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使命。从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再到2016年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我国的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到“扶贫入户”再到“精准扶贫”的演变。几十年来我国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巨大的,也为世界消除贫困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贫困往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环境处于劣势的结果,而产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改善需要教育环境的提升,教育环境的提升则又以个体和区域的发展为前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贫困地区人们的信息获取、技能学习、教育改善、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的升级,从而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教育状况,进而为《“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的“教育扶贫、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社会扶贫”等多种产业扶贫措施提供传达和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并最终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实现扶贫—脱贫的目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就提到,要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则将语言因素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比如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加大双语教师培养力度,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等。 与此同时,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7年4月发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了“强国必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的方针策略;国家民委也几乎同时印发了《“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这两份文件都将为国家扶贫—脱贫方略的实施提供切实的语言层面的保障。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它们基本属于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瘠苦甲于天下)地区,贫困程度较深,生态环境脆弱,普通话普及率低。大量研究表明,方言差异往往会带来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和工作机会的缺乏,方言地区人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而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语言差异也会带来相似的问题。不掌握国家通用语或者通用语水平较低,往往导致较低的收入,所以不管对汉语方言区来说,还是对少数民族语言区来说,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力度。正如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所说:“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此外,在贫困地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时,还需要认识和处理好几个问题:语言统一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针对贫困地区儿童的语言问题,宜采用“语言相对论”而非“语言缺陷论”的理念;在实际操作中,要使语言学习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发展相协调;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教育语言规划时,似乎不宜进行“一刀切式”的教学,即直接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而是应该在衡量当地的产业结构、师资力量、语言的资源性、语言的身份认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采取“分阶段式”的教学,即在初级阶段用本地语言,然后逐渐过渡到双语;整合各种资源和策略,比如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加强当地群众与相对富裕地区群众的交流,以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对普通话“红利”的认知,让他们体会到“语言资本—信息—工作—收入”之间实实在在的关联。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语言因素往往是较容易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方面。语言能力不足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边缘性和脆弱性的症结之一,而以语言能力的提升为基础,我们才更有希望减少贫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