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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很多人或许会疑惑：“他是谁？”稍有了解的人会说道：“哦，那个天主教作家。”的确，作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因其一系列相关的作品，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尤其是他获得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沉默》问世后，更是在日本文坛名声赫赫。 《沉默》一书讲述了17世纪的耶稣会会士洛特里哥神父听闻日本幕府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恩师费雷拉神父的弃教，决心一探究竟。千辛万苦抵达日本，却因信徒告密被捕。为拯救无辜信徒，他践踏圣像弃教。在整个过程中，洛特里哥饱尝人间疾苦，促使他重新思考信仰，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救赎。 16、17世纪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各地大名怀着一统天下的野心，不断混战的时代。于世界而言，16、17世纪也是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于16世纪中叶发现了日本列岛后，日本陷入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当时日本与世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科技、风俗，不一而足。而碰撞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就是其中的一大矛盾。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是欧洲本土的宗教动荡。16世纪的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展开，其势头之旺盛席卷了大半个欧洲。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奋起与之抵抗。“到东方去，收获灵魂”，伴随着这句著名的口号，天主教会将目光放到了欧洲以外更为广袤的世界。无数神职人员跃跃欲试，仿佛自己像牧人一样，对着遥远却肥美的牧场上成群的牛羊翘首以盼。他们从伊比利亚半岛起航，沿着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穿行在印度洋的汹涌波涛里，经由南亚次大陆，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远东。在这条航线中，传教士们在果阿（小说中被称为“卧亚”）、澳门等地建立起根据地，成为他们远东之行上的重要中转站。 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在《沉默》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被屡屡提及，1549年8月15日，他与其他几名传教士，通过搭船的方式抵达日本，将天主教带到这个国家。继沙勿略后，更多传教士陆续到达日本，受到了各怀目的的大名们的欢迎，传教事业得以顺利开展，传教士们在日本采用自上而下、因地制宜的策略，先说服大名领受洗礼，再借由大名的权威转化其治下的民众。传教事业之迅猛令人惊讶，信徒人数逐年增加，1570年时尚不足3万人，而到了1600年时，已高达30万人。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对天主教基本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587年驱逐西班牙传教士的《伴天连追放令》的颁布却是一个转折，为日后日本的禁教埋下了伏笔。丰臣秀吉死后，继任者德川家康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因担忧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统治不利，德川幕府于1612年和1616年两次颁布禁教令，毁坏教堂，逮捕教徒。1633年起，幕府的五道锁国令加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日本的天主教徒人数急剧下降。在幕府残酷的高压政策之下，1638年九州岛上爆发了岛原之乱。这场天主教徒的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也象征了天主教在日本中世史上的悲壮落幕。 《沉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事件的翌年。虽然是一部历史架空小说，但其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其中如澳门耶稣会神长范安礼神父、费雷拉神父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故事中耸人听闻的“穴吊”、云仙地狱滚烫的温泉水拷问，也都是实际使用过的酷刑。远藤通过合理的想象，书写了一曲日本天主教史上有关背叛和救赎的故事。 在书的前半部分，远藤以书信的形式展现洛特里哥第一人称的视角，而在后半部分又转为了第三人的旁观叙述，借此展现了洛特里哥内心为日本信徒悲惨命运和上帝沉默的深深痛苦纠结。 在洛特里哥最终弃教之前，他一直以强者的心态自居，不时流露出信誓旦旦、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信仰。在面对一藏、茂吉受水磔之刑，身体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衰竭而亡时；在日本翻译对他软硬兼施的言语攻势之下；在井上筑后守以礼相待、运用糖衣炮弹攻击时；在眼见年轻的裘旺被斩杀在他面前，甚至在亲眼望见同僚卡尔倍消失在大海里时，洛特里哥的内心始终在说服自己不能也不会弃教，他甚至渴望像烈士那样受难殉教。