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学的评价偏差 王向远教授在系列论文中对“译介学”概念进行了语义学阐释，并以此为依据认为“译介学”不在“正统翻译学”范畴之内；在对“译介学”理论适用度的忧虑也不太符合谢天振教授提出“译介学”时所预设的理论目标。这些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上文所说的理论评价误区。 （一）对“译介学”概念进行语义学阐释，专断化界定“正统翻译学”，从而将“译介学”排除在翻译学范畴之外 “译介学”是20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提出的理论，他在《译介学》（1999年）中明确阐述过“译介学”作为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内涵和重点：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温和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王向远教授在《“译介学”与“译文学”——“译介学”的特色、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译文学”之关联》一文中认为，“谢天振先生并没有对‘译介’这个词做出具体的语义分析，或许认为有了上述的总体界定就可以了，而无需再做语义分析。但是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来看，‘译介’既然作为概念使用，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继而，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做了如下的语义分析： 在谢天振先生关于“译介学”的表述与阐释中，虽没有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译介学”的“介”指的是什么，但在逻辑和学理上，我们应该把这个“介”理解为“中介”之“介”。但“译介”这个词，无论是词典上的释义还是一般人的顾名思义，大都会理解为“翻译介绍”。“翻译介绍”又可做两种理解，一是并列结构，是“翻译加介绍”“翻译与介绍”的意思；二是“翻译的介绍”，即“作为翻译的介绍”的意思，是把翻译作为“介绍”的一种途径与手段。第一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了，宽泛到了可以囊括整个翻译学而且再加“介绍”即文化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第二种解释“作为翻译的介绍”，也可以表述为“作为介绍的翻译”，这就突出、强化了“介”字。在这种理解中，“翻译”是“介绍”的手段和途径，“介”是研究的重心。“译介学”之“介”指的应是“中介”、“介体”。这应该是对“译介学”的正确的顾名思义的理解。 在对“译介学”进行词素和语义解读的基础上，王向远教授认为“以译介学名义将翻译纳入比较文学是名正言顺的”，但是“从翻译学的立场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译介学不属于“正统翻译学”： “译介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它的学术特征的很好的标注，它表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对翻译的研究，与一般翻译学是不同的。“译介学”的“译介”，不是“翻译”，不是“翻译加介绍”，“译介学”只定位于“介”，即把翻译作为文学交流的中介环节，而不是对翻译本体加以研究。换言之，“译介学”没有试图将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整体纳入比较文学，而只是把文学翻译的“中介性”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路数相悖。 在此，王向远教授重新“界定”了两个概念：第一，对“译介学”概念进行语义学界定，认为“译介学”只定位于“介”，与译介学提出者原本界定的理论范畴不符；第二，对“翻译学”进行了专断化界定，将“紧紧依傍于翻译学，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的“翻译研究”界定为“正统翻译学”，无视21世纪研究范畴日益丰富的翻译学真实学科面貌。 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概念来使用，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它将“概念”和“语词”混淆了。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语词仅仅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与概念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两者混淆的结果，就会像著名的堪萨斯州“笨人俱乐部”笑话那样，将英语的“茄子（eggplant）”强行解释为“鸡蛋工厂”，从而得出“鸡是植物”的荒谬结论。 库恩强调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就是谨防用简单的语词分析替代每个理论概念所特指的思维体系。例如，我们在讨论文努蒂（Lawrence Venuti）“异化”概念的时候，不能简单从语词上分析“异化”该如何“异”，或者简单认为“异化”就是追求“直译”，而要解读文努蒂提出“异化”概念时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及解构主义思维。 根据“译介学”提出者的阐述，译介学“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译介学并非只关注“介”，它对“介”的关注是通过对“译”的观察得出来，翻译问题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翻译的本质和价值是它的核心研究问题。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是考量一个理论学科归属的依据，“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所谓“正统”，应该指的是“围绕本学科研究对象、具有本学科学科意义”的“正统（proper sense）”，而非对某一学派研究理论的“专利冠名”。王向远教授使用“正统翻译学”时明确将“紧紧依傍于翻译学，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的翻译研究称为“正统”，虽承认其他研究（如“文化翻译”）“近20年来搞得风生水起”，但指责这些研究“偏离翻译本体”。笔者认为不同理论观点存在对立其实是学科常态，将不认同的理论观点排斥在学科范畴之外的态度是非客观、非学术的，是理论评价中忌入的误区。 (二)将不同理论层次和理论目标的“创造性叛逆”和“破坏性叛逆”两个概念一起讨论 “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核心概念，是谢天振教授受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启发，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使用的一个概念。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本质特点”，“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通过“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谢天振教授呼吁翻译研究者开拓视野，“描述、解释、理解翻译家所做的事，而不是去规定翻译家该怎么做”。 在《“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一文中，王向远教授批评“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暗含着对‘叛逆’完全正面的评价，体现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一元论的立场”，并提出“破坏性叛逆”概念，认为既然有“创造性叛逆”，就一定还有“破坏性叛逆”： 翻译确实免不了“创造性叛逆”的成分，但并非“总是创造性的叛逆”。例如一首诗，每一句都是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那么这算是翻译，还是创作呢？一篇一万字的翻译小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字句属于“创造性的叛逆”，其他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那由此应该得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结论，还是应该得出“翻译总是一种忠实性的转换”的结论呢？如果一多半的字数都属于“创造性叛逆”，是否还算是合格的翻译呢？在“创造性叛逆”之外，有没有“破坏性叛逆”呢？如果“破坏性叛逆”的比重多了，还能叫做“创造性”的叛逆吗？ 在此，笔者认为王向远教授提出的“破坏性叛逆”概念和谢天振教授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概念并不属于同一个理论层次。当一个概念强调“总是”的时候，它往往讨论的是一件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且在逻辑上一般很难找到反例，是带着哲学意味的思考，是纯理论层面的概念。而当一个概念可以讨论“比重”或“一多半/一少半”的时候，它往往讨论的是现实操作问题，属于应用理论层面的概念。例如，就“可译不可译”问题而言，“不可译”就是关于翻译的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纯理论思考，“可译”则是应用层面的操作。就“叛逆与忠实”问题而言，“叛逆”是对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思考，“创造性叛逆”彰显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人类复杂的社会性、文化性活动。“忠实”则是翻译实践中最常被追求的目标。“创造性叛逆”反复强调“翻译总是创造性叛逆”，应该属于追求事物本质描述的纯理论层面，“破坏性叛逆”强调“忠实的比重”，则是更关注翻译实践的应用层面。王向远教授讨论“创造性叛逆”和“破坏性叛逆”的“字句比重”，显然将两个概念一起放在翻译实践操作层面讨论问题。 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纯理论追求更好地解释现象，应用理论追求更好地指导实践。把两个不同的理论目标的概念放在一起，容易出现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例如，“人必有一死”是带有哲学性的思考，如果责怪“人必有一死”这个观点会增加自杀率，是不是呈现一种“鸡同鸭讲”的荒谬感？ （三）未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评价“译介学”的理论活力 对一个理论的评价需要从共时角度评价理论提出时的认知突破价值，从历时角度具体描述理论的影响力，才是比较公平完整的评价方式。 谢天振教授提出“译介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译学界学者们不约而同认为中国译学研究进入了“调整期”、 “静寂期”、“滞缓期”。张南峰教授指出，当时中国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方向不对”，一味追求对等是“一条死胡同”，其后果是“自绝于大量优秀的具有研究价值的翻译作品”，承认“偏离原文是翻译的必然现象”，“开展描述性翻译研究，建立开放的翻译理论”才是建立翻译学的出路。随后，中国译学界开始了对国际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大量译介和讨论，最终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和学科疆域，开始真正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可以说，“译介学”的提出恰逢中国译学最迷茫的时期，倡导的恰是最打破原有局限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当时中国译学“文化转向”中难得的原创性理论。廖七一教授曾这样评价“译介学”提出时的理论前瞻性： 我们不能不佩服谢天振教授当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他不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拒绝从形而下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该有自身的重要地位，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谢天振教授还超越了当时译界的狭隘视野，发现了若干年后人们才接受的翻译的文化意义：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他的研究超越了当时盛行的“有无之辩”（即有没有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无意义）与“中西之争”（即西方的翻译理论有无普适性，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翻译实际），给中国翻译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不少学者受到启发，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对于译介学的后续理论影响力，廖七一教授也进行了带有历时要素的评价： 从眼下国内学者翻译研究的选题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此言不虚。