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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姿态：站立潮头的美学引领 说到底，文学是人学，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生活学。如果说虚构性文学本质上偏向人的内心生活亦即“应当如此的生活”的话，那么，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非虚构性文学则总体上眷顾着“已经如此的生活”；如果说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叙事多以民族记忆和个体梦想为建构目标的话，那么，很显然，新兴的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则以无可置疑的在场身份关注着滚烫的国家生活和公众的现实诉求。由此，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中所提出的“美是生活”这一经典的唯物主义美学命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当时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潮，特别是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美学观时提出了这一命题。在他看来，“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13]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阐释至少包含三重意思：一是美的作品必须“显示出生活”，这是逻辑基点；二是美的作品可以使我们“想起生活”，此为美学功能；三是美的作品应该展现出“应当如此的生活”，实乃价值指归。这种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报告文学勇于正视问题，批判现实，同时善于把握动向，瞻望光明，堪称名副其实的“先锋”文学。具体到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领域，其文体姿态上的先锋美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思想的先锋美。回视60年来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创作轨迹，其中不乏站在时代前沿、贴近主流价值、引领社会方向的深刻之作。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前述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玛拉沁夫的《最鲜艳的花朵——草原英雄小姊妹龙梅和玉荣》等引起广泛时代共鸣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其他诸如华山描写三门峡截流壮举的《神河断流》、柯岩抒发迈向海外豪情的《船长》、理由赞誉体育健儿的《扬眉剑出鞘》、孟驰北歌颂民族团结的《塞外传奇》、霍达悲叹精英早逝的《国殇》、郭传火忧患生态失衡的《汪洋中的安徽》之类的作品，或歌或泣，有壮有悲，紧盯现实，勇立潮头，真实、艺术、迅速地报告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的亮点、盲点和污点，在歌颂与批判的辩证书写中显示了报告文学“参政议政”的文体力量。令人欣慰的是，凝炼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内在追求。在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颁奖典礼上，满族作家爱新觉罗·蔚然就获奖报告文学《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所发表的感言颇具代表性：“它的成书是基于我在扶贫过程中所遇到一些仅仅依靠个人扶贫是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如农村养老、医疗、留守儿童、土地污染、地力严重退化等诸多需要公共政策的出台与调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着我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些问题‘报告’给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让更多人了解‘三农’，尤其是偏远地区贫困农民真实的生活、生产处境……这就有了现在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之后我还将写作《粮民——中国农民会消失吗？》、《粮民——中国农业会消失吗？》，构成我的‘粮民三部曲’。”[14]作者表示，他正准备将固原地区作为第18个扶持地区，用所得“骏马奖”奖金资助10名大学生。由此看来，作品的思想深度不是空穴来风，它实际上是作家主体的思想境界和担当精神的艺术投影。 其次是题材的先锋美。所谓题材的先锋美，亦即作品选材的新颖度和时代感。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虽然并不排斥有关人情世故的日常题材，甚而寻求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题材资源，但是，就其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更为看重那些富有广泛社会影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学题材。关于选材的时代感，前述行文中多有涉及，这里主要谈谈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选材的新颖度问题。藏族作家鹰萨·罗布次的《西藏的孩子》也是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奖报告文学，作者聚焦“内地西藏班”这个独特群体，以亲历者和受益者的双重身份，关注这个群体在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成长历程，关注一批批毕业生回到家乡后的自我成长以及对家乡建设所起的作用，选材新颖，视角独特。柯岩的《癌症≠死亡》发表于1982年，作者从生命关怀的的角度，以民间抗癌群体为主线，满怀感情地报告了高文彬、于大元等晚期癌症患者顽强抗争、乐观向上、最终战胜癌魔的感人故事。这篇表现当代“抗癌明星”的报告文学一经发表，立刻在全国尤其是在癌症患者中引起轰动，有人甚至称它“像一盏指路明灯”，柯岩本人也被视为癌症患者的“保护神”。