辞之学外，在桐城派的学术版图上，经史之学亦占有十分重要的板块，并形塑着桐城派的属性和品质。推究桐城派的经史之学，家学积淀与传承之功不容忽视。这一点可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身上窥测而知。姚氏世代有治《易》的学术传统。早在十二世姚文焱就说：“余家世传羲经。”(《易经圭约序》)[22]80可见《易》学为姚氏世代传承之家学。在十二世中，姚文燮以治《易》著称，他“谈《易》如数家珍，秘理元机过于刻露矣”(《易盪序》)[22]78。姚文然亦精通《易》理，且“集中诠《易》特详”(徐秉义《姚端恪公文集序》)[23]198，还强调一部《易》全在教人知“无咎”二字[24]680。此后，十三世中姚文然的四个儿子士塈、士堂、士坚、士基，以及姚士对、应甲、士庄、士圭、肤功等，十四世中姚士坚子孔铨、孔镇，姚士基子孔錞、孔锳、孔鋕，等等，也都邃于《易》。十五世中，孔錞子兴渼、兴漺，孔锳子范、淑等亦治《易》，其中姚范成就卓异，其《援鹑堂笔记》中《周易》一卷，不空言说经，而是言必有征，以经解经，相互参证，多有发明。十六世中姚范长子昭宇、次子羲轮、四子劢隆及其侄子姚鼐等，承家传治《易》之绪。其中姚鼐认为：“《易》学自当以程朱为主，若言兼采人长，则岂独荀虞。凡说《易》有一言之当，皆不可弃。若执汉学为主，则大非矣。”(《与陈硕士书·八九》)[15]70姚鼐侄孙姚莹亦留心于《易》，其《识小录》中《五十以学易》《朱子易经本义》两则札记可映射出他对《易》学的熟稔[25]21，37。姚莹子姚濬昌承继家学，撰《读易推见》三卷。濬昌诸子亦都研《易》，仲子姚永朴“成童即喜读《易》，逮后授经皖之高等学堂，亦时有论著，以示诸生”(《周易困勉录序》)[26]14a，著有《蜕私轩易说》二卷；季子姚永概《慎宜轩笔记》中《易》一卷，以义理为本，阐幽抉微，颇多创见。统而言之，麻溪姚氏治《易》自姚鼐以降至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大抵以宋儒义理为主，兼采汉儒考据，注重调和汉宋《易》学。诚如姚永朴在《蜕私轩读经记序目》中所言：“夫治经之法，不越二家。守汉儒之训诂名物，而无取专己守残；守宋儒之义理，而力戒武断。”[27]1a姚氏治《易》之家法亦如斯言。作为桐城派世家，姚氏的这份家学资产也成为桐城派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麻溪姚氏家传《易》学外，桐城派中其他家族也有专门之学。如广西临桂龙启瑞家族，家传音韵之学，龙启瑞谓“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致冯展云侍读书》)[28]415，尤讲求音韵之学，以姚文田《说文声系》、张惠言《说文谐声谱》、苗燮《说文声读表》参互读之，间以己意析其所疑，撰成《音韵通说》，“自来言古韵者，于斯为备”(《古韵通说叙》)[28]469。启瑞子龙继栋少承父学，不仅擅诗文词，亦通小学。他在获罪流放期间，一本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和李兆洛《地理韵编今释》，以韵为纲，以经为目，以地名所见之字隶韵，折中诸说，撰成《十三经廿四史地名韵编今释》，殚见洽闻，津逮后学，殆有过焉。又如湘阴郭嵩焘家族，世传四部之学，颇有建树。以治《庄子》《管子》而论，郭嵩焘有《庄子笺注》《读管笔记》，其次子郭焯莹少承家学，亦撰有《校管札记》[29]856；其侄郭庆藩不仅有《庄子注释》《读庄子札记内外篇》[29]849，还辑录多家之说，并附郭嵩焘之论，间下己意按语，撰成《庄子集释》，是书将西晋以来的治《庄子》精华汇为一集，“疏解精严，征引宏博，与王葵园《庄子集解》同时并负盛誉”[30]271。郭庆藩之次子郭振墉亦撰有《管子校注》[29]860。可以说，不同文化家族的家学背景，助添了桐城派学术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当然，文化家族的家学有时并不仅仅在家族内部传承，它也会因联姻、师友等因缘而流播于族门之外，寝入其他家族。 两个或两个以上家族的家学也由此产生交融，且相互资益。桐城派家族之间亦往往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④。这种文化资源的分享与交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密切关系，也推动着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 四、家族转型与桐城派的现代命运 古老中国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力东侵和西潮激荡的冲击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皆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西学的大量涌入、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起，等等，这些外在的新环境、新变化，逼迫着传统的文化家族不得不因时、因势而变，迈出了向现代转型的步伐。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鼓动激荡下，许多家族成员纷纷弃文而从事理、工、医、军、商等业，文化家族也因此在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⑤。世易时移，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世家子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了，而是具有近现代色彩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也不再拥有“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而是逐渐趋于边缘化。