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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从下乡知青到学部委员(2)

http://www.newdu.com 2019-07-02 中华英才半月刊 高岚岚 参加讨论

    从茫然无措到名师指引
    开学典礼上,南开大学老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开口就说,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想当作家就应当到广阔天地去。这一席话犹如给刘跃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个学期下来,他发现,自己的梦想实在是太幼稚了。实际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到底学到多少东西,大可值得怀疑。“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从考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就这点墨水还当什么作家呢?我觉得李何林先生说得还真有道理。想到这些,也就从作家梦中慢慢苏醒了。”后来,学者梦悄然爬上刘跃进心头,取代了作家梦。
    过去,曾经阅读过大量像《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即“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以及鲁迅等作家的作品,最初,刘跃进选择了自己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学作为实现学者梦的起点。1979年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浪潮给他的内心极大震动,他决定离开这个领域。
    1979年春天,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到南开大学讲学,头一课就是《古诗十九首》。刘跃进突然发觉,古代文学具有如此强烈的生命意识,完全改变了他原来对古代文学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从此,他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背诵了大量古代诗词、文论名篇,青灯黄卷,乐此不疲。
    读南开大学四年期间,王达津、罗宗强两位恩师手把手地把刘跃进引到了学术殿堂门前,孙昌武老师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让他决心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左右。大学毕业前夕,他毫不犹豫就报考了古代文学方向研究生。他中学时学的是德语,上大学后用小收音机开始学英语。当时,他对文艺理论也不重视,结果外语和文艺理论都不及格,名落孙山。清华大学来南开招收毕业生。王达津、郝世峰老师见刘跃进勤奋好学,就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任教。
    那时清华大学属于纯理工科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机械系的一名学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理工科学生也需要双筒猎枪”,希望理工科大学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就这样,刘跃进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史教研组。要作学者的他,很不甘心,报到不久就申请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得知必须工作两年才能考研。
    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实现自己的学者梦竟是这样艰辛。刘跃进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的外面,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一时间陷入苦闷境地。毕业大半年后,刘跃进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文章《跟上时代步伐——王国维纪念碑前断想》见诸报端,尽管非常可贵,但是怎么做学问,他依然不知道。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找老师,他便全力以赴搜求报刊杂志上刊发的各种有关治学体会的文章,看来看去,刘跃进发现,凡是成功的学者,无不在文献学方面下工夫。
    工作不久,刘跃进发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宝藏,那里居然收藏着丰富的古籍,原本非常陌生的古籍成为他一时着迷的追求。由此,他将清华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手抄一遍,并按图索骥,将馆藏稿本、孤本及稀见本大体翻阅一遍,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刘跃进报考研究生时,看到招生简章上有杭州大学古籍所姜亮夫先生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的消息,真是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投奔到在他心目中非常高古的姜先生门下。“以前,我对于姜先生的学问,对于古典文献学,均一无所知。记得考入南开大学不久,我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过署名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纸已发黄,那时还以为作者是清朝人。”
    姜亮夫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在入学典礼上,姜老说起当年王国维先生让学生通读《四库提要》的往事,谆谆告诫我们要时刻注意根柢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过去的所谓中文系、历史系的狭隘概念中。”他希望“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
    “除了系统地学习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知识,姜老给我们开设了许多在当时看来不甚理解的课程。比如历史地理、历代职官、典章制度、科技专题、天文历算等也成为我们的重要选修课。这些课程,内容浩繁,一时难以消化,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门窗,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的博大浩繁。”刘跃进后来逐渐体会到,研究任何一个很小的问题,背后都需要有大量的学术支撑。每一个人,终其一生,不过守其一点而已,小有所成,已经很不容易。
    1986年,刘跃进硕士研究生毕业,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任教,那时清华大学已成立中文系,他又回到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深受王达津先生、罗宗强先生的影响,对汉魏六朝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非常向往,因此他的研究以汉魏六朝为落脚点拓展开来。此间,刘跃进得到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的赏识,推荐他拜见中古文学研究大家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他以硕士论文《关于<水经注校>的整理与评价问题》作为学术名片,得到先生青睐,这是他成为曹道衡先生博士研究生的机缘。“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两位先生继续扶持我扎实前行,首先把我吸收进课题组,参与《中古文学编年史》的工作,希望我在学术实践中成长。”
    刘跃进在《姜亮夫先生及其<楚辞>研究》一文中这样写到:“一个学者在其成长过程中,转益多师,方能学有所成。而能遇上一个好导师,往往又会影响到他的一生。”确实,这是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在他不同的人生岁月里,一直有名师作伴,因此内心充实且时时充满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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