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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重新发现了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而在此之前，《艰难时世》被绝大多数评论家视为狄更斯长篇小说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事实上，它也是惟一缺少作者前言的一部，因此，后世评论家对于狄更斯这部作品的起因存在诸多说法。务实派的说法是：当时狄更斯担任主编的《家常话》销量低迷，小说家希望以自己的名望促进杂志的销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艰难时世》不同于狄更斯小说以往按月连载的形式，而是按周连载。而更多批评家则倾向于认定这是揭露阶级压迫、针砭功利主义以及宣扬阶级调和的一部“政治”作品。 评论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学评论家伊瓦肖娃的观点。她在《狄更斯传》中指出：小说家所着重注意的，不是社会冲突的描写，而是葛擂硬的教育体系，以至于全书最大的反角不是资本家庞得贝（这位富商相信“煤烟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肺部”，并始终认为在他的纺织厂劳动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工作），而是给他的子女灌输了灾难性教育理念的葛擂硬——用伊瓦肖娃的话说：“狄更斯始终忠于他的信念，即人们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的思想体系，在他们后来的一切实际行动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决定个别人的祸福，而且也决定整个社会阶级的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艰难时世》完全可以当作情感教育的教科书来读。 葛擂硬原是个五金批发商，退休后，成了这个地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个功利主义的信徒，他在焦煤镇创办了一所学校，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手段，把焦煤镇的孩子们都培养成服服帖帖的小绵羊，以便将来让庞得贝这样的资本家任意剥削。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武断蛮横到极点，还自以为一贯正确。他凡事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在他的眼里，工人并不具有人的属性，而只被看作多少匹马力，多少只“人手”（hands）。狄更斯讽刺说，如果造物主只给工人们两只手, 或者像海洋的低等生物那样只给他们“手和胃”，他们一定更能够博得资产者的欢心。葛擂硬宣称他这个人的处事原则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的座右铭是“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 葛擂硬不但对学校教育主张抓紧事实不放，对家庭教育更是如此。“正如他的名字（Gradgrind，有逐步碾磨的意思）的寓意一样，他抹掉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他们的情感，毁掉了他们的生活。”葛擂硬共有5个孩子，在这位异常讲究实际的父亲的“事实”教育之下，没有一个小葛擂硬听说过“月亮里的嫦娥”之类的童话故事，也没有唱过“一闪一闪亮晶晶，挂在天空放光明”之类的儿童歌谣。他一直把他们关在屋子里，用理性和道德说教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比如当葛擂硬注意到他的孩子有一种奇怪和令人厌恶的丰富想象力、一种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时候——简单来说，即背离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完美科学理性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公共人物和教育家这样探寻原因：“会不会有教员或者仆人给了他们什么建议，会不会是露意莎或托马斯读了什么东西……因为从摇篮时代开始，智力就被循规蹈矩地培养出来的孩子们竟然会有这种情形……” 葛擂硬对情感和想象力有着难以言喻的鄙夷；他习惯于用数学方法测算复杂难解的情感问题。即便是女儿露意莎和他的生意伙伴庞得贝的婚事，他也要通过代数计算予以定夺。一番测算下来，他发现，在所有婚姻中，有相当比例的夫妻双方年龄相差悬殊，且3／4以上为男方年长。这一结论一方面经英格兰和威尔士搜集来的婚姻数据验证无误，另一方面由旅行家在印度、中国等地，以最好的估算方法予以证明；因而可以被认作是大多数婚姻的存在状态，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依照这一推论，庞得贝和露意莎虽然年龄相差30岁，两人结合仍完全合理，婚后幸福理应可以预期。然而事与愿违，葛擂硬的计算过程虽然精准，但他却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忽略了女儿自身的意愿。葛擂硬和缺少必要人生经历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一样，不具备共情和想象力，因而看不到这桩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带给露意莎的伤害。对此狄更斯不无讽刺地评论道：“要是他看到这一点，他一定会一跃跳过那些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全是他多年来在他自己与那些微妙的人性本质之间树立起来的。那些本质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是极巧妙的代数学所能捉摸的，而到那时候，就是代数学也要与世界同归于尽了。这些障碍是太多了，也太高了，他跳不过去。” 在狄更斯的笔下，像庞德贝和葛擂硬之类的人物都是丧失了“人性” 的资产者。他们将人类情感因素排斥在外，用功利和效用衡量一切，甚至对人生苦痛哀乐也要随时进行称量，并将这一计算结果作为行为规范和最高法则；而狄更斯则相信：“人的全部就是感情”，并坚持认为“幸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并没有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针对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教育原则和方法，狄更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好孩子”毕周这一形象使葛擂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葛擂硬最终受到严厉的惩罚与报复，可谓罪有应得。