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过着写作的生涯，在一些心情尚好的夜晚，我会走进和写作有关的梦境。在能够回想起来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里，曾经晃动着许多面孔模糊的前辈作家的身影：川端康成、玛格丽特·杜拉斯、加缪、略萨、福克纳，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他总是迈着缓慢平稳的步子，由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向我走来，而且边走边向我招手说：你应该争取写得精彩些…… 生于一八二八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并没有活到一九五二年——我出生的那个年份。我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了四十二个年头，上帝没有安排我们见面。但我却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好意的劝告。当然，这些劝告是从他的三部译成汉字的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里得到的。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大概不知道他所写的书对一个中国人的重要，不知道他通过他的书说出的劝告对一个中国写作人的成长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要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是他用他的书给我的最重要的劝告。托尔斯泰出生在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的生活圈子在社会的上层，他接触的多是上流社会的人，他熟悉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照说他该去写上流人士的闲情逸致，去写他们的觥筹交错，去写他们的离愁别绪，但他没有，他偏去写一个女仆——玛丝洛娃悲惨的命运（《复活》），去写俄法战争中惨死战地的士兵（《战争与和平》）。他的笔下响着底层人的呻吟，让人看了心一下子被抓紧，胸腔里陡添一股沉重，从而使读者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生出要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冲动。也就是因了这劝告，我这些年写的小说，讲的大都是底层社会普通人的故事。底层人总是特别希望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愿我的这些小说表达了这种愿望。 要剖析和展现人的灵魂的质地，是他给我的又一个重要劝告。他在《复活》这部小说里，把聂赫留道夫灵魂的形状和质地极清晰地袒露到我们的眼前，而且把这个灵魂在水里漂洗的过程也细致地呈现了出来，当他最后将那个漂洗掉脏物变得纯洁的灵魂捧到我眼前时，我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我至今还记得，在书里，当聂赫留道夫玩弄了卡秋莎·玛丝洛娃之后，作者这样写聂赫留道夫的内心：应当给她一笔钱才对，这倒不是为她着想，不是因为这笔钱在她可能有用，而是因为大家素来都这样做，因为他在使用她以后，假如不因此给她一笔钱，别人就会认为他是一个不正直的人……这几句话把聂赫留道夫那时那刻的灵魂的质地一下子写了出来。托尔斯泰用他的笔告诉我，小说家写人，不能满足于把人的言行写出来作罢，重要的是写出人的言行背后的东西，写出导致这些言行的那个灵魂的成色，让读者的灵魂在这个示众的灵魂面前不自觉地去进行比较，从而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灵魂的洁净度。这一点劝告对我很重要，它使我写作时不再把力气都用在人物外部行动的设计上，而是努力展露人物内心世界的各个隐秘角落，力争把那些角落里盛放的东西都抱出来摊放在读者的目光之下，从而使读者看罢就很难忘记并受到震动和感动，使他的灵魂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他给我的另一个劝告是要向世界呼唤爱。对爱人、爱己、互爱的呼唤浸透了这三部书的字里行间。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把俄法战争的惨状写得淋漓尽致的目的，是呼唤对他国、他民族的爱；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所以把安娜卧轨自杀的情景写得那样惊心，也是为了呼唤对他人的爱；在《复活》中，他把聂赫留道夫在良心复活之后的行动写得那样细致，其用心更是在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真爱。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写到安娜去车站自杀前的内心自白：“……他就是不爱我了，出于责任他也会对我好，对我温存的，可是那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了——这甚至比仇恨还要坏一千倍！这是——下地狱啊！然而现在事实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早就不爱我了……”这段话把爱对于人的重要说得多么清楚。懂得爱、能够爱、会示爱是我们人类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只有爱，才会使人觉得活着是美好的；也只有爱，才会激发人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美好。遗憾的是，由于人是从兽演变而来，身上还存有兽性，人与人之间也就难免不存有冷漠、恶意、仇恨，人世上就有争夺、劫掠、杀戮，人间随之便会有呻吟、痛哭、惨叫响起。托尔斯泰的劝告使我明白，作为作家，面对这幅并不美妙的图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笔把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爱呼唤出来，因为爱是化解冷漠、仇恨、恶意最有效的药物。其实，每个握笔写字的人都知道，笔既能呼唤出人心中的爱，也能呼唤出人心中的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支笔，从德国士兵心中呼唤出来的不就是恶？一个作家，不管他的艺术主张是什么，不管他属于哪个流派，不管他写什么题材，如果他的作品最后从人们心中呼唤出的是恶，他就应该受到谴责。 要多关注女性的命运，也是他给我的劝告之一。