许多学者从“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等术语体系中得到灵感、受到启发；这些术语已经成为当前翻译界流通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译介学》也成为国内翻译研究参考最多的中文文献。笔者撰写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就从《译介学》中受益匪浅。 另一位在比较文学和翻译学领域都具影响力的学者宋炳辉也是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和评价译介学： 译介学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末的汉语学术中生成并形成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既是中外理论这一特定时空中汇通激发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大量译入实践的意义被重新凸显，多学科理论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译介学既是个人性理论事件，也是中国翻译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王向远教授也看到目前翻译学内有“上百篇相关文章和数部专著，甚至有专门阐述‘创造性叛逆’的博士论文”，但他并未承认或点评这种历时角度看业已存在的理论影响力，只是遗憾没有人讨论“破坏性叛逆”，“连浅尝辄止的论述都没有”。对于译介学作为翻译理论的价值，王向远教授引用江枫在《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中对译介学的批评，认为与“正统翻译学”是“相剋”的： 当“译介学”返过来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介入“翻译学”的时候，正统翻译学发生排斥反应，难以容纳。有批评者认为，谈论翻译，谈翻译学，却将翻译必须忠实这一根本问题置之不问，只讲“创造性叛逆”，这样的“翻译学”就只能是“伪翻译学”，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在学科界限问题上把水搅浑”，是“夹着一本所谓《译介学》把头伸进翻译学帐篷的骆驼”。 江枫是一位资深的译者，在2011年曾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多是译者序和译文点评。经CNKI期刊网搜索，除了译者序，只有2001年《中国翻译》发过《“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评论的是另一位译者许渊冲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美”论和“竞赛论”，文章论述采用的是最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用翻译例子点评译文是否忠实原文。可以看出，江枫采用的是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是“译介学”曾突破的“传统”翻译思想范畴的论述。我们尊重这种分歧，但王向远教授一方面强调“创新”，一方面将“传统”看作“正统”，就很难正确评估译介学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影响力。 笔者认为，纵观当代中国译学自20世纪末至今的二十年发展进程，译介学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描述性翻译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是促进中国译学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理论之一，还是目前为止最具生命力的译学理论之一，在全球化语境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下，译介学将产生更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谢天振教授自2008年就开始从译介学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学作品外译问题，发表了《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译介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新视角》、《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从译介学视角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译介学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传播》、《从文化外译的视角看翻译的重新定义——兼谈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个认识误区》等。他特别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从译文的语言水平角度来看，其实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但并没有在译入语国家产生较大影响，这个原因，语言学角度很难解释，译介学却可以，因为译介学理论本来就关注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本质，更特别关注制约文学文化在译入国语境中的接受、传播、影响的各种因素，因此译介学对文化外译这一行为的理解与阐释就比传统的翻译研究显得更加深入，也更加到位。 从谢天振教授近年来的论文被各种核心期刊、报纸接受发表，以及越来越多学者从译介学视角开展翻译研究的事实来看，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学的批评是有一定偏差的。 笔者希望通过讨论理论评价的原则和误区，为译学研究的严谨性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使中国译学涌现出更多的创新性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