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热爱人民的作家”，习总书记如是评价贾大山。要在人民性写作的文学谱系上提高辨识度，就必须有艺术上的独特之处。陈世旭的《常山高士贾大山》曾记载，汪曾祺访游正定县时极为赏识大山的情操风采，赠大山一联：“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此联颇为别致地将贾大山作品的美学特质，从简朴、清新、委婉等模糊性描述中提炼出来。就一般的文化意义而言，“神似东方朔”指其话语的讽喻讥诮与心存善意，而“家傍西柏坡”则强调其作品主题和立场的严肃性——曾是中共中央驻地的西柏坡离贾大山居住的正定，倒真只有不到九十公里的路程。尽管“东方朔”与“西柏坡”在贾大山写作历程中确有前后、轻重之别，但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对话、融合形成了文本内的张力结构。贾大山充分运用这种张力结构，以“时代政策与生活实践”和“深层心理与精神隐疾”的组合关系，来把握时代、政策、人性、意义等文学的宏大主题。化用汪曾祺的赠联，“西柏坡里的东方朔”概括了贾大山创作的整体风貌。 以朴素简练为美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对八十年代后出生的研究者形成轻微的阅读障碍。缘由自然不是贾大山引入文体试验的某些形式，更多的还是出自于农村政策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兴许还是当代文坛唯一只写短篇的作家、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的作家”的贾大山，始终关注时代方针政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实践的影响。从创作生涯的起步——如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取经》，到后期的“古城人物”中的《钱掌柜》和“笔记小说”中的《夏收劳动》，贾大山往往通过特定生活场景中的人物心理、言语和行为，抓捕农村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影响。《取经》《正气歌》《分歧》《花市》《午休》《阴影》《沙地》《钱掌柜》等等，一长串的篇目足以表明，农民政策的实际执行、真实感受和内心看法，是贾大山创作最为在意之处。普通农村干部克服极左思想干扰抓生产（《正气歌》），熟悉农情农事远比只盯着思想政治工作更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分歧》），特权意识必然遭遇到农民不动声色的厌弃与对抗（《花市》），重新唤起派性斗争在农村绝对不得人心（《午休》），积极投身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让部分农民担忧“秋后拉清单”（《阴影》），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却被市场轻而易举地化解（《沙地》）等等，政策与农村生活实践之间的张力往往就在几句对话、几个动作、几处细节当中显示出来：这是暗潮涌动的抵抗。《鼾声》中田大伯以睡姿控制是否打鼾，又通过打鼾与否向住家的干部表明自己对现行政策的态度，态度鲜明的心照不宣往往令人玩味。虽然贾大山乐见也愉悦地记载了农村政策执行者转变作风受农民欢迎的场景（《乡风》），但更多地关注政策与农村生活实践的张力、关注农民与政策之间的摩擦，体现出贾大山对农村生活和农民认同的深刻理解，这也正是对农村政策真正的关切。有研究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视为经典性的政治参与，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等形式在内的消极应对，虽从不冒险挑战等级制度与权力，却在公开顺从的掩护下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并且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与伤害。在重视农村政策、包含善意与热爱地描绘农村生活的立场上，以反讽的形式与同情的心态描摹农民隐蔽的日常反抗——如《钱掌柜》里的主人公为了把烟票花掉而被迫吸烟、为了提意见而被迫捏造不痛不痒的谎言，是否恰似西柏坡里的东方朔？ 当贾大山的笔锋转向农民的内心世界时，他所揭示的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的图景，通常建立在某种对比和讽喻之上。“那个世界里闪烁着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铁凝曾如是评论贾大山切入底层民众内心深处时富有审美张力的把握方式。《坏分子》里工作队的老关在审问妇女的“作风问题”时，凭恃政策和身份赋予的权力来满足自我心理和言语上的窥淫癖，身份的冠冕堂皇和内心的阴暗龌龊被鲜明地并置。《拴虎》里的孩子明显有种怪异的童真：“那时的孩子们也怪，不管谁倒了霉，他们都特别高兴，特别精神。”《眼光》突显了巧于算计、被政府颁发勤劳致富光荣证的农民钱八万在农村生活中左右为难的局面：“他像一个跟着后娘的孩子，一直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稍有一点差错，人们就说那是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倘若做了一点好事，人们又会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研究他的‘思想动机’……钱八万到底应该怎样做人呢？”强大的政策惯性，造就村民对钱八万充满矛盾的态度，从而勾勒出民众某种深层而刻板的心理认知缺陷。与钱八万相似，活泼貌美的知青姑娘玲玲被热情善良村民们作为怪异分子对待，“小白鞋”、“水蛇腰”、“多米索”、“六分半”等外号显然没有太多的善意，但玲玲左腿骨折可能致残的意外突然驱散了缠绕多时的集体非议，村民们一致赞成授予已经时常消极怠工的玲玲以“五号社员”称号。《俊姑娘》以俊招致非议、残带来认可的对比张力，追问“富于同情心的乡亲们都想了一些什么？”《枪声》对民众精神的深层隐疾的揭示，进入了现代文学上启蒙视角下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著名主题，这是《眼光》《俊姑娘》等篇章中不曾出现的，《枪声》中存在着一个知青痛苦的灵魂。“我”教十六岁的文盲青年路小林文化，识字后的路小林读到流传乡间的小帖子而产生邪念，强奸与“我”同时下乡的女知青未遂而被判死刑。原先敬重“我”的路大伯对“我”重重地关上了大门，路家亲戚的质疑一拥而上：不识字怎么会认得帖子？不认得帖子能吃枪子儿？“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梦庄的大人们和我疏远了，梦庄的孩子们对我也怀了敌意。我在街上走路，他们就跟在我身后，用手指比成一个‘八’”字，冲着我的后脑勺射击：‘叭！’‘噗！’‘叭叭！’……”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肯定会不由地联想到《颓败线的颤动》中年青时靠出卖肉体养大女儿的老妇人遭遇到的后代的诟骂：“‘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男人气忿地说。‘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说。‘还要带累了我！’男的说。‘还要带累他们哩！’女的说，指着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比之于《颓败线的颤动》，《枪声》更直接地反映了启蒙者命运悲剧的张力：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其精神和肉体同时遭到民众的双重否定。在民众深层文化心理与精神隐疾的构图之中，遍布知识者所捕捉到的农村生活中各种样式的为难、矛盾、冲突与无奈，也不难看出叙述者略带几分戏谑色彩却又沉重的爱与隐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