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女管家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怎样才能不承认自己即将死亡，假如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假如你的身体极尽所能地以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着这个事实？毋庸置疑，药物、疼痛、焦虑，还有由于连续四个月躺在病床上而产生的绝对精神压力，都会让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许事实远非如此。戴维指出，她母亲坚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对自己意志的执着，也许已经使她的理解出现混乱，以至于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让你明白，自己终有一死，你依然允许自己认为：不是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绝对性，凭借着这样的理念：也许还有两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时光，总之自己不会死于当前的这场病。毕竟，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觉自己是二十五岁，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实足年龄没有内在的联系，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住它；诚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觉自己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 桑塔格也是一个对真理进行创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说，她不诚实。她的许多谎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烟问题上撒了谎，她在情人问题上撒了谎，她对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她撒谎是为了保护她为自己建造的神话王国。如果让她在明白无误的事实和她的神话之间做出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后者。这就导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谎。例如，她会在她河滨大道公寓的价格上撒谎，因为她想要人们觉得她是一名知识分子，流浪进一间漂亮的公寓，并没有像更加布尔乔亚、更加普通的人们那样在房产上花大笔的钱。这种谎言很有趣，因为它们服务于她一直在意的那个自己创造出的自我形象；换言之，她会扭曲外部世界，以适应她内心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强大画面。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此处，人们想象她最大的谎言，就是她正在恢复，同时她迄今为止所设计的最大神话，就是她总能活下去，总能华丽地战胜死亡，并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撒谎是为了保护并且强化他的神话，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骗？ 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日不如一日，戴维内心在挣扎，充满矛盾：一方面是母亲对于疾病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奉逻辑和理性为圭臬，以科学和明晰为准绳；另一方面，则是病房里阴郁的事实。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无法抗拒的纯洁和魅力，然而时过境迁，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双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许早就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次与癌症的最终对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隐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难得糊涂。最后，桑塔格无法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战斗的理念，即使在战斗失败之后。看到她笔记本中有些只言片语被涂掉了，会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间，她写下：“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她把这句涂掉了，因为她决定不用这种方式思考疾病，因为她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态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这些钢笔字迹之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种运用战争和战役作为隐喻的思维方式，这是她的自然倾向：无法抗拒地想要成为一名战士的本能。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该如何告知大众。有一个官方立场，但是这个官方立场不能表达确切的真实情况，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体健康时在脑中描绘的同疾病的英勇战役。不断有人打电话来问情况，例如《纽约书评》四大创始编辑之一的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斯蒂芬·科赫，他们说苏珊更喜欢在纽约接受治疗，并且在当下的阶段，“斯隆·凯特琳”能够给予她与西雅图相同的治疗；他们不提移植手术失败了。事实上，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移植手术没有失败。“也许这无关紧要，”莎伦在给戴维的信中说，“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语，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实的行为是顾虑桑塔格的隐私；有一些也许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观点的磁力场，或者那些身边人认为是她的观点：对乐观主义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坚守，对死亡固执的蔑视。对外口径是她处于康复之中，并且这种口径不能改变。迟早，这会让她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该口径中她的位置不能改变。她卡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像琥珀中的虫子，不久以后会有一些推测、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写出那本书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广大的、永远可以康复的理论家。 治疗确实在继续。毫无疑问，仅仅为了让她舒服点，也得这么做。戴维与医生们考虑了试验性药物。莎伦在谷歌上搜索两种被讨论过的药物：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zarnestra）和氯法拉滨（clofarabine）。她给戴维发了一封电邮：“它们看上去都比较神奇……要是这东西管用呢？”在某种层面上，他们都还在等待灵丹妙药，因为当时苏珊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情况不错。在某种层面上，她的意志让他们深感敬畏，也深受影响。人们无法想象她将会死去，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那个不死之人。 桑塔格过去一直都在绝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为乳腺癌接受一轮化疗之际，她下定决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论摄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症的整个炼狱过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将该经历付诸笔端的方法；她不断揣摩技巧的问题。在治疗最紧张的时候，她写道：“我现在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拒绝个人色彩、远离自传体。” 因而，她在病床上写下拉克斯内斯作品的导读：“时间和空间在那个梦小说（dream novel）中变动不居。时间总是能够被召回。空间是多重的。”临结束时，她不断地变换着文字。然而，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当然，对于某一类人而言，导读一个冰岛的实验小说，将其引入世界，是一种肯定生命的行为。非常年轻的时候，苏珊在给一位情人的信中写道：“你务必先知死然后生，艾琳，务必要知道生命临近终结的脚步急促而紧密。”你可以看到，贯穿她那些随意写下的简短文字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们可以选择。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国编辑：“当我在巴黎时，我没有给保罗·弗拉芒打电话，不过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译本情况……我依然很难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没有给弗拉芒打电话的一个原因是，打这样的电话会让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实。”这就是标志性的桑塔格（不是写作《疾病的隐喻》的那个直面坚硬事实的桑塔格，而是写小说和笔记的更加狡猾的、一厢情愿的桑塔格），有着魔术般的思维：一个人可以撤销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实”，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在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几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的思维方式同时具有太抽象和太具体的特征。太抽象：死亡。太具体：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