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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已经面对着一个复杂性堪比现代的文学秩序，这个秩序由国家、恩主、友人与公众组成。文学赞助体制的流行迫使诗人在艺术与权力之间周旋，成熟的文学发表、传播和销售渠道则以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的形式向诗人施压。贺拉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通过精心设计的写作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秩序的优势，避免了它的负面效应，不仅没有沦为牺牲品，反而塑造了罗马的诗歌走向。 关 键 词：古罗马诗歌/文学秩序/赞助体制/文学流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编纂”[项目编号：16ZDA214]的成果。 作者简介：李永毅，博士，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古罗马诗歌和解构主义文论。 屋大维统治下的奥古斯都时期是古罗马诗歌的鼎盛期。在这个历史阶段，诗歌创作变得空前复杂，诗人不仅需要忍受传统的重负——延续千年的古希腊和泛希腊诗歌，而且还要适应新的文学秩序——由皇帝(国家)、权臣(恩主)、友人和公众(敌对诗人与普通读者)构成的庞大体系。该秩序的两大核心要素则是赞助体制和流通机制，前者迫使诗人在艺术与权力之间周旋，后者以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的形式向诗人施加影响。这个体系之所以可称为一种“秩序”，是因为罗马国家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加入，并且它有让文学为皇权服务的强烈意图。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时期虽然也存在贵族对作家的赞助，但它主要体现的是个人影响力，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因而也不实质性地控制作品的流通。仅仅一代人之前，古罗马诗人还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以卡图卢斯为例，他既可以置身赞助体制之外，毫无顾忌地奚落甚至辱骂恺撒等权贵，也可以断然摒弃普通读者，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挑衅流行的阅读期待。奥古斯都时期的贺拉斯则不得不以现实的态度对待文学秩序中的各个环节，通过精心设计的写作策略来保护作品的艺术性，避免沦为这个秩序的牺牲品。 一、终极恩主与国家的遥控 当贺拉斯在创作生涯晚期决定放弃抒情诗、改写书信体诗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一位退休的角斗士，并称继续写抒情诗是将自己“困于原来的游戏中”(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1-3)。“游戏”(ludi)在拉丁语中常指以角斗士对决、人兽搏斗、集体处决为内容的竞技庆典。有论者认为贺拉斯这里不过是自嘲(Macleod 286)，鲍迪奇却敏锐地读出了其中的深意。虽然竞技庆典最初只是葬礼上的一种献祭仪式，但到罗马共和国晚期，它已经成为政客笼络底层民众的重要手段(Veyne 222)。当他们花费巨资举办这样的庆典，邀请罗马贫民无偿观赏时，扮演的是用礼物换取忠心的恩主角色。鲍迪奇指出，贺拉斯在创作政治抒情诗的时候，也是以对罗马民族的忠心换取罗马国家的赏赐。在此过程中，屋大维——罗马国家的代表——就成了贺拉斯的终极恩主。于是，一个恩主经济的链条浮现出来：罗马皇帝(直接或通过臣属)赐给诗人土地和财物，诗人则以作品相回报，而在更大的文化流通机制中，诗人的作品又成了罗马皇帝赠予公民群体的礼物，如同角斗士表演一样(Bowditch 2-3)。或许正因如此，与礼物相关的词汇在这首诗中反复出现。这表明，贺拉斯对自己的文化角色有深切的认识，他后来转向书信体诗也是摆脱束缚的一种尝试。事实上，罗马国家并不只是贺拉斯一人的终极恩主，奥古斯都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受制于屋大维的恩惠：史诗作家维吉尔和瓦里乌斯，爱情诗作家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悲剧作家弗斯库，喜剧作家方达纽，都是如此。拒绝顺从屋大维的奥维德，则被流放黑海地区，逐出赞助制度的保护网。