在他的三部重要作品中，他一直关注着女性的生存境况，把许多笔墨都给了女性角色。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娜塔莎是他写得最为动人和感人的形象。除了这三位之外，《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和朵丽，《战争与和平》中的马芒托娃小姐、纳塔丽·劳斯托娃伯爵夫人、洛丽亚小姐、玛丽小姐、丽莎夫人等，都写得极其生动。这些音容笑貌各异的女性形象，使读者不能不去想许多和女性有关的问题：自从人类进人父权社会以后，女性的命运多由男人决定，许多女人承担着受歧视、受虐待、受欺负、受污辱、受迫害的角色。而女性身上又更多地存在着善和爱这两种与人类前途紧密相关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关注女性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张扬善和爱。就是因为有了托氏的这个劝告，我的大部分作品的主角都给了女性，而且在动手写她们时，总是满怀着同情，甚至对于她们中的败类，也不愿使用恶毒的字眼——这当然不是理智的行为。女性在两性世界中是负载着美的一性，作家关注她们，其实就是关注美。没有美，我们愿意活下去？ 他给我的再一个劝告是写小说不要抛弃故事。他用他的书告诉我，不管你想对小说进行怎样的革命，不管你想对小说传统进行怎样的反叛，最好都不要彻底抛弃故事。故事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小说当初得以诞生的基础，是它在今天的文学家族里成为长兄的重要原因。我读《复活》是在十八岁，它所以能吸引十八岁的我读下去，是因为聂赫留道夫对玛丝洛娃由玩弄、抛弃到歉疚、真爱的故事抓住了我；我读《战争与和平》是二十二岁，这部四卷本的书所以让我爱不释手，是因为其中有娜塔莎和彼埃尔曲折的爱情故事，有拿破仑对莫斯科的占领并最终败退的故事；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是二十四岁，它所以能让我一口气看完，是因为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偷情的故事太让我感兴趣。如果这三部书里没有这些故事，它们的语言即使再好，寓意再深刻，我也可能早把它们扔了。而如果不读这三本书，我自然不会记住托尔斯泰的名字。也就是遵从托氏的这一劝告，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比较引人的故事。如果把小说的成份比做一个有多位成员的家庭，那么故事，就应该是这个家庭中的母亲。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的观念在变化，小说的写法也在革新。托尔斯泰的小说今天已成经典，他的小说写法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在日渐减弱，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但他对我的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也因此对他满怀敬意。 这些年来，我一直让他端坐在我的脑海里。坐在我脑海里的他，是一个面孔慈祥、目露爱意、胸襟开阔、满头白发、衣着素朴，类似中国道观里的道长模样的人。这个形象一直保存到我写这篇文章之前。 巧得很，就在我要开笔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学》杂志，这期杂志的第一一九页转载了发在《上海译报》上的署名文夫的文章，标题是：“道德家托尔斯泰一生与情欲搏斗”。我自然吃了一惊；急忙读了下去： ……托尔斯泰也是在妓院里失去童贞的，那时他才十六岁…… 一八四九年他住在他的庄园里时，诱奸了一个女仆，一个名叫加莎的妙龄少女。不久以后，他又弄上了一个女仆，而且到六十九岁还回忆起“杜尼娅莎的美貌和年轻……”他还曾对远房姑妈阿历克山德拉·托尔斯泰有乱伦的欲念，他称她“甜美诱人”且“与众不同”，甚至梦想和她结婚…… 他抛弃了情妇阿克辛妮亚——和他有过私生子的村妇之后，决定和年轻而严肃的姑娘索尼娅·贝尔斯结婚…… 托尔斯泰指责索尼娅使他需要她，诱使他陷入罪恶。索尼娅呢，则厌恶他的伪善，厌恶他不断提出的要求。因为他像只老山羊似的浑身发出膻味，脚上全是烂疮和泥巴，已毫无吸引力…… 关于一个男人如何处置自己的情欲，他曾在日记里作过这样的总结，对于性的欲望，最好的办法是：（l）在内心彻底摧毁它；其次是（2）和一个天性善良的女人一起生活，和她生儿育女，互助互爱；（3）当欲火中烧而难以忍受时，到某家妓院去一趟；（4）和各种各样的女人发生短暂的关系，一个也不长久；（5）和年轻的姑娘发生性关系，然后抛弃她；（6）和有夫之妇通奸；而最糟糕的（7）跟一个不忠贞的、不道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读完之后久久没有说话。 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又知道，一般人不会去造这样的谣。 在他的书里，他对女性是那样的同情和尊重。他通过他的书展示给人的那一面，是那样的美好。可原来…… 坐我脑子里的那个托尔斯泰在摇晃着倒掉。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篇文章不写了。不过几天之后我又决定：写完它。不管托尔斯泰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过他的三部书所发出的那些劝告对自己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应该把它记下来。再说，托尔斯泰也是男人，既是男人，他有那些言行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作为读者，只能要求作家把书写好，不能要求作家同时是天使，是圣人。 难道一个作家一生里不和情欲搏斗就好？！ 原先那个被自己神化了的托尔斯泰塑像在脑子里倒掉之后，他作为一个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凡人形象反而更清晰了。 我依然对站在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天地中最后一座也是最为高大的山峰顶端的托尔斯泰充满敬意。 当我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特别要对翻译托尔斯泰著作的翻译家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没有他们，不懂俄语的我不可能读到托尔斯泰的书，自然也不可能获得他那些宝贵的劝告。 从事译介外国文学的学者和编辑，都是我最尊敬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