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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里，全部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起初，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我是说，我潜意识里将这视为理所当然，我在一个北方工业城市出生长大，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完全不了解，除却这座城市里人们共享的朝朝暮暮，生活还有没有其他的样子。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到了远方，隔着好几个时区，在一个语言、习惯，甚至思维方式全都不一样的地方，我却发现，截然不同的外壳底下，那个“生活”的核心其实并没有变，依然是日复一日的烦琐，大多数时候的无意义以及追寻意义时候的种种荒谬。然后我就开始写作了，大多数作品里的人物们都生活在一个跟我的故乡极为相似的城市，我叫它“龙城”。我以为这不过是为了写作时候方便而可操作性强，“龙城”就像一个堡垒，我和我的人物们待在那里面，感觉自在而舒服。 身在异国的时候，想起家乡，有个童年时代的片段总是非常清晰。一个跟我们家的长辈非常熟络的朋友失踪了，可是找不到尸体，公安局无法以凶杀案件立案。身边流言都说这个人已经被仇家杀害了，他在一个钢厂上班——钢厂在我们那里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存在，只要把他的尸体丢进那种专门用来融化钢铁的炉子里，必然毫无痕迹。那种炉子是庞然大物，钢铁丢进去，也会融化成一锅像岩浆一样红色的水。准确地说，“故乡”二字，总是以那锅红色的铁水的样子出现在我脑子里——所以，我就把这样炽热而具有毁灭性的铁水写进了我的小说，写进了我关于龙城的故事，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红色的铁水便是我的乡愁。 我没见过田园牧歌，实在没有办法假装喜欢它。我知道自然伟大，可我从有记忆起，基本的安全感全部由城市文明提供。城市不一定都是繁华和欣欣向荣的，至少在我内心深处，我永远是属于一个空旷而荒芜的工业城市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反正，李白从来没有说过，那轮明月不能照耀废弃的车间与仓库。在所谓的“文学”的版图里，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等级机制，暗暗规定着叙事者寄托什么样的情感在什么东西上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审美？我只知道，即便真的如此，这种机制也必然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发生缓慢地改变，属于城市的乡愁叙事，早就应该占据一个合理的地位。因为“城市”已经成为太多人的人生里无法绕过去的所在。 写了一些年龙城的故事之后，我开始试着写北京的故事。我在北京生活了8年，并不是刻意给自己设置了必须写它的任务——而是，我已经离开我的龙城有一阵子了，隔得时间久了，其实有点忘记了生活在家乡时的种种微妙况味。而最近8年来，我每一天都能切肤地感觉到北京这座城市的某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太多渴望着改变人生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了，这些带着体温的渴望聚集成型，让这座城市沾染上了某种疯狂；可是疯狂的间隙，夜深时，凌晨时，人群散去时，整座城市很多个角落就开始弥漫那种深藏着的寂寥与萧条。没有人在乎一个怀抱着热切盼望的年轻人来自何处，可正因为如此，大家都不在乎来历，反而达成了一种默契。对于很多北漂的人，恐怕是在那一点点难以形容的默契里寻到了归属感。《景恒街》就是向这样的归属感致敬。 人们共享着异乡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共享着这样的隐喻，怀揣着这个隐喻的一片拼图，久而久之，因为身上带着其他拼图碎片的人都还在这儿，所以我也舍不得离开。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我想我暂时不会转过身去再写龙城了，但我不知道下一部小说还会不会写北京。前几天跟一个女孩聊天，她说在她童年的时候，一直认为月亮是黄色的。后来她上学了，突然有一天，发现月亮原来这么惨白。我很喜欢她讲的这件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突然发现月亮是白色的小女孩，我觉得她一定是孤独的。 去年深秋，我因为一个乌龙事件，不小心来到了底特律，必须待24小时才能上飞机回京。谁都知道那座城市曾经破产，如今只能说在逐渐复原中，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站在街角的停车场，听着风的声音，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有某些地方太像我童年时代的家乡了，至少很像我记忆中的那些悠长寂寥的下午，回荡着单调的机器轰鸣声。 我的很多小说，就是站在类似这样的时刻，等着我到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