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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论家与匿名读者群 古罗马传统的发表方式是朗读和私下流传，但在奥古斯都时期，图书复制和销售已经成为一项兴盛的新产业，贺拉斯诗中数次提及的索西乌兄弟就是当时罗马最大的书商。此外，随着希腊化进程的加速和罗马文学经典化的开始，文学成为奥古斯都时期主要的教育内容，专门讲授和评论文学的老师(grammatici)也渐成气候。所以，在赞助体制之外，贺拉斯需要应对的就是评论家和匿名读者这两个群体。 贺拉斯深知，在文学流通中，读者永远是作者不可控制的因素，因为读者通常都怀着与作者不同的目的，双方之间并非合作关系。《讽刺诗集》第2部第8首便体现了这一点。这首诗记述了一次失败的宴会。主人纳西丹精心准备了许多独门秘制的菜肴，邀请麦凯纳斯等人前来赴宴，但最后大部分客人没吃完就溜走了。麦凯纳斯是最尊贵的客人，他赴宴其实也是一种敷衍。在恩主和门客的利益交换机制盛行的古罗马，在他看来，纳西丹无非是另一个试图巴结自己的富人而已。维比丢和巴拉洛是麦凯纳斯的扈从，他们在社交场合永远跟着麦凯纳斯，不请自来，当然也不会尊重纳西丹。客人中的瓦里乌斯、维斯库、方达纽虽然是诗人，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们并未把纳西丹视为艺术家同行，而觉得他是一个一心往上爬的俗人。因此，自始至终，纳西丹都未能将客人引入同情与理解的良性互动中，未能创造一个适合艺术鉴赏的环境。与纳西丹相仿，诗人永远不可能避开不被人欣赏的风险：“你的努力永远/换不来与之相称的名声”(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2.8.65-66)。在古罗马尤其如此。在《书信集》第2部第1首中，贺拉斯辛辣地嘲讽了罗马的戏剧观众缺乏起码的艺术理解力，他们既不关注情节，更不能欣赏台词的语言，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饰、布景等外围元素上，几乎把戏剧表演当作了他们熟悉的娱乐方式——竞技庆典(194行—200行)。罗马读者甚至分不清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他们之所以憎恶贺拉斯的讽刺诗，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对号入座，所以竟将揭示社会荒谬现象的诗人看成通过揭发他人而发财的政治告密者。 贺拉斯提醒读者，自己诗中的人物只是类型的代表，更重要的是，诗人关注的是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作品罗马读者都无法接受，他就只能采用“强力”了。他幽默地威胁读者：“如果你不肯容忍，一大堆/诗人会赶过来，做我的援军(因为我们/人多势众)，像犹太人那样逼你就范，/直到你学会容忍我们这样一群人。”他声称自己的讽刺诗是防御性的，但警告他人千万不要故意冒犯自己，否则将“流芳千古”： 啊，众神之主朱庇特， 愿我的长矛永远废弃，直到锈烂， 也别让任何人伤害爱好和平的我! 可是如果我喊着“别碰我!”，还有人胆敢 挑衅，他会痛哭的，全城都将歌唱 他的美名。 对评论家的反驳，贺拉斯则采取了更专业的方式。不少人批评他的讽刺诗不如古罗马讽刺诗先驱卢基里乌斯，贺拉斯却指出，卢基里乌斯在道德和写作方面缺乏自我控制(Anderson 9)。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分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这种观念上的问题导致他在写作时没有筛选生活的细节，让作品沦为日记。这两个缺点恰好都是批评贺拉斯的大众所犯的错误。通过这样的辩护，贺拉斯为罗马讽刺诗树立了一种新的理想标准：理性、克制、诙谐、机智，而不冲动、放纵、尖刻、恶毒。在为自己的抒情诗辩护时，贺拉斯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灵感与技艺孰轻孰重?他讽刺了过分相信灵感轻视技艺的“饮酒派”，而更倾向于以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为代表的“饮水派”(1-11行)，这与他一贯讽刺人类的各种疯狂、强调理性的道德立场是一致的。