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化世家的性质及其成员身份地位的转变，也影响到了桐城派的存在。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逐步现代转型。 在桐城派文化家族中，家族成员思想的开明与解放，是这个家族现代转型的思想基础。传统的文化家族往往以科举入仕为家族发展之本，族中成员自幼攻经读史，能诗擅文，以求博得功名。在中西交冲的大背景下，作为时代思潮的先觉者，一些文化家族也开始关注泰西之学，不再排斥新学、西学，而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和汲取着域外新知。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化变了自身的传统特性。比如在桐城高甸吴氏家族，吴汝纶曾进入曾国藩幕府，由此“睁眼看世界”，“于西人新学新理尤兢兢，尝欲撷彼所长，化裁损挹，以大行于天下”(吴闿生《先府君行述》)[31]6b。他在《学堂招考说帖》中说：“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32]第3册，463在《与李季皋》中亦说：“窃谓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各国骎骎面内，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32]第3册，194他的“废去科举”“吾国旧学实不敷用”这些言论在当时可谓大胆、超前，显示出开阔的眼界和拔俗的见识。吴汝纶之子吴闿生自幼承父教，又得范当世、贺涛等人指点，不仅深谙桐城之学，亦涉猎西学新知。二十四岁时，他又负笈东瀛，留学于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又任教育次长、总统府秘书。他曾翻译《克莱武赫斯丁传》《法律学教科书》等书，又撰有《译理财学序》《西史教科书译序》《法律学教科书序》《徐静澜所译生理学序》《经济学译序》等文章，不仅显示出他对异域新学的熟稔，也揭示出桐城文章正在融汇和吸纳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思想。不过，当这种新知识、新思想出现得越来越多，而桐城文章又无法吸纳和承受时，它的衰落命运也就无法避免了。又比如在桐城叶氏家族中，叶玉麟曾师从马其昶，得桐城古文真传。不过，他并不排斥白话，他的名下有许多著作，如《白话句解老子道德经》《白话译解庄子》《白话译解韩非子》《白话译解墨子》《白话译解庄子》《白话译解国语》《白话译解孙子兵法》等，都是用白话解释经典。⑦他的儿子叶葱奇承受庭训，思想开明，给其子叶扬讲《西游记》《水浒传》里的故事，还让其子看《红楼梦》《儒林外史》，阅读视野已越出诗、古文之苑囿。叶扬母亲郑家，也是很开明的。据叶扬自称，“外祖父郑孝胥是办洋务出身，他是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一块到日本去的，在神户、大阪做领事，对所谓西学的态度，非常开明、通达。外祖父的孙儿一辈，也就是我的一些表哥，很多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33]149。吴、叶家族两代人在风云莫测的时代变局背景下，解放思想，因时而变，变而能达，这不仅改变了家族命运，也改写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 文化家族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是桐城派现代转型的具体表现之一。作为家族中的佼佼者，如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人，秉承传统的儒家经世精神，怀有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匡济世务，注重实学，创办洋务，引领古老中国迈出现代化的步伐。可以说，“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34]21。在无锡城西薛氏家族，薛福成在十二三岁时，“慨然欲为经世之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摒弃一切而专力于是”(《上曾侯相书》)[35]215。曾先后师事曾国藩、李鸿章，并协助他们筹办洋务事宜，其《筹洋刍议》就是他多年筹办洋务的思想结晶，其中《变法》一章开启倡导变法运动之先声；他又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洞察西方诸国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情况，认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36]574；“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36]818。可以说，他是薛氏家族最早“睁眼看世界”之人，也是“一名集爱国者、改革者和启蒙者于一身的有志之士，堪称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杰出思想家”[37]2。薛福成之弟薛福保亦曾入曾国藩幕府，习闻曾氏论文之旨。后又入阎敬铭、丁宝桢幕府，颇显才干，思想也超俗。他在《士说》中说：“今夫士者，治农工者也；仁义者，士之耒耜斤斧也。”[38]586在薛福成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儿子薛南溟亦甘心放弃仕宦转办实业，入军缫丝业，先后创办永泰、锦记、隆昌、永盛、永吉五家缫丝厂，又投资裕康纱厂、庆丰纺织厂，成为近代缫丝业的著名民族资本家。