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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流派纷呈，各种语言学思想在语言本体、方法论等问题上交锋激烈，由此不断推动着语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但是，这些语言学思想几乎全是西方学界的产物，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语言学派别。正因如此，钱冠连教授在2004年首先刊发《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一文，《光明日报》接连发文继续讨论，引发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首发的《中国学术年鉴》以及教育部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以下简称《报告2005》）亦纷纷收录钱文并附以评论。然而，14年过去了，汉语界仍未催生出具有代表意义的语言学学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汉语界学人萌发理论思辨进而建立学派的思想种子正悄然发育。 观察与归纳并重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在参加“2018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2018年1月21日，商务印书馆）时谈到，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起码在语言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存在着理论思考不足的缺憾。他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挖掘所得的事实及观察到的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并进一步升华为理论，而且能用这些原则和理论来解释更多的事实，从而推动学科向前发展。我们需承认，汉语界学人所采用的各种分析手段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否定词“不”与“没”的替换分析。我们可以说“她不出嫁”，也可以说“她没出嫁”；可以说“会不开了”，也可以说“会没开了”；可以说“天气不好”，但是不能说“天气没好”，可以接受的说法是“天气没好起来”。通过替换分析，我们发现“不”与“没”在表达否定概念时是有区别的，表现为意愿与状态的对立，过去与将来的对立。这一分析手段加深了我们对“不”与“没”的认识。其他常用分析手段包括对照分析、分布分析以及直接成分分析，利用这些分析手段，汉语界学人在语法研究、词类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和朱德熙的《语法讲义》都不失为其中典范，为后辈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沈家煊指出，他们对语言材料本身的过分关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考察语言事实背后的运作机制。这样，也就不能进行充分的理论思辨，进而提炼归纳出符合汉语语言特色的句法、词法理论，乃至发展出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学学派，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陆俭明教授认为，充足的客观事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两股重要力量，语言研究需要转向既重事实求索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陆俭明教授以自身的语法研究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许多句法格式要求有数量成分参与，同时也发现有不少句法格式排斥数量成分的参与。对此现象，他只是进行了客观描写，而没有作出深刻解释，只是说数量范畴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到了90年代，沈家煊先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有界—无界”思想对此作出了新的阐释。比如，为什么可以说 “盛碗里两条鱼”和“扔筐里一个球”，却不能说 “盛碗里鱼”和“扔筐里球”？原因就是“盛”和“扔”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是有界的，即是有起点和终点的；相应地，句法格式中的受事宾语成分也必须是有界的，那么在句法层面受事宾语须由数量词修饰。这就在陆俭明教授原先说法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能取得新认识与后来研究者深刻的理论思考是分不开的。因此，如果要解开语言学领域的种种疑难问题，获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关键是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考，不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基于语言事实本身，努力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 尊重汉语事实 沈家煊先生近日的一场语言学讲座也反映出其理论思辨的学术旨趣转向。2018年3月16日，沈家煊先生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做了题为“我们可以为认知语言学贡献什么”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超越主谓结构”，第二部分是“中西方的范畴观”。在第一部分，沈家煊先生试图说明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上是话题—说明结构，这是由汉语“用法包含语法”的格局所决定的；汉语的谓语具有指称性，这是由汉语“名词包含动词”的格局所决定的；基于此，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在形式上就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因此，西方语言以主谓结构为本，好在语言表达的清晰性，而汉语按自然的信息排列顺序推导“话题—说明”关系，好在语言表达的单纯性。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语言和思维的清晰性意义重大，但冯友兰已经指出清晰性不是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达到单纯性。在第二部分，沈家煊先生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认为印欧语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汉语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换言之，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实际上，这一看法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有生于无等概念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有了范畴和范畴化，概念才得以形成，经验才变得有意义，理解范畴和范畴化才能理解我们的思言知行。因此，既然中西方用以切分客观世界的途径——范畴/范畴化不同，那么用以固定概念与意义的语词就必定打上各自的烙印；反过来说，采取印欧语语法来描写和解释汉语事实就有削足适履之嫌，我们基于汉语语言事实，提炼出符合汉语语言特点的语言学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沈家煊先生的讲座内容均已发表，但他将相关研究内容置于更高层次上进行理论思考的自觉无疑更具学术价值。英国应用语言学会前会长、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李嵬教授注意到，目前到海外参加语言学学术活动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但多数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从国外学者那里套用过来的，是用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料论证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看不到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听不到中国人真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沈家煊先生的讲座为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大胆尝试：既不能用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料论证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也不能用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剪裁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料，而是从汉语言蕴含的范畴观着手，深入认识汉语语言事实，生发出根植于汉语语言特点的语言学理论，修正、增补乃至替代西方学界业已提出的理论，进而为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出中国学者的思想智慧。 增强话语权 《报告2005》的评论指出：“中国的语言学要得到进一步长足发展，集中到一点，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因为“伟大的思想，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胡建华提出，中国语言学的立场必须是中国的立场，而这涉及我们的出发点、哲学思想、学术传承、国家实际、本土材料、独具特色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主观性和独特性。 虽然中国还未产生具有代表意义的语言学学派，但陆俭明、沈家煊等学人所做的工作，正逐步改变着这种境况。这一研究方向值得语言学界关注，也期待有更多语言学研究者积极参与进来。唯此，中国语言学研究才能真正确立起在世界语言学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