狄更斯将小说分成“播种”、“收割”、“入仓”三个部分，象征着葛擂硬推行“事实”哲学，从强行灌输、自食其果到寿终正寝的整个演变过程。 狄更斯在小说中影射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是边沁和穆勒。受洛克“白板说”的影响，边沁将不良的人性和性格比喻成杂草。杂草之所以能生长是由于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土地，而为了防止这些杂草的滋长，惟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土地上栽种花朵。至于儿童大脑这片土地能够栽种何种花朵，需要通过实验才能得知。不过，边沁强调，栽种的种类越多，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边沁看来，如果施以功利主义教育，儿童的放纵以及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性格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而节制和助人为乐(从事公益活动)的品德就会得以养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有了保证。 继承边沁衣钵的穆勒本人事实上正是上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直接受害者。少年穆勒是公认的神童，在其父詹姆斯·穆勒的严格指导下，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代数、几何，到9岁时已读遍希腊史家重要著作。没有玩伴、没有嬉戏，惟有书籍与父亲的训诫。上述所有课程，还包括历史、算术以及写作，都由他父亲直接教授。穆勒回忆其受教育过程时说：“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父亲在我童年时付出巨大努力，把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知识教给我，这种知识往往要到成年时才能真正学到。公正地说，比起同代人，我早期教育的开始时间早了25年。”早熟的穆勒显然缺失了正常儿童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何况还被父亲刻意要求与其他孩童减少接触，特别是不能受学校生活的影响。像狄更斯小说中人物一样，孤独抑郁的穆勒在1826年遭遇一场精神危机，几近崩溃。两年后，因为华兹华斯诗歌的启发，穆勒逐渐走出危机——期间还有两位重要人物的影响：一位是历史哲学里渗透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托马斯·卡莱尔，另一位是身兼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塞缪尔·柯勒律治。从他们那里，穆勒获得了一则重要启示，即世上存在着两种真理：一个是诗人所关注的内心世界情感的真理，一个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理。 由此可见，理想的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有关事实的自然世界真理，更要关注内心世界情感的真理。而现实的教育环境及趣旨恰恰相反：学校并没有成为培养同情心和想象力的最佳场所，因为坚硬的事实、规则和冰冷的逻辑常常会切断教育和想象之间本然的联系。长此以往，事实、逻辑、规则等也许就成为支配和约束人们思想及其行为的第一要义，并且会强迫我们将生活变成“只有事实”“只要事实”的数字运算过程，强迫我们成为一个 “只讲事实、现实，而不讲其他的人”，如狄更斯小说里的“小葛擂硬们”，他们不会想象，不会惊奇，更不会做白日梦，而只能像乖巧听话的好孩子毕周那样死记硬背：马就是“四足动物，食草动物。四十颗牙，其中二十四颗是臼齿，四颗是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天换毛，蹄子很硬，但仍需上铁掌。凭牙齿可以看出年龄”。孩子的童年被枯燥乏味的所谓智力教育所俘虏：“一把抓住头发，把他们拖进充满统计数字和客观事实的阴暗洞窟中去”。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其《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警告的那样：如今，现代化的交流和教学技术过早地杀死了儿童浪漫、活泼的天性和天真的童年生活，加速了“儿童成人化”；而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早已指出，要用儿童自己的生活来发展孩子们的能力，要懂得一些消极教育或延迟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事实上，过度的开发往往导致想象力的衰减。生活多姿多彩、丰富完整，孩子们的想象才会更为生动和富有情感。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的末尾描绘了一幅理想课堂的场景：“所有的儿童都喜欢她；她也学会了很多儿童们喜欢听的故事、歌谣等等，并讲给他们听；儿童们天真可爱的想象不应该被轻视，她极力要想了解情况不如她的人们，想法子用种种想象的优美和快乐来美化他们机械的现实生活；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们的心灵就会干枯，长大成人也就会同行尸走肉差不多；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养性情，即使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一个国家多么富足，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大祸降临的预兆。”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美妙柔和的场景跟坚硬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比，也给后世读者留下无穷回味和想象的空间。利维斯在狄更斯所有作品中独独欣赏《艰难时世》“非凡的想象力和表现力”，盛赞其为“一件完全严肃的艺术品”，而非简单的社会批判或道德说教，可谓一语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