殉教这一传统在天主教内古已有之，甚至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洛特里哥一直不畏甚至有点期盼被捕，直至最后杀身成仁。 但洛特里哥的信仰远非仅源于此。在他脑海中数次闪现的画面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解读。小说中，耶稣的面容在洛特里哥的脑海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对耶稣面容的回忆，实际构成了一种连接。通过默想自己在日本遭受的苦难，在种种象征性的细节下，受难的洛特里哥将自己想象成受难的基督，他所饱受的一切仿佛是福音故事的再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一些骄傲。 但如果故事按照这一脉络发展下去，也就徒有殉道说教的意义了，显然这并非作者想要在小说中探讨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洛特里哥的另一面，在恻隐之心的撩动下，他的内心生出了诘问。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一切迫害加在早已饱受磨难的日本百姓身上？为什么自己远在欧洲、果阿、澳门的教友同僚们得以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却深陷远东的泥沼之中？为什么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后，上帝却没有像他曾经所学习、认识、了解的那样，展现他的大能，却对受苦的人沉默不语？在面对真正的酷刑和死亡的可能面前，洛特里哥的内心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软弱与恐惧。诚如小说中的描写，若非自己身为司祭的职责所在，恐怕也早已屈服。上帝的沉默甚至令他对自己的信仰生出怀疑，但他不敢继续深思，因为一旦上帝果真不存在，那么他千辛万苦远赴日本传教，还有日本教徒的殉难牺牲，就会演变成一场闹剧。这个原先伦理上的神义论难题，此时此刻，化作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成为他的切身之痛。 吉次郎是远藤在书中塑造的一个独特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天主教徒，家人殉教之时，惟独他为活命践踏圣像，弃教逃到澳门。无意中，他帮助洛特里哥和卡尔倍偷渡到日本，重新享有光荣，即便两位神父对他白眼相待。东窗事发之时，他又像犹大那样，背叛出卖了洛特里哥。他多变、猥琐、怯懦、识时务，但在洛特里哥被捕之后，却又始终在其身边徘徊。 吉次郎的功能远非推动故事情节发展那么简单。他和卡尔倍、一藏、茂吉、莫妮卡以及弃教前的洛特里哥等人强硬又坚定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人性的软弱。远藤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者和弱者的命题。初见吉次郎时，洛特里哥就以强者的视角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个信徒。如前所述，天主教历史上对殉教大加赞美，故而像吉次郎这样的人，毫无例外会受到神职人员洛特里哥的蔑视、厌恶。 吉次郎在出卖洛特里哥后，仍然不离弃左右，企图寻求宽恕，又多次被捕，践踏圣像弃教，如此反复，不断上演着信仰的皈依与背叛。但这一切并没有令吉次郎对信仰麻木不仁，他始终是被罪恶感驱使着的。这个出尔反尔的悲剧人物向洛特里哥发出的高声哀叹实在震动人心：“我天生就是个软弱的人啊，我无法像个殉教的烈士那样死去！” 远藤在书中借洛特里哥之口发问：“谁又能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吉次郎就是这样一个缩影。他们被深埋在历史的尘土之下。换个角度来看，这些被掩盖的人，因自身的软弱而做出背叛的行为，内心其实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洛特里哥最终选择原谅吉次郎，因为他看到，“人，天生就有两种，即强者和弱者、圣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强者在这样的迫害时代，能忍受因信仰而被焚烧或沉入海底，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一样在山中流浪……要不是因为司祭的自尊和义务的观念，或许我也跟吉次郎一样践踏了圣像。” 这也是远藤对强者与弱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念中，背叛就意味着耻辱，无论其背后的缘由为何，软弱不是获得他人原谅的借口。远藤选择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弃教者，因为他意识到了软弱是人类的真实本性。 面对内心一波接着一波的煎熬，而上帝依然默不作声时，洛特里哥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故事在这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进入全书的高潮段落。洛特里哥面对着一个悖论的特殊情境——如果他选择坚持信仰，不去践踏圣像，那么，三名信徒就会因此失去生命；但如果他选择救下他们，那就意味着不得不背弃信仰。 这时，一向以强者自居的洛特里哥，内心生出了此前一直没有触及的东西——爱。为了坚持信仰而让三名信徒殉葬，恰恰是违背了爱。弃教不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最终，他选择做出牺牲个人荣辱、换回无辜生命的举动，以自我的牺牲换来爱的成全。 在远藤的笔下，洛特里哥最终做出弃教的行为是必然的结局，作者显然对这种“背叛”充满了同情和宽容，对这种“软弱”有着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使徒保罗般的勇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远藤对人类情感和人性的注重，使得《沉默》一书具备了独特的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