贺拉斯诗集中颂君之作(比如《颂诗集》第4部第5首、第15首)和奉命之作(《颂诗集》第4部第4首、第14首、《书信集》第2部第1首)都直接体现了罗马国家对诗人的政治压力。 根据吉拉尔(Girard 41)和鲍迪奇的分析，贺拉斯与角斗士的联系尤其体现在他的罗马颂诗(《颂诗集》第3部第1-6首)中。如果说角斗士的献祭是为了平息地府诸神的怒气，那么贺拉斯的这些政治抒情诗则融合了悲剧的因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公共祭祀，代表缪斯为罗马内战的屠戮赎罪，以恢复被内战摧毁的和平以及等级秩序(Bowditch 27)。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献给罗马国家、回报罗马赞助的礼物。 赞助体制确保了贺拉斯在经济上衣食无忧，在政治上受到保护，但它始终对他的创作自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泽特泽尔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贺拉斯没有屈从于赞助体制的压力(Zetzel 87-102)，最终保持了创作的独立。怀特等人则相信，贺拉斯是由衷认同屋大维的政治文化立场的(White 161)。戈尔德(Gold 66)和普特纳姆(Putnam 147-53)等人虽然承认赞助体制是奥古斯都时期的普遍文学现象，但相信恩主对诗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贺拉斯认可了屋大维罗马救星的角色，但这种认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一方是有远大文学抱负和独立创作轨道的诗人，一方是睥睨天下、决意将文学纳入帝国秩序的君主，两人之间的关系注定是紧张而复杂的。总体而言，贺拉斯对屋大维的态度经历了从警惕、怀疑到接受、崇拜的过程，但他自始至终都不肯做一位驯顺的宫廷诗人。 《世纪之歌》标志着贺拉斯正式成为罗马的桂冠诗人。这首诗作于公元前17年，是一首宗教颂歌，在世纪庆典(ludi saeculares)上由27名少男和27名少女演唱。世纪庆典的原型是瓦雷利娅家族向冥界诸神献祭的仪式。公元前17年，屋大维已经作为国家元首统治十年，罗马享受着和平与繁荣，屋大维有意把这个赎罪消灾的仪式改造为祈福感恩的仪式，并将他认可的个人保护神阿波罗确立为罗马的国家神，于是策划了这个庆典，并命令贺拉斯创作一首颂歌。 这是一首典型的应制诗，又需在仪式上演唱，贺拉斯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他不可避免地要对屋大维治下的罗马做出评价。贺拉斯的应对策略一是借道维吉尔来称颂屋大维，避免给人以阿谀的印象，二是刻意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突出罗马民族利益的汇聚点。直接涉及屋大维的内容主要是以下三节(49-60行)： 愿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杰出后裔 实现他用白牛向你们献祭时祈求的 一切，用武力摧垮顽抗的强敌， 却宽宥臣服者。 海上和陆上，我们强大的兵力 和罗马的战斧已让美地亚震恐， 斯基泰和傲慢的印度也急于获知 我们的命令。① 忠诚、和平、荣誉、古时的纯洁 和久遭冷落的勇武已经敢回返， 吉祥的丰饶神也重新出现，她的 羊角已盛满。 “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杰出后裔”指屋大维，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屋大维和他所在的尤利娅家族塑造为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Iulus)的后代，而埃涅阿斯据说又是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儿子。“用武力摧垮顽抗的强敌，/却宽宥臣服者”显然呼应着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一个著名段落，父亲安基塞斯的鬼魂在地府向埃涅阿斯展示罗马伟大的未来，强调罗马统治世界乃是神的谕旨：“罗马人，记住，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确立和平的秩序，/宽宥温驯之民，用战争降伏桀骜者”(Virgil 6.851-53)。维吉尔于公元前19年去世时，《埃涅阿斯纪》在古罗马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成为古罗马史诗的代表。