对于质疑自己的评论家，贺拉斯毫不退让(35-40行)： 你或许会问，为何有些人私下里其实 喜欢读我的作品，出门就无节操地贬斥? 因为我不会追逐无常庸众的选票， 请他们免费吃喝，送他们破旧的衣袍； 我是高贵文学作品的助选者、复仇者， 岂可屈尊去游说讲坛上的评论家部落? 这里诗人借助古罗马人所熟悉的选举意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不会追逐无常庸众的选票”，“无常”表达了贺拉斯对“庸众”评价的蔑视。贺拉斯声称自己不屑于采用政客们的常用伎俩，请选民“免费吃喝，送他们破旧的衣袍”，也不会“屈尊去游说讲坛上的评论家部落”，因为自己是“高贵文学作品的助选者、复仇者”。从拟人的角度看，高贵作品因为不受庸众的欢迎而落选，现在贺拉斯要为它们赢得合理的位置，这样的行为既可称为“助选”，也可称为“复仇”。至于“高贵作品”指什么，答案不难找，首先指贺拉斯崇拜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萨福和阿齐洛科斯的作品，其次指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贺拉斯自己的作品。 基于对评论家和读者的了解，贺拉斯在《书信集》第1部第20首中对自己作品的未来做了不乏自嘲的展望。在这篇作品里，主角是诗集本身。贺拉斯把这部新诗集想象成一位年轻的家庭奴隶，他即将离开家，独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主人警告他说，一旦出去，将没有回头路，他很快就会后悔。当他青春俊美的容貌消逝，罗马公众将不再关注他，他将流浪到遥远的海外。年老体衰之时，他只能靠给小孩讲课为生，或许会有一些听众对他主人的生平产生兴趣。作品在此戛然而止。在这番描述中，贺拉斯灌注了丰富的诗学内涵。他想象自己的诗集不满足于在他的朋友中私下流传，而想被公众阅读，但从他反对这位“奴隶”离家的立场看，他并不愿意为大众写作，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懂诗的朋友。诗集一度受追捧，但终于被冷落，再次印证了“庸众”趣味的无常，从这个角度看，永恒的名声恐怕只是妄想。蠹虫啃噬诗集的意象让我们想起《颂诗集》第3部第30首中无法啃噬纪念碑的雨水，新诗集在遥远行省朽坏的远景也与《颂诗集》第2部第20首中贺拉斯作品中被罗马人世代传诵的预言形成了对照。 这是一篇语气戏谑的作品，贺拉斯没有摆出一副自己将注定名垂千古的架势，而是在轻松的调侃中切入了一个诗学的关键问题：如何面对读者。任何诗人都必须知道，绝大多数读者一定不会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一定不是知音。他们的趣味是多变的，不可预测的，所以作者不能奢望他们永远钟情于自己。诗中贺拉斯对奴隶(或者诗集)的警告表明，诗人不应迎合读者，但诗人并非不能吸引读者，如同作品后半段的奴隶所做的那样。迎合与吸引的区别在于，是否牺牲自己的艺术原则，这也是弱势作者和强势作者的区别。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奥古斯都时期做一位诗人是艰难的营生，这种艰难不是指生活境遇，而是指心理压力。贺拉斯的应对既有原则，又充满策略性。他的原则就是决不放弃艺术理想和精神独立。面对强势的皇帝和罗马国家，他在小处妥协，大处则固守底线，总能以巧妙的手段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处理与私人恩主的关系时，他语气委婉，态度坚决，并以友谊的共鸣化解社会地位的差异。他善于向诗歌圈的友人学习，尊重他们的批评意见，不断磨砺自己的诗艺。而对于罗马的“庸众”和敌对的评论家，他坚持自己的判断，从不屈服，相信作品自我辩护的力量。文学秩序虽然对他有所束缚，但他最终以才华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并确保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后世的声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