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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若从1978年开始算，也是新时期文学的第40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顾当代文学，很多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也更能成为“问题”。 我生于1978年，成长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算同步。写作21年，做编辑14年，耳鬓厮磨，照说文学中的重要问题都该明白得差不多了，对文学也当有更深刻的激情与热爱；恰恰相反，文学这碗饭端得越久，疑问和困惑越大，对当下文学的审美疲劳也越深重。作为写作者，我知道这绝非个案；作为一个专业编辑，我同样也深知在普通读者那里，厌倦也在与日俱增。 为什么厌倦？我们可能都说不清楚，或者表述出来，也无非那“老三篇”：陈旧；没意思；缺乏有效的共鸣。说完也就完了，该写的继续写，该读的继续读，该评的继续评，文学靠着一种惯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继续运行，貌似也可以一直如此运行下去，但我们很清楚，向心力越来越小，南辕北辙的趋势在一点点扩大。我们当然可以说文学自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文学也的确有其自身逻辑，但当我们怀抱一堆热气腾腾的复杂经验，却发现文学不能贴切地把它说到你心里去，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个大事件，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能都是件大事；而这40年间，整个世界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变。互联网长足进步的这几年，一直流传“三个‘苹果’改变世界”的段子，我以为总结得好：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蛇怂恿亚当夏娃吃了树上的苹果，知道了羞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第二个苹果是牛顿的，树上掉下来一个烂苹果砸到牛顿头上，万有引力被发现了，物理学一日千里，现代科技此恩惠受之大焉；第三个就是乔布斯的这个“苹果”，过去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是夸诸葛亮那样的天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多智而近妖，现在你手持一个“苹果”，但有网络处，你躺着都能上天入地，曼哈顿闹市区一声枪响，待在博鳌下一秒就听见了，你完全可以像卧龙先生一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为什么？因为网络让这个世界变得透明，打眼一看，一目了然，世界像平面一样展开在你面前，“世界是平的”。互联网不再只是信息搜索和传输、工作、社交、谈情说爱的工具，它和高速发展的其他科学技术一起，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如果“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世界观变了，文学也应该变。当我们对当下的文学心生厌倦，当我们觉得当下的文学陈旧、懈怠、意思不大、无法有效地共鸣，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跟这个世界错位、脱节、同床异梦和南辕北辙了？ 那么，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我们的老祖宗和外国人的老祖宗是否也曾厌倦过？他们又如何化解自己的厌倦？这几年，我常常想起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得烂熟的论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常会想，为什么唐是诗、宋是词、元是曲、明清是小说？中国过去的那些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诗成为唐朝的主流文体样式，而到宋一代变成词、到元变成曲、到明清则成了小说？我也会想，当诗往词转变的那一瞬间，假如真有那么一瞬的话，这个世界究竟给这种转变提供了多少合理性？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诗人，试图从对仗工整、格律森严、文体上臻于完美的诗歌领地上迈出一只脚，踏上“诗余”的王国。谁也不知道这第一只脚迈出的真相，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感觉到了表达自我和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时候，手头用惯了的那些与诗相关的家伙事，不那么给力了，就像挠痒痒，怎么都挠不彻底。 第一个人姑且认为是个案。第二个、第三个，一群诗人跟上来，主流的文体样式从诗变成了词，是否可以说明，文学确实发生了变化，文学到此也的确需要变化，而文学的变化是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诗到词如此，词到曲、曲到小说同样如此。世界可能几百年一夜无话，也可能三五十年里一直轰轰烈烈在变，世界变，文学虽缓慢滞后，但也必然要随之变，于是一点点到了今天我们看见的样子。 今天，我们对文学的倦怠和不满足，是否也像诗到词、词到曲、曲到小说的前夜，像古人那样，觉得我们的痒痒用当下的文学怎么挠都挠不彻底？ 李敬泽说：文学是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也必须要领时代风气之先，要有力地感应和推动时代的变革。若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当下的文学，可能绝大多数文学都要让我们失望。那么，文学应该以哪一种面目呈现出来，才能把我们的现实之痒挠得彻底？我肯定不知道，在座的诸位一定也不知道。第一个跳出诗的包围圈的诗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落到的是词的国土上。但这个诗人必须要跳，一群诗人都必须要跳，不跳，就永远不会存在一个词的王国；不跳，我们的痒痒也就永远无法被挠彻底，我们的手和痒之间就一直隔着一层靴子，这靴子还可能越来越厚。 鉴于阅读、编辑和写作中的厌倦，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对这个巨变中的世界敞开自己的所有感觉，寻找那些可能是“变”和“新”的蛛丝马迹，然后尽力把感受到的、可能的变与新呈现出来。这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有那么一根弦必须绷紧了，不要因循守旧、闭目塞听，更不能做一个艺术上“装睡”的人，在某个“正确”的惯性里一直写下去。第一个踏上词的国土、曲的国土、小说的国土的那些人，那些从雨果、巴尔扎克的惯性里挣脱出来的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们，我想他们并非认为诗、词和曲错了，认为雨果、巴尔扎克不正确，他（它）们都正确，也会永远正确，但基于对世界、对自己、对艺术的忠实理解，他们还是要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时代的文学方式。 我相信变化的世界必有一个区别于过去的结构。前现代的必然与今天的不同。前网络时代世界呈现出的结构肯定也跟我们身处的这个更加繁复、驳杂和精密的世界有所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也当有与该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结构。这种文学结构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它可以更科学地表达出我们的世界观。它用文学的方式给出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以恰切的结构。文学可能没有对错之分，但一定有科学不科学之分，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就是文学在科学地之于它的时代。 铁凝曾说过，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毋庸讳言，我们都不知道，之于这个“史诗般的时代”，哪一种文学更科学，但我想必有一种或者几种相对科学的文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无限逼近这个时代的核心，逼近这个时代核心的疑难、核心的焦虑、核心的情绪、核心的修辞，逼近这个时代可能有的那个结构。 如何逼近？只能大家一起去寻找，摸着石头过河。在忠实于自身经验的前提下，别具清醒自觉的意识以及开阔高拔的视野，自一己的厌倦开始，按图索骥。也许每个人的方向和路径都不尽相同，无妨，只要一路上追究的都是真问题，不管有多少千回百转，泥沙过尽一定能发现水流的源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