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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杠杆：日渐深化的西部路向 所谓经济杠杆（economic lever），通俗地讲就是经济的杠杆功能，指国家集团或相关经济组织利用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原则来调控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行为的手段。我国现阶段经济杠杆的作用，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用社会主义价值法则，以有效调控社会经济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目标的实现。现有文献表明，“小康”一词最早源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邓小平1979年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将其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目标性概念。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三种基本杠杆模式。社会主义经济杠杆及其逐步演进的模式路径，全面推进了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社会发展步伐，扩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交往幅度和开放活力，促成了少数民族非虚构性报告文学的“东部向往”和走进主流文学对话轨道的精神期盼。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生产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以西部为中心并辐射至西北、西南的广大山地。这里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甚至相当恶劣，新中国成立以前乃至成立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生产力水平低下，属于典型的山地经济或山寨经济。在此情形下，作家们很容易滋生民族自恋（或自卑）心理，进而阻碍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与东部主流文学间的对话交融。藏族学者严英秀认为，“相比主流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时候依然是面目模糊的缺少主体独立性的存在。这一方面缘于少数民族自身处在地理和文化的双重边缘，另一方面更因为少数民族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无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无法融入真正的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层面，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文化他者观赏、期待、误读，但被同族疏离、漠视、遗忘的尴尬境遇，因而难以担当审视民族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精神走向并完成民族文化转型和精神重建的任务。”[5]这种对于“民族现代性”的焦虑，在全球化时代的汉民族文学中也有表现，并非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当程度上焕发了相对封闭甚至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创造热情，刺激了少数民族文学向时代文学高位的靠拢，客观上推进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合理的去民族化”的步伐。前述萧乾、穆青、华山、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实践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与报告文学这种“趋同性”文体相比，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则更为强调内容选择和审美表达的“异质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一般而言，具有悠久、独特乃至深厚社会历史传统的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其文化心态较为自信，在民族交往和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更多的民族固执性和文化保守性。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固执性和保守性，在作品中通常以“原乡意识”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在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如“三大英雄史诗”）以及栗原小荻、阿库乌雾、张承志、阿来等作家书面文学中有着遮掩不住的显现。与原乡意识相辅相成的，是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小说家们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恐惧和抗拒。这种潜蕴于民族心理深处的原乡意识，表面看来千差万别，本质上仍然是人类故乡情结和乡村记忆的民族化、区域性艺术表现。 作出上述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同是少数民族作家，但后起的报告文学文体显然有别于虚构类创作。无论是采写国家经济建设的《神河断流》、《太平洋纪实——来自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的报告》，还是抒发民族豪情的《万里赶羊》、《西藏最后的驮队》、《独龙江公路交响曲》、《科尔沁沙地绿色启示录》、《四胡之神》、《腾飞吧，锡林郭勒》、奥奇的《向世界宣战——“仕奇现象”及其引发的民族品牌意识》、《日出江花红胜火——右江百里文明河谷巡礼》，抑或是将国家建设与民族情怀有机统一起来的《祖国的翅膀》之类的作品，报告文学都显示了不可争辩的中华性和现代感，很少看到孤独体验和感伤情绪。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所决定的，本文将在第五部分展开论述。 我们说经济杠杆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互动推进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并判定其主旋律式的国家叙事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该文体的民族色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更好地保护民族根性而放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国家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不难预期，这将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文学进步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共有40多个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l%；在现有155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云贵青三个多民族省份也地处西部。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看来，国家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国务院办公厅还于2011年特别下发了《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办发[2011]28号）。该规划实施范围超越了狭义的“西部”，涵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个省、自治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构成西部开发战略的辅助工程。与此同时，国家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全国共有22个，总人口不足60万人。国家计划今后10年内，每年投入5亿总计50个亿帮助其发展。[6]这些大规模国家行动，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报告文学推进了开发、开放的时代洪流中。 宏观考察，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本质上是存在与意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生活决定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具有其自身的精神独立性，并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进程。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以及“西部开发”的战略性推进，将大大激发包括西部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热情，由此产生的文学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又将反过来促进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按照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的阐释，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不一定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但报告文学这种紧贴时代地面前行的非虚构性文体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依赖关系，正好反证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二者间的总体平衡规律。基于此种立场，我们对“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间的双向互动意义作出了正面而积极的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