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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春天，有一天，我和儿子去基督教堂对面的食街吃饭，返回时，儿子兴奋地和我说着一件事，边说边嘎嘎大笑。我也笑，同时看见马路中间有一只丢弃在那里的毛绒玩具，我们过来时它不在那里，我笑着走过去捡拾它，弯下腰后才看清楚，那不是玩具，是一只狗，它被撞死了。 我儿子当时就不能开口说话了，我们闷着头往家走，过了一会他说，爸，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那天的天气怎么样，没印象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想做一件事，想写下点什么。 我的两个孩子B和S，他们喜欢犬类生命，多年前，我们家曾经热烈讨论过要不要添一个成员，添谁，德牧还是秋田，因为分歧很大，争执了差不多十年。我不是一个纠缠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却首鼠两端，直到后来，我终结了这个家庭议案，决定不再添成员；孩子们长大以后的生活我不干涉，但我的家里，不行。孩子们怨声载道，指责我年轻时与狗为伴，却利用极权政治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我没有解释，没有告诉他们，不再年轻的我，难以接受豢养关系，如果生活在丛林中，或者泽地上，它是它，我是我，我们相互为伴，哪怕咻咻地满泥地打滚，甚至要取对方性命，也能够接受，但豢养，做不到。 “马路事件”的第二天，我写完这个故事，关于城市流浪者，猎狼犬“西皮”的故事。故事结束前，有一瞬间，我想继续写下去，不停下来，也许这个故事足够伤感，但我迷上它了。最终我没有那么做，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有禁忌，无论有什么念头，我都该和它告别了。 那个春天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现在它们有一些也许不重要了，或者，它们成了文明多巴胺快速包裹住的创伤记忆。实际上，那一年我还写了另外两个和我不是同种群生命的故事，一只雌性伶鼬“得瑟”，一只泰迪犬“美娜”，前者翻译成了德文，后者被一家电影公司买去了。我还写了一些神秘的植物，它们和我一样，也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我们相互为邻，彼此无扰，暗中纠缠。而那一年，我阻止自己的恐惧继续漫延下去的最后手段，是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市级流浪犬类留检所及管理机制的建议》的提案。 我在故事中写过许多犬科生命，多少次，不记得了。就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写完一个短篇，在短篇中，我写了一只名叫“豆子”的杂种狗。我和犬科生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退无可退的时候，我会想象我与它，与它们，或者类似生命的遭遇，在想象中和它们厮守一段时间，然后和它们告别。它们帮助我度过了一个个灰色或黑色的日子，让我特别感谢——那会儿，我清晰地知道它们是谁，我是谁，别的时候，我也许做不到，做不好，不能做。 猎狼犬“西皮”的故事不同，它是一次创伤记忆的突兀开启，让我在一次次逃亡过程中遮掩住的破损的皮肤、肌肉、黏膜、血管、神经和骨头暴露无疑，那里甚至有一捧破碎到无法捡拾的精神，我孤立无援，因为不堪而愤怒无比。我无法再像一个无畏的跑酷者，一次次从城市奇诡的障碍物上越过，欺骗自己不是在逃亡——多数时候可以，这次不行，我不想那么做了，我想停下来，折回头去，追踪它，看清楚我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说到《长江文艺·好小说》，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孽犬阿格龙》发表在《长江丛刊》上，离开武汉时最后一篇小说《热爱一条狗》发表在《长江文艺》上，两篇都是犬科生命的故事，是我生命中重要时候留下的文字，现在加上一次创伤记忆的书写，似乎是某种暗示，因为这个，谢谢家乡的刊物！ 至于B和S，他们是他们自己，我无法决定他们，只能在一个人时，静静地想象他们和他们的犬科朋友幸福的生活，想象他们将要遭遇的那些际遇，实际上，S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经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