贺拉斯的措辞无疑会唤起听众对维吉尔作品的记忆，在罗马人看来，贺拉斯是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向这位已逝的同行致敬，从而冲淡了这首诗歌功颂德的味道。后面两节直接描绘屋大维成就，突出了三个方面：罗马强盛的军力、奥古斯都时期整肃道德的努力以及和平局面带来的经济繁荣。即使反对屋大维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些成就，在此框架下，共和与帝制的分歧至少在表面上弥合了，这首《世纪之歌》因而也具备了代表整个罗马民族发声的超越性。 一方面，贺拉斯以民族先知自命，因而无法真正避开政治话题，而他的政治见解与屋大维的官方立场存在相当距离，这使得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他在诗学观念上深受泛希腊时代诗人卡利马科斯及其罗马传人——以卡图卢斯为代表的新诗派——影响，极力强调技艺的重要，并试图保持作品的私人化色彩，这进一步加大了创作政治诗歌的难度。然而，贺拉斯却凭借精巧的构思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政治意图和诗学追求之间达到了艰难的平衡。《颂诗集》第1部第8首就是很好的例子： 吕底娅，天上地下， 诸神作证，为何急于用你的爱摧垮 叙巴里?他为何憎恶 明亮的原野，不再忍受曝晒与尘土? 他为何远离了同伴， 不再一起驰骋，紧勒狼牙的铁衔， 决意让高卢马驯服? 他为何害怕棕黄的台伯河?为何畏惧 橄榄油甚于蝰蛇血， 那双因练习投掷而瘀青的手臂为何 不再示人?轻松 越界的铁饼、标枪曾给他怎样的声名! 他为何躲藏，就如 传说中忒提斯的儿子，在特洛伊悲剧 揭幕前，担心男装 会将他推向敌人的战阵，推向屠宰场? 这首诗写给一位名叫吕底娅的女子。莫尔指出，就主题而言，这首诗或许只是希腊式的仿作或练笔，至少普劳图斯就曾在戏剧中以相似的文字处理过这个陈旧的希腊主题——爱情让青年人变得萎靡(Plautus 149ff)。然而，这种理解忽略了作品的罗马政治语境和诗末阿喀琉斯典故的意义。第4行的战神广场(“明亮的原野”)、第7行的高卢马和第8行的台伯河共同构成了这首诗的罗马背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军事训练是为从军做准备，而在罗马，从军是从政的必备步骤。如果这样，叙巴里不仅为了爱情而荒废了身体，甚至也放弃了政治前途(Dyson 164)。 诗的13-16行引用了后荷马时代流传的一个关于阿喀琉斯的故事。该故事的情节记录在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希腊神话》中(Apollodorus 3.13.8)。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得知了儿子会战死的命运，于是将他装扮成女人，藏在斯库罗斯国王吕科梅迪斯的女儿中间。在此过程中，他和其中一位公主代达米亚产生了爱情。后来奥德修斯化装成小贩前来，在货物里混了一些武器，阿喀琉斯因为表现出对武器的兴趣而暴露了身份(Ovid 13.162ff)。诗中的“悲剧”和“屠宰场”等措辞突出了特洛伊战争的负面形象。奎因评论道，由于后文特洛伊典故的存在，4—7行的意象所表达的叙巴里对体育锻炼的憎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体育锻炼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其终点是毁灭性的战争，那么避之不及就是正常的反应(Quinn 137-41)。不仅如此，正如阿喀琉斯躲避战争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于母亲担心他会战死，叙巴里躲避体育锻炼(其实也是军事训练)也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立场，而是反映了吕底娅的担忧。如果这样，她就并非用情欲消磨恋人阳刚气质的坏女人，而是真心关怀他的好女人。和传统的解读相反，诗歌的中心不是叙巴里，而是吕底娅。 贺拉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利用了希腊传统又颠覆了希腊传统，并隐晦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屋大维军国主义宣传的视角。由于反战的情绪是由不直接卷入战争、而且在文学传统中一向反战的女人表达出来的，贺拉斯就避免了给读者直接反对屋大维的印象。 从上面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不触怒屋大维的前提下，贺拉斯始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创作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绝不甘心做一位御用诗人。