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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位去世已久的作家不断地被读者提起，身后才由他人编纂成的作品集不断被问询，足以让人深思。当前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另一面是产能过剩，仅2012年就有8000部左右的长篇小说无法出版，如果算上网络数字读物的冲击，作品能留在读者心坎里并非易事。贾大山的秘笈显然就是文艺人民性，这也为今后的当代文艺发展，再次留下了丰富的启迪。 阅读贾大山的作品，有必要重新思考一系列问题。怎么认识当前的这个时代？什么是“文学”眼中的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大问题？如何走出精致的个人体验、对抗虚无的意义生产，建构起个人与时代的深层对话？如何对待传统和历史？文学如何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提供价值认同？怎样在这个时代中安放自己的灵魂？寻找解题的秘钥，仍然要回到文艺人民性的价值立场上。 当今时代有诸多命名和描述的方式，比如经济全球化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成就、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当代文学理应担当起这份责任。贾大山的创作，正是保持了他对时代及其人民的高度关注，政策与农民的生活实践、农民的深层精神世界与文化性格，分别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构成了贾大山创作的主线。从另一个方面说，被一时代之人民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样应为此一时代之文学所关注，农民怎样看、怎样做、怎样想，始终萦绕在贾大山的脑海之中，这种精神姿态值得当前文学珍视和继承。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刘继明的《人境》等等，直面时代重大主题的文学创作名单，亟待后继者延续。 怎么书写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在文艺人民性的大方向之下，贾大山值得学习的经验至少有三条：善于发现问题、不受制于文学的流行观念、汲取传统的力量。贾大山的小说是带问号的小说，问题意识贯穿并引领了《眼光》《阴影》《俊姑娘》等小说的叙述，《中秋节》甚至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因为难题，生活才有趣。这些篇章中的问题虽然以日常生活的面目表现出来，却与勾连着极有分量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些篇章之中，某些普遍性的人性缺陷得到了时代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性还必须向思想性的高度跃升。“中国缺少的就是那种有思想穿透力的、站在哲学思想高度来写巨制、反映一个时代的大作家。……没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作家普遍存在，只能说他们在技术层面玩得非常纯熟，但是没有历史和哲学内容的支撑，终究出不了大作品。”介入重大的时代问题之时，贾大山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文体意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先锋”之名流行的文学形式实验显然没有影响到贾大山的写作。在他眼里，“先锋”突破的更应该是某种文化观念的禁区——塑造了泼辣而善良的农村姑娘的新婚恋观的《小果》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先锋”。随波逐流的创新，不能造就贾大山自身平易却深刻、浅显而悠远的美学特性。贾大山的审美把握和审美表述，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有评论指出，“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在亿万普通的百姓特别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贾大山的难得之处在于写出了中华传统的现实生命力。具体到师承和效法的方面，作家自述“喜欢读鲁迅、孙犁、赵树理的作品”，而在评论家看来，“在追随赵树理、孙犁等人的道路上，贾大山取得了新的成就。他比赵树理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多了一份儿人性的观照，多了一分诗意和淡雅；较之孙犁，在‘谈笑从容’‘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之外，他显然还有一份儿冷峻的反思与反讽。”传统与乡土，是贾大山写作的根系所在。 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观念的文学写作，也没有与价值观念完全无关的文学文本。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热爱人民、生活和时代，是贾大山全部创作的基调。“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更没有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形象化地说，就是“西柏坡里的东方朔”。评价作家的不仅是文学史和批评家，马克思早年就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的判断者”，对贾大山，时代和人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将文艺的人民性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创作者往往要具备倾尽心力的热忱，这也是贾大山留下的启示。《创作〈花市〉的前前后后》里，贾大山坦言：“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劳动。作家的劳动是无情的劳动，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劳动，需要最大限度的献身精神，这对作家来说也是最宝贵的品质。”“视文学为生命，但不以之为职业”，这或许是种境界。新时代的文艺人民性，同样在呼唤这种精神。 （本文原刊于2018年《细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