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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和主要观点 本文利用大规模语料，考察下面两种用法在北京话中的历时发展： （1）反正我看她要是真的走了，那我看也是给长被动人挤对走的。（《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库》） （2）那二小子教养回来之后这不又给短被动抓走了。（同上） “给长被动”的来源问题颇受关注，“给予>允让>被动”是一条跨语言的共性路径，蒋绍愚等学者结合《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用例深入探讨了该路径在北京话中的实现。不同意见则认为该路径不适用于北京话，缺乏可靠例证，一些研究提出“给长被动”系借自其它方言。本文支持蒋先生观点，认为“给长被动”是北京话自身发展的产物，语义演变路径“给予>可控容让>不可控容让>长被动”各环节皆有可靠例证。而“给短被动”则有着不同来源，其发展得益于介词悬空用法。 二、“给长被动”的来源及发展 语法化链条上的相关用法胪列如下： S1式：S施事+给给予+NP与事+（NP物）+VP （3）二吉兔在那里呢？给跟马的人们酒呵饭吃。（《清文启蒙》） （4）滚沸沸的开水给他嗑。（《满汉成语对待》） S2式：S施事+给可控容让+NP兼语+VP （5）寡他说话不给人说，独自一把楼儿。（同上） （6）不但说是给你们赶车，沿道走路给你们使换的呢，自然是用心服侍你们爷々们，何敢有昧怠的理吗？（《中华正音（骑着一匹）》） S3式：S受 +给不可控容让+NP兼语+VP （7）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为力。（《儿女英雄传》第3回） （8）（桑白）：事不宜迟，前后总是一刀，说也是白说，杀杀杀！ （仰白）：罢了，说不得伸得长长儿的脖子，给你杀罢。（《十全福》） 与S2式不同，S3式中的主语基本失去了掌控力，被迫面对一些非企望事件，施事性已经很弱，在语义上与典型的长被动式已十分契合。只是在句法上还有一定距离，VP多为光杆动词，多处未然或泛时状态，换言之，谓语动词对主语施加的强影响尚未明确在句法层面体现出来，主语只是一种潜在的受事。 S4式：S受事+给被动+NP施事+VP （9） 我皮氏，死去的沈延林是我的丈夫，给玉堂春害啦，求老爷申冤报仇。（《玉堂春》） （10）凭在你，怎么好买卖都给你弄撒了。（《正音撮要》） （11）要是说你谋反叛逆，给你偷听了去，还了得吗？（《晴雯撕扇》）  如上表所示，在[自主]（强调“有意参与事件或状态”）、[变化]（即“受影响性”）和[可控]（对事件具有掌控权）三个特征参数的帮助下，S1到S4式的发展得以刻画，NP1从施事渐变为受事以及NP2由弱受事渐变为强施事的轨迹十分清晰。 本文发掘的“给长被动”用例出自满汉合璧文献、正音教本、曲艺剧本、域外北京话教科书，来源多样，时间分布均匀，恰好弥补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老舍作品间的材料断层。据此我们判断：“给长被动”是北京话自身发展的产物。由于同类现象“让”的崛起，“给长被动”受到一定压制，用例数量上不仅远远低于“让”，也落后于“给短被动”。 三、“给短被动”的来源及发展 给”介引受损者或受益者时，宾语可以省略，这种介词悬空现象为“给短被动”的实现带来了句法上的便利，下面两句均可补回受损者，如“给孩子抽破了”“给我毁了”。 （12）孩子的耳朵都给抽破了，你们这里是文明的地方，文明地方干这事儿？（《怪现状》） （13）我有好几个亲戚本家全死啦，就说我家的那点庄稼，这几天一打仗，全给毁啦。（《小民何辜》） 在句（12）中，受事作为话题前提至句首，施事和受损与事也未在句法表层出现，无论是句法还是语义跟短被动句都很接近：  此时，原来的主动句就可能被重新分析为短被动句：  当“给”介引的受益者被省略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重新分析，如： （14）这么着他一拾掇文书稿子，就见他没作好的那件详文稿子，有人给涂改了好些个。他拿起来一瞧，那件详文都给改好了。（《搜奇新编》） （15）（二爷）张罗把大家送出街门，可没顾得收拾客厅，就跑进里院，先到厨房一瞧，敢则家伙都收拾完啦，火也给封好啦，真是一干二净。（《湘裙》） 介词悬空用法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用例无法明确补出宾语，也具备了重新分析的可能： （16）如今把姑娘也带走啦，半年多没来信，也不是给卖了，也不是给害了？（《益世余谭》） （17）挺好的姑娘给送的火炕里头啦。（《苦女儿》） 上述早期用例均处于两解阶段，删除“给”之后，仍能作无标记被动句理解，如句（17）可以说“挺好的姑娘送的火炕里头啦”，这是受事前提所导致的。“给短被动”成熟之后，删除“给”后的句子有时就无法表达被动义，如： （18）结吧金慌慌张张的跑入，气喘嘘嘘的说道：“掌……柜……的给吃了。肝……花五脏都没了。你……老瞧瞧去吧！”（《刘瘸子》） （19）今早起我儿子进山打柴，遇见老虎给吃了。（《北京话语音读本》） 四、结语 北京话被动标记“给”的产生发展是两条语法化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条路径风格迥异，在“给长被动”的发展过程中，施受转换的实现和被动义的产生是渐变的，语用推理起了很大作用，句法上未经历移位和省略。而“给短被动”的实现则是顿变的，它的产生往大处着眼，受益于汉语语序灵活、“施受同辞”（江蓝生，2000）的特点，受事前提和施事省略满足了句法上的部分要求；往小处看，北京话中“给”介词悬空的特殊用法极为关键。 就Croft（1991）的“致使顺序假说”（Causal Order Hypothesis）而言，北京话中“给”兼表“受益”和“被动”的事实构成了反例。 参考文献： 江蓝生 2000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2002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2005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Croft, William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云，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早期北京话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在《中国语文》《汉语学报》《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担任《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主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汉文主编，校注有《新鲜滋味》《清话问答四十条》（合）、《庸言知旨》（合）、《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合）、《字法举一歌》（合）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