在艺术上，他追求的是无可挑剔的技巧和完美的风格；在精神上，他矢志成为整个罗马民族(而不是屋大维)的代言人。他永远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诗歌本身的价值。 二、直接恩主与赞助体制下的友谊 研究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赞助体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与政治领域的赞助体制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恩主与门客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明显，因而容易判定。诗人大多出身骑士阶层，学识上的优越感让他们耻于将他们与恩主的关系视为一种赞助体制。按照西塞罗在《论义务》中的说法，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罗马人来说，“被人称为门客，或者承认受惠于赞助体制，和死一样难以忍受”(Cicero 2.69)。因此，文学赞助体制的双方更愿意使用“友谊”(amicitia)和“朋友”(amici)这类软性词汇来掩饰二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仅如此，从许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爱是显然存在的。怀特据此认定，“文学赞助体制”的说法并不准确，他经过仔细考证得出结论：无论罗马政府还是权贵都没有对诗人进行制度化的资助，也没有刻意塑造其文学产品(White 155)。 然而，正如鲍迪奇所说，怀特的观点只考虑了赞助体制的物理形态，未考虑其心理形态。作为一种礼物经济，赞助体制更强大的驱动力在于负债的心理和感恩的心态(Bowditch 21)。高明的赞助人会竭力保持无偿赠予的姿态，避免产生对等交换的印象，既为自己赢得慷慨开明的名声，也防止诗人在强烈负债心理的驱使下表现得过分急功近利，从而降低他们的身价。赞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诗人保持独立的人格，从而让外人看来，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利益交换，而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这种态度为真实友谊的生长提供了空间，但仍不能消弭两人关系的赞助性质。 萨勒看到了赞助体制的复杂性，指出它必须包含三重关系：“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务的交换；第二，为了与市场上的商业交换相区分，它必须是具备持续性的私人关系；第三，它必须是不对称的，也即是说，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他们交换的物品和服务也不对等——正是这点有别于平等者之间的友谊”(Saller 1)。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关系无疑具备上述三个要素。鲍迪奇提醒我们，麦凯纳斯赠予贺拉斯的不仅有最重要的物质财产——土地，更赐给了他一种身份和地位，拥有土地本身就是独立经济地位的保证和独立人格的象征，更不用说麦凯纳斯的庇护促进了贺拉斯文学声名的传播。正因如此，贺拉斯在诗中不仅经常感谢麦凯纳斯的慷慨，更称他为自己的“坚盾”和“甜美荣誉的源头”(Odes 1.1.2)。 对比前辈诗人卡图卢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赞助体制在贺拉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恺撒内战前，诗人在古罗马社会中的地位远更边缘化，并未与权贵结成稳固的交换关系，至少还有选择放弃赞助体制庇护的自由。卡图卢斯毫不留情地鞭挞了恺撒集团通过战争聚敛财富、垄断政府高层职位、纵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为。恺撒、庇索、玛穆拉、庞培、瓦提尼乌斯都是卡图卢斯攻击的靶子。 贺拉斯与麦凯纳斯的交往则绵延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在他的全部162首诗里，直接写给麦凯纳斯的诗就多达16首，而且从早期的《讽刺诗集》到中期的《颂诗集》再到晚期的《书信集》里都有。麦凯纳斯不仅是贺拉斯诗歌题献的对象，也是欣赏其作品的知音，进行诗学探讨的良伴。