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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师，我时常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教育的意义，然而当我读完教育史后，我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反而心有惶恐，甚至有些悲凉。我发现奴隶和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大体充当着统治阶级实施政权的工具。教育的工具性质，战国时期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就是典型例子。 这一学派在教育方面远没有达到像儒、墨那样的造诣，但因其毫不含糊的社会政治主张，尤其符合秦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而赢得了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韩非认为：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因此他作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也是如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便是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实施了法家学派的法治教育，“通过定名分，使人人皆知按本分言行和获取；通过禁私学、禁诗书礼乐，使言谈者必轨于法；通过形成严刑酷法的社会局面，迫使人不敢作奸犯科......”正是有这种法治思想指导教育实践，秦始皇才进一步统一文字，严禁私学，实施吏师制度以维护其君主集权的统治地位，“焚书坑儒”便是其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反映。法家这种只讲法制而弃置人治的思想充其量是一种社会教育，然而它却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人和人的尊严无需尊重，这实属教育史上的一大倒退！看完着实令人惶恐。 然而注重教育与感化的学派就逃离了充当统治者工具的命运了吗？非也。孔子的“礼”与“仁”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思想何其丰富，影响何其广泛，然而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所谓“学而优则仕”，又因儒家强调“文事武备”，这又恰恰与汉武帝的政治愿望相契合，于是儒学应时代需要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武帝后来施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也帮助汉武帝实现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意识的政治抱负。不管怎样，儒家思想在汉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这对后世是有积极作用的。至此，我又深感迷惑：到底是时代造就了儒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工具作用如此明显，从各学派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到为统治阶级选官的科举制度的产生，甚至到了近现代，教育理念虽得以更新，但教育依然摆脱不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性质。细思起来，这令人惋惜，然而，因为教育的发展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基础，自然也需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这样想来，便也觉得合理。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以及科举制度各种弊病的出现，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洋务教育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之后，维新派不仅对外派遣留学儿童，同时对内建立学制，兴办学堂；民国初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学制的改革、各种教育思潮的出现以及西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引进；国民政府时期“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战时须作战时看”的教育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干部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等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教育和各大教育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各种教育思想，无不体现“教育为政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教育的功能性特征自其产生便具备，因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人，要生存。原始人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穿、住等生活资料，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因此，生产劳动的教育在原始社会中就占有突出地位。这说明教育从一开始就具备功能性特征，这样看来，教育的工具作用无可厚非。 然而人类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生存，人类还具有思想，有表达自我的需求，否则人类知识何以积累，文明何以创造？纵观中国教育史，也有开明的君主或教育家，不以思想钳制人，尊重思想，尊重学术，为贤士提供思想交流的场所，他们也以此在教育史上创造了典范。这在古时有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在近代有蔡元培的北京大学。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在都城临淄的稷门所设立的学宫，因此得名。其重要特色是容纳百家、思想自由。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可以发展自己的学术，各家各派不需以统治者的好恶独尊一家而压制其它各家，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各家。统治者也充分允许各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因此，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议作用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时所贯彻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与古代稷下学宫的性质何其相似，甚至，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比古代的学宮有更广泛深刻的涵义。“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在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背景下包容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因此，蔡先生引领下的北大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领域。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同时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深有体会，因此积极倡导“教育独立”，其中就包括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正如蔡先生所明确指出的：教育的使命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尽到一份责任，作出一份贡献；而不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利用。多么开阔的心胸，多么独到的见解，多么振奋人心的思想！深得我心。这不正契合当下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吗？没错，教育是全人类的事，而非某个政党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