薛南溟之子薛寿萱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又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校铁路管理和经济管理，后接管永泰丝厂，积极引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业绩更胜往昔，焜耀东南。经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永泰集团成为丝织业的翘楚、民族工商业的楷模。⑧薛氏家族由此实现了传统科举入仕之家向近代工商业家族的成功转型。 如上所述，近代社会中文化家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改变了家族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桐城派的属性和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桐城派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文学流派了，而是一个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文学流派，甚至还是一个具有鲜明改良色彩的政治团体，它参与和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步探索与变革。王达敏说：“为了救亡和启蒙，当桐城诸家分别成为洋务派、立宪派、革命派的时候，以西学为圭臬的时候，甚至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桐城先正所尊奉的孔孟程朱之道、秦汉唐宋之文已经无处安放。可以说，当西潮涌来那一日起，当中国踏上现代化之路那一日起，当桐城派开始转型那一日起，桐城派式微的命运就已经注定。”[39]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出身文化世家的桐城派传人秉承数代一脉相承的“因时而变”的观念和经世致用的理念，积极迎接时代巨变，桐城派的现代转型由此而启动，它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因为新的政治文化出现而渐告终结。 有清一代，桐城派是一个作家最多、著述最丰、流播最广、绵延最久、成就最显的流派，它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文学、学术、教育、思想等诸多方面，这种浃髓沦肌的社会影响甚至还持续到20世纪的上半叶。推究和追溯这种影响的成因，存在于这个流派阵营内部的不同地域、不同面相的文化家族，应当不容忽视。他们在桐城派由一县之隅不断拓展到华夏内外的恢宏历史过程中，各张学说，各逞才智，共襄盛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这个流派得以延续两百余年的生存之基、力量之源、发展之本。这些家族在自身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桐城古文之学有效地化入家学资源，从而夯实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代代相承，有力推动了桐城派的传播与衍递。 从某种程度上说，桐城派是因为文化家族的大量参与而渐起渐兴，又是因为文化家族的现代转型而愈衰愈危。在这带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味的演变态势中，桐城派也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透过这鲜明的文化印记，我们不仅可以体认到这个流派演进的内在机制与传承方式，甚至还可以感知到清代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潜在根脉和深层理路。 ①曾光光在《桐城派与晚清文化》中对桐城派家学传授的途径有所概括，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16-120页。 ②参看拙作《谫论秦瀛与桐城派、阳湖派的关系》，《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第79-83页。 ③《贺葆真日记》详细记载了父亲贺涛课子授学的情况，徐雁平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④参阅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第100-112页。 ⑤参阅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77-191页。 ⑥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53页。 ⑦据叶扬介绍，这些著述很多不是祖父自己动笔的，实际上都是一帮子弟兵，他的叔伯帮助写的。参见《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郑诗亮采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9页。 ⑧有关薛南溟、薛寿萱的创办实业情况，参看夏刚草《无锡城中前西溪薛氏》，《江苏文史资料》第131辑《太湖望族》第1册，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无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2000年12月，第51-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