此外，田天的《白头吟——写给一亿中国老人》客观、理性又不乏温馨地正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的总数都居世界第一位”的严峻情势；穆静的《飞天之梦》深情地报告了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的传奇人生和敦煌情结；铁来提·易卜拉欣的《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艺术地表现了维吾尔族著名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托乎提·巴克的坎坷经历以及为鲁迅作品翻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钟日胜的《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和跨国界的视野描述了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促进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增进中非人民理解与友谊所作出的奉献……新颖乃至奇特的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选材远不止这些，但我们据此可见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在题材创新方面所显示出的智慧风采。 再次是手法的先锋美。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语言风格、结构方式、表现手法、文体形态等方面的创新性，无疑丰富了当代报告文学的艺术姿色，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空间。加央西热在《西藏最后的驮队》中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纵横交错地展现了“西藏最后的驮队”的悲壮画面。其间，作者将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个人与商队、家庭与社会、民俗与组诗、宗教与经济、盐语与禁忌、传说与遭际等多种元素艺术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唱出了一曲关于“西藏最后的驮队”的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荡气回肠的文化挽歌。彭学明的《两地书，母子情》借用平行和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在“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和“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之间来回不断地穿梭铺叙，让两股意识流在各自的第一人称交叉对话中巧妙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和性格的刻画，最后以儿子王嘉鹏献给母亲及所有残疾人朋友的一首歌作结[15]，从而完成了总体上的第三人称叙事，语言朴实，情真意切，给人以结构上的完型感。努尔买买提·托乎提用维吾尔母语写作的《和田于氏后传》（玉苏甫·艾沙翻译）是一篇值得特别关注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作虽然是传记体报告文学，但时间与空间急速跳动，人物与事件有机穿插，从而获取一种曲径通幽的立体叙事效果。在不长的篇幅中，作者采用小说笔法，时间上从1917年写到2004年，空间自湖南长沙跳至新疆和田，人物纵列于英汉、他的儿子于顺青以及儿子的儿子阿不度卡德尔、阿不度艾尼、阿不度吉力力等，情节广涉“于英汉老师教学生”、“孤儿”、“后爹”、“在索河拉克”、“暴动”、“黄金的命运”、“索皮伯克的黄金”、“买买提于顺青在学堂”、“买买提于顺青在于田”、“买买提伯克”、“国民党的干部”、“新政府”、“回到和田”、“在尼雅”、“买买提于顺青以后的生活”、“买买提于顺青阿訇的为人”等。该作写作上还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在作品结尾归结主旨：“总之，于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自来到遥远的边疆和田以后，他和他的后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他们家族的沉浮历史恰好是新疆的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他的家族就像胡杨一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扎根边疆，慢慢融入当地社会，在建设边疆、繁荣边疆的大潮中繁衍昌盛”。二是在“后记”中说明写作缘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有关于氏家族的一些情况。我就对这个家族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来报道于氏家族的历史。后来我认识了买买提于顺青阿訇的大儿子，通过他的引见，我见到了买买提于顺青阿訇本人。我从他那里初步了解了他的一些家族史。到了2004年9月，我们一行几人坐车专门到了尼雅。通过他的三儿子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最后我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了一本报告文学。我在这本报告文学里没有添加任何虚假的东西，我所写的都是这个家族真实的故事。”这种写法，不仅一定程度上具有口述实录的意味，而且作者自身直接进入作品情境强调其非虚构品质，从而开创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写作史上“元报告文学”的美学先例。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看，任何一个审美主体都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欲望、意志，在探究中既能获取身心愉悦，又可满足求知需要。审美激发了求知欲，探究又深化了审美活动。‘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征，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这就是报告文学先锋美赖以生成的心理学基础和美学依据。”[16]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文体创新，既是时代潮流新奇刺激的结果，也是作家主体内在超越的要求，其先锋性美学姿态正是二者碰撞之后的握手言欢。 认真检视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民族性弱化倾向得以发生的五大外部因素和内在渊源，旨在厘清“合理的去民族化”和“非合理的去民族化”这两类情形，进而为有针对性地矫治“非合理的去民族化”症状提供理论路径和实践依据。这也正是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