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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前，我独自一人，提着一小捆书来到了省城。 那时候，我是刚调来的。借住在省城的一家又一家招待所里（因为各种原因，不时需要搬动）。每天傍晚，下班后，很孤，就习惯性四处游走。说是散步，其实就是夜幕的掩盖下，漫无目的地走，一直走到郊外。有时，很像是一匹独狼。 慢慢，我先是熟悉了一些街道。尔后又熟悉了一些声音，那是乡音。比如，在街头上卖红薯的老汉；蹬三轮收废品的小伙；替老板看摊并串羊肉串的小姑娘；更多的是一些民工，坐在路牙子上吃饭的民工。他们一身汗气，大腔大口地议论着什么……常常，我觉得，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就是“我们”。 后来，城市一天天大，我再也走不到郊外，听不见蛐蛐叫了。 再后来，走得远了些。在北、上、广，在每一个不同的省会城市里，我仍然会“拾”到乡音。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开始说“普通话”了，衣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大多用手机说话，似乎单从衣着和做派已很难辨认“我们”了。“我们”中，有的已经成了小老板，有的成了有房有车的大商人，可大多还在挣扎。“我们”是奔着“灯”来的，“我们”心里曾经有“灯”。但是，“我们”说话的底音仍然没有变，那是变不了的。还有一些从泥土里、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无从改变。比如：“俺”“咱”“咋”“球”。学说普通话时，会忍不住从喉咙眼里滑溜出来。 三十八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人都在变。那么，是否该回头看一看，行色匆匆，我们丢失了什么？我当然希望这些奔生路的人都好起来。可脱去了老袄，我们该穿戴些什么，才可以高贵？我们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呢？ 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复数，也可以说是一个进了“城”或者说是将要进“城”的群体。是父老乡亲，是兄弟姊妹，“祁小元们”正是“我们”中的一个。 所以，这篇小说，我特意改变了人称，用的是：“我们”。由此，我把它称为“第四人称”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