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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论坛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作家、评论家、学者与会，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展开研讨，共同回顾4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从不同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及发展趋势。 新征程 新气象 大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踏上了新的发展征程。4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秉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信念，真实记录了各民族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从新时期走向新时代。 包明德说，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以天然的艺术悟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责任感，创作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些优秀作品体现了期盼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鲜明倾向，表现民族地区鲜活的生活状况与文化信息，为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输入了宝贵的元素。他分析丹增、阿云嘎、乌热尔图、景宜等作家的创作，认为这些优秀的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抓住了民族性格里最突出、最深刻的地方，写出了族群记忆与审美心理的关键之点，展示出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壮丽画卷。他们把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意识结合起来，让审美想象不断得以升华。 尹汉胤认为，经过40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奋进，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证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蕴含着丰厚的文学资源，同时也蕴藉着巨大的文学发展潜力。一些只有口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民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自己民族第一代书面作家，而且还出现了获得全国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这一举结束了没有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文学刊物、文学组织的历史，在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团圆，构建起了一幅中华各民族的完整文学版图。在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深入挖掘本民族心灵与历史，以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学写作，展现出更为广阔且具有自己民族独特地域视角的心理表达，表现各民族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心路历程。 李晓峰说，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学记忆，少数民族文学深刻反映了少数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心路历程，成为各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少数民族文学也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品格和鲜明多样的民族风格装点了新时期文学的美丽花园，使中国文学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色。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血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石才夫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谈起，认为广西60年的文学成就，是培养民族作家、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努力探索民族文学发展之路的结果。由多民族作家组成的“文学桂军”从边缘崛起，形成了绚丽多彩、摇曳生姿的广西文学图景。广西文学既表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又展示广西各民族生活和艺术形式上的鲜明特色，在全国民族文学格局中独具特色。广西文学要在全国独树一帜，需要不断壮大少数民族文学队伍，提高文学品质，特别是毛南、京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要挖掘培养青年作家，让各民族文学薪火相传。 兴安回顾内蒙古新时期以来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认为内蒙古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文化，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优秀作家享誉文坛，如玛拉沁夫、乌热尔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内蒙古多民族文学跻身中国文学前列。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成熟期，但是内蒙古文学整体处于徘徊状态，在新世纪又得以回归与复兴。 严英秀着重谈论藏族女性文学的新发展。她说，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走向了繁荣。几代藏族女作家的创作，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经过40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收获了摇曳多姿的春华秋实。她们以女性的包容、通达和敏锐，以丰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进行着个人与时代、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建构了藏族女性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立品格。这些沉潜而稳健的文学书写，使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幽暗处、从文化的边缘处一路走来，从此越来越明亮。 宋家宏对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成就进行了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为云南文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重要贡献。云南几代少数民族作家承续着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共同推进了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 吴刚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东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发展状况及其发展动力。 民族性阐释与多样化求索 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独特之处就是民族性。改革开放40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文学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深化的过程。民族性的内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追求和多样化求索，是与会专家探讨的重要话题。 刘大先深入分析了当代文学视野中民族话语的嬗变历程，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时代的共性。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使得少数民族成为主流文化保持自我更新的活力源头之一，一部分作家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寻找复兴与创新的资源，少数民族作家也逐渐确立自我言说的主体性叙事。到了新世纪的多样性文学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显现出认识论转型的潜能与实绩，形成了从他者话语到自我表述的全面转化。作为中国文学的特定存在，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少数者”的差异性视野，而要将自身定位于总体性中的差异性，讲述出一个有别于众口一词的中国故事，或者给共同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讲法。 陈亚军探讨了民族性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与历史因素，认为政治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带来思想高度，文化因素则注入审美力度，历史因素则带来深度。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内涵是丰富而变化的，从题材内容、语言表达、心理活动、精神体现到叙述者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点。更重要的是，民族性具有地域的相对性。作家们在创作中不应简单使用民族符号，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为民族文学的特色。正像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说的，“只有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紧密连接，我们的作品才会具有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 陈岗龙说，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一般都有双语阅读和母语创作的经验，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学知识结构使得他们思想境界开阔，母语作品内涵丰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内核、多元文化视野之外，还有家国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这使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境界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需要深入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传统，虚心学习世界多民族优秀文化，把民族传统与世界眼光很好地结合起来，创作出既生根于民族文化、又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 普驰达岭认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应该具有民族性元素与世界性视野，诗人要有信仰故土、精神皈依的创作意识，要有创作的涵养与灵性，要有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要在创作中体现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哲性光芒。诗歌不仅是个体生命隐秘的符号和心声，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或灵魂幻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依存才能滋生充满个性与生命力的诗性土壤。 赵卫峰论述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少数民族诗歌的多样性递进、民族性嬗变和个人性凸现，认为数字化环境使少数民族诗歌百花齐放，使少数民族诗人大量涌现、诗作相对丰产，富于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层出不穷。它可观的下一步将是从“多出品”到“出精品”的过程。 此外，李美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阐述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爱和女性，吴道毅论述新时期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女性话语建构，李晓伟分析“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现实关怀及地域特征，贺颖探讨羌族文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石彦伟阐述《清水里的刀子》电影改编的“极简主义”策略。 蓄势攀登 砥砺前行 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期待作家们能够抓住新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重新认识自己，扎根人民，紧跟时代，敏锐发现生活的新动向，蓄势攀登，砥砺前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 纳张元说，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事业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下，文学评论得到高度重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提供了发展动力，但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还需要评论家不断提高思想高度、增强批判精神。牛学智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需要引进文化现代性思想、社会学人类学思想，把现代化机制作为评价的重要尺度和思想依据。 纳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大多数时候是不会单独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必须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中进行审视。少数民族文学需要更好地保持和发挥充满现实感、具有民族独特性的优势，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审美能力与文学技巧，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反映中华多民族融合进程发挥更大作用。 孟学祥分析地域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认为走入新时代并不意味着作家自然就具有了现代意识和先进思想，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封闭的地域主义、小圈子的从众观念和浮躁的急功近利观念。作家还需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清醒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从多民族文化元素中寻找独特的创作源泉，扬长补短，开拓创新，做到可持续发展。 与会者还探讨了母语文学的创作和翻译，认为母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必须加大翻译力度，把更多优秀作品翻译出来。扎西东主认为，提高藏语小说影响力，必须从作家努力创作、翻译家提高翻译质量、评论家认真引导三个方面一起努力。努尔巴汗·卡力列汗分析当下哈萨克族文学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张春植论述朝鲜族散文创作的异军突起与“60后”朝鲜族作家群“大器晚成”现象。 与会专家还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一些少数民族正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建议加大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力度，培养高水平的翻译家、评论家队伍，增强激励机制，增设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奖项等。 原文载于：《文艺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