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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字转化为具象与这种转化的不完全性 从形象的角度看，文字必须建构起具象，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不是单层而是多层的。“在第一系统中具有符号(即能指和所指的‘联想式的整体’)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比如神话，它由语言构成，但作为第一级符号系统，语言在第二级符号系统神话中只是作为能指存在。换句话说，“神话之发生作用，在于它借助先前已确立的(‘充满’指示行为)符号并且一直‘消耗’它，直到它成为‘空洞的’能指”⑧。在第一级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符号系统中都变成了纯粹的能指，它必须与新的所指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新的符号。循着巴特的思路，文字和由这些文字所构建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文字处于第一级符号系统，形象是第二级符号系统。在形象中，构成形象的文字的能指和所指一起转化为形象的能指，然后与形象的所指一起，构成新的形象。构成这形象的文字的能指与所指在构成形象的能指的过程中耗光了其能量，满足于作为形象的能指而存在。 如《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来贾府，大家都来贾母房中相见，只有凤姐姗姗来迟。“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来人“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曾听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⑨这段文字首先通过人未到而声音先到的王熙凤的声音，突出了她的与众不同，以及泼辣与热情。接着描写她的外貌，特别强调了其笑面中含着威严，美丽中含着风骚。然后，小说通过贾母和众姊妹的介绍以及黛玉自己的回忆交代了王熙凤的大致经历，再通过王熙凤对于黛玉的问寒问暖、左夸右赞、故作伤感、经贾母说道后又转悲为喜等一系列表现，显示了她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最后通过对下人的吩咐、支使，显示了她的能干，既喜欢揽权又善于用权。通过这段文字的描写，凤姐的形象便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不过，这段文字的词义本身并未包含“泼辣能干”等意思。这段文字的着力点是描绘王熙凤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所作所为以及他人的回应，形成王熙凤的具象，然后再通过这一具象，传达、表现出王熙凤“泼辣能干”等性格特点。前者是能指，后者是所指，合起来就构成王熙凤的形象。构成凤姐这一形象的文字先转化成了具象，具象再表现出思想。经过这样的二度转化，文字本身的能指与所指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融入到了文学的具象之中⑩。 不过，问题又呈现出另外一个侧面。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的前四句写景，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写出秋天的肃杀景色，暗含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叹。后四句抒情，抒发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身体日衰、被迫禁酒的羁旅之愁与孤独之感。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情景交融、相辅相成。自然之秋与人生之暮互相映衬，自然之秋映衬出人生之暮的凄清，人生之暮映衬出自然之秋的悲肃。诗歌的文字塑造出年老多病、忧己忧世的老年杜甫的形象。但对这首诗的意义的理解，对老年杜甫形象的理解，却仍离不开构成这首诗的文字。“万里悲秋”“百年多病”等文字的意义不仅转化为诗歌的形象，而且也渗进了诗歌的意义。换句话说，构建这首诗的文字并没有完全转化为诗的具象，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其本身的意义参与了诗的意义的构建。 如果将考察的视线转移到另外一些作品，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小说开头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故事写俞伯牙弹琴遇知音钟子期，欲与之结为兄弟。子期觉得两人地位悬殊，不敢贸然接受。伯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两人于是结拜。一年之后，伯牙重返旧地以见子期，不想子期却因病去世。伯牙在其坟前抚琴一首，然后摔碎瑶琴。子期父亲惊问其故，伯牙回诗道：“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11)小说反复书写“知音难觅，珍惜知音”的意思，并用相应的文字表现出来，揭示了故事主题。换句话说，小说的思想不仅通过伯牙与子期的交往，伯牙在子期去世之后摔琴拒音等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也通过相应的文字直接或间接地指示了出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文字转化为具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会出现两种相对的情况：一方面，在运作的过程中，构建形象的文字，其能指与所指需要转化为具象也即形象的能指，才能成功地建构形象；另一方面，在具象的构建过程中，文字的这种转化，又不一定是完全、彻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转化的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构建形象的文字在向具象转化的同时，文字的独立性并未完全消失，其本身的意义仍或隐或显地保持着自己的存在。一般地说，文字在转化为具象的过程中，要生发出新的意义，其本身的意义有一个向新的意义转化的过程。如鲁迅的小说《祝福》。祥林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柳妈说的去庙里捐了门槛，心里的包袱放了下来：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12) 这段文字描写了因祭祀的事再次受到打击后，祥林嫂的变化。描写的焦点集中在祥林嫂捐门槛后的坦然，以及被禁止摆祭品后的变化，突出了神权、夫权对她的摧残。文字本身的意义虽然存在，但更多地融入到了具象之中。读者在把握具象的时候，对于第一层次的文字无需精确把握。 而庞德的诗《地铁车站》则有不同。这首诗只有两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两行诗句形成两个意象，前一个是现实意象，后一个是想象意象。前一句中，“人群”是“面孔”的背景，后一句中，“枝条”是“花瓣”的背景；两行诗句或者说两个意象之间是比喻关系，后者有诠释前者的作用，意思是“人群中的面孔”像“枝条上的花瓣”。两个意象叠加在一起，形成张力，构成了一个意蕴十分丰富的完整形象，产生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如，湿漉漉的黑枝条搭配人群，说明现代生活、现代人的乏味，但美仍然存在，不时闪现出来，这个世界还未彻底坠落；或者，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已经失去生机，仅有的一点亮色也只能像“幽灵般显现”，无法永久存留；或者，生活虽然是灰色的，但仍有美丽等待人们欣赏；或者，在几个美丽面庞的映衬下，更显出地铁站里人流的疲惫、忧郁。不过，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意义毫无疑问都不是构成这首诗的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而是这些文字所构建起来的诗歌形象所具有的。我们试把这首诗拆成互不联系的两个句子，单看其中一个，两个诗句之间的张力就不存在了，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那些丰富的内蕴和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两个句子的意思就回复到了组成句子的文字本身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诗的两个意象又是与构成诗的两个诗句的文字紧密联系着的，正是这些文字的字面意思，直接构建了两个意象。我们在把握两个具象的时候，无法忽视组成句子的文字本身的意思。文字在构建具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存在。 其二，构建形象的文字在向具象(形象能指)转化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形象思想(形象所指)的构建。大多数情况下，形象的思想主要是由具象意指和暗示出来的，而不是由构成具象的文字指示出来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具象的文字也可能参与思想的构建，将形象内涵的思想一定程度地指示出来。《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则是裴多菲的《爱情与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诗歌的形象，一个以生命拥抱自由的诗人的形象由这20个字构建出来，而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也是由这20个字直接揭示出来的。 就体裁而言，由于叙事类作品以描写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居多，因此叙事类作品中的文字转化为具象要充分彻底一些；而抒情类作品以表现生活的语言化的一面为多，因此转化的不完全性更为明显。苏珊·朗格认为：“一首抒情诗的主题(所谓内容)往往只是一缕思绪，一个幻想，一种心情或一次强烈的内心感受，它不能为一部虚幻的历史提供十分牢靠的结构。”(13)思绪、幻想、心情和感受往往是种语言性的东西，表现它们，文字本身的意义自然要起到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