但贺拉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在《书信集》第1部第7首里，他对麦凯纳斯说，“你经常夸我谦恭，总称你‘主公’‘前辈’，即使不在你身边，我也不吝于赞美”(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7.37-8)。“谦恭”(verecundum)一词极少用来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说“前辈”(pater)还只是对长辈的一般尊称，“主公”(rex)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②在外人眼里，贺拉斯与麦凯纳斯之间也是不折不扣的门客与恩主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在《讽刺诗集》第1部第6首里，贺拉斯竭力说服读者，这段关系并非一种利益联盟，而是以人格吸引为基础的友谊(49-64行)。他首先为麦凯纳斯的动机做了申辩，指出他“不屑收买人心”，诗人这里显然批判了古罗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过礼物和赏赐来网罗门客，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特别强调麦凯纳斯择友的严格而睿智的标准——不看财产和门第，而看“心地是否纯洁”。然而，正因为两人的私交甚密，要在这样的关系中坚定地维护创作自由和人格独立，而又不实质性地伤害到情谊，是非常困难的。总体来说，贺拉斯深谙拒绝的艺术，对作品的拿捏极其到位。 《书信集》第1部第7首的情境就直接威胁到了赞助体制的外在形式。贺拉斯在这年六七月间离开罗马到山间度假，答应很快就回到麦凯纳斯身边，但后来却改变了主意，于是麦凯纳斯可能去信责备，催促他回城，贺拉斯便写了这封信作答，称自己要等第二年春天才回去。无论两人的情谊多深，就地位而言，麦凯纳斯毕竟是恩主，贺拉斯是门客，古罗马门客对恩主最重要的义务便是在恩主需要时陪伴左右，这种行为几乎是赞助体制的一个标志。贺拉斯在这里不仅拒绝履行这一义务，他还违背了罗马人极为看重的另一义务——信守承诺。因此，贺拉斯在此诗里需要解释的是对恩主的双重冒犯。贺拉斯不想伤害恩主的感情，更不愿冒犯他的尊严，但同时也不肯牺牲自己的独立。为了将自己的立场和理由阐述得更清楚，贺拉斯借助了史诗情节、寓言、故事和类比，委婉而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效果看，麦凯纳斯显然接受了贺拉斯的解释，他允许后者公开发表这首诗，表明他认可其中的观点，也容忍贺拉斯的独立。贺拉斯敢于拒绝麦凯纳斯的要求，并相信对方能够原谅自己的拒绝，既表明了自己的真诚直率，也表明了对麦凯纳斯人品的高度信任。如彼得森所说，这首诗在题材、主题、心理和意象的处理方面都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堪称佳作(Peterson 309-14)。基帕特里认为，独立只是作品的抽象主题，更具体的主题是恩主制度下的合适行为(decorum)问题，尤其是赠予与接受，西塞罗《论义务》中关于礼物的讨论可以作为这首诗隐含的伦理框架。贺拉斯突出了自己的谦卑与感激，体现了作为礼物接受方的理想品质，他也称赞了麦凯纳斯的宽容与审慎，而这正是礼物赠予方的理想品质(Kilpatrick 47-53)。 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赠送礼物时，赠予者、礼物和受赠者三个元素都应恰当、恭敬。第一，礼物本身应当是受赠者愿意接受、并且对他有用的；第二，赠予者的态度必须审慎恭敬，不能草率傲慢(Cicero 1.14.49)；第三，受赠者也应谨慎选择，必须以品行为标准，具备各种美德，这样礼物才得其所(Cicero 1.14.45-6)。如果麦凯纳斯邀请贺拉斯在罗马停留可以看作一种礼物，那么这个礼物本身虽然美好，对于此时的贺拉斯却已经不恰当了，人过中年的他已经不喜欢繁华喧嚣的罗马城，“更爱空旷的提布尔、闲逸的塔伦顿”，他还给了一个谦卑的理由：“小地方适合小人物。” 贺拉斯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自己在表面上遵守门客的义务，按期返回罗马城，反倒会因为自己不再适应大城市而失去自己真心追求的生活，那样就违背了麦凯纳斯支持贺拉斯的初衷。所以，贺拉斯委婉的规劝后面也隐含了对恩主人格和智慧的赞扬。事实证明，他对恩主的判断是准确的，这封拒绝的信其实也是巧妙的肯定，不仅没有破坏两人的关系，反而在更高层次上确认了一种基于友谊伦理的赞助体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