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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大山重回当代文化场域，与近十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苏、文艺人民性思潮发生当代复兴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贾大山的文学创作擅于运用“时代政策与生活实践”和“深层心理与精神隐疾”的张力关系，把握时代与文学的重大主题。贾大山文学叙述中的启蒙者、批判者、管理者和隐逸者四种身份意识，融汇并建构了其文艺人民性的立场。在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怎么书写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等大问题上，贾大山的文学创作为当代文学留下了丰富的启示。 关键词：贾大山；文艺人民性；身份意识；价值认同 作者简介：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前，许多成长于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并不熟悉贾大山的名字。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等名号早已逸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而为今天的大众所熟悉，但这份还可以大幅拉长的名单之中并没有贾大山。很自然的解释是，贾大山没有进入过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述，许多文学史重写和作家作品再挖掘的研究也并不对他青眼有加，贾大山的作品和姓名在历史中日趋褪色看来难以避免。有学者从治文学史的角度认为，这是文学标准自发选择的结果：尽管贾大山人格的高尚无可置疑，但他是被文学史的筛子筛下去的作家。当代文学史有限的空间已是过于拥挤，生前连一部文集都未曾出版过的贾大山，要依靠文学史观念的自我革命而重回文学史，几率不大。转机出现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贾大山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之中：“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而，习总书记对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的评价，其意义不仅限于贾大山文学创作的历史价值定位。这份评价和肯定，源于对时代思潮发展和当代文化价值导向的整体把握，揭示出文学价值坐标在历史规律支配下必然调整的趋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上，文艺人民性或者说人民美学，成为贾大山重回文化场域的动力之源。始于贾大山的重现而又不止于此的，是新时代的文学文化意义空间的打开。 一 贾大山作品重回当代的文化视野，有其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出现的特殊性因素，但同时也符合时代发展对文艺人民性的需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发生过巨大的变动，社会思潮的更迭直接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文艺人民性的观念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而发生内涵的演变和地位的变化。 共和国早期的文化思维明显受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这种观念“在文学上表现为，把自己在现代性中斗争胜利的现实经验与前苏联文艺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党性、斗争性结合起来”，人民性与阶级性、斗争性等词汇一道编纂出革命文学的伦理程式。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传统文化整装待发之时，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又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迅猛地撞击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一批又一批的文学主张、价值准则、思想片段倾注入文学，漂浮不定，相互碰撞，并且在混合之际产生种种裂变、争执、抵触，制造出种种分支与变种。”八十年代称不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稳定的时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变得日趋复杂。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文学理论教材如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以后的数年之间数次重印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仍然延续了文学人民性观念的斗争性：“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要求文学事业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它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实际地说，是要它能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显而易见，这种论述已经难以覆盖当时其它炽热的讨论，例如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等。1992年同样可以视为文学文化观念重大转折的标志性时间，邓小平在1月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讲话强劲地推动了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和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私人化、物欲化、游戏化的趋势日渐清晰，新世纪愈来愈发达的网络数字技术更是加重了文艺消费性的成分。九十年代之后的文艺人民性观念发现，自己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言说困境。“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出现受苦受难的阶级，但现实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脱了‘领导阶级’的光环，重新还原为社会底层。这与社会主义的权威话语描画的历史图谱不相协调。在这里，文学观念与社会观念出现悖论。但作家们现在已经无法缝合这种悖论。……‘人民性’的当代性只能变成叶公好龙，造成它必然向美学方面转化。作家不想、也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文艺人民性的主张在文化观念变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冲击之下似乎变得趑趄嗫嚅，不再自信。 文学由革命走向市场，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为粗线条的概括：革命、阶级、斗争、党性、工农兵等曾经风光无限的词汇，将文化舞台的中央让给了消费、商品、欲望、躯体等一批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新贵。可是，这种“去革命”化的文学“革命”，是否真的像它所允诺的那般美好？就在似乎是消费主义和私人写作意气风发、纵横捭阖的新世纪，支撑这种文学观念的现代西方价值观体系却深陷困境。大卫·哈维的研究表明，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通过将“自由”设定为自我的概念装置而使自己“作为话语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但经过三十余年的实践，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所有人的幸福生活”的公共目标与其阶级力量重建的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却不断增大，“对民主抱有极大怀疑”的新自由主义不断地显示出其反民主的色彩，“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建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似乎为大卫·哈维的推论又添上了一处有力的注脚，面对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的困顿，马克思回归的呼声不绝于耳。2009年法国学者本赛德在其《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的引言中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卷土重来引起的巨大轰动，他简短有力的概括“这个时代正在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不禁令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著名的开篇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复兴相呼应，近十年左右的“人民”概念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热词，尽管对“人民”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存有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出于思想文化研究还是出于政治动员的考量，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民众。 西方不亮东方亮。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性观念的复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无关联。无论西方学者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方案及其所包含的中国智慧让陷入制度、思想和发展困境的西方眼前一亮。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特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章，苏东剧变后曾断言欧美民主和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发展唯一路径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当年的“历史终结论”论过于轻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必须更坚定人民的主体地位。文艺立场、实践、审美的人民性为新时代所期盼，现在就是文艺人民性观念再次回到文化场域的中心、参与文学的时代价值坐标修订的时刻。贾大山作品的重现，是人民性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复苏、中国文艺期盼强化人民性价值立场与创作导向的结果，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调整价值偏差、不断砥砺前行的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