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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明的侧面映像 刘慈欣说：“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代人，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代人，能够经历我们这样的时代巨变。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中，中华文化也在变化，我们由一个内向的、向后看的文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外向、向外看、向前看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科幻小说，渐渐受到外界关注的原因。” 19世纪后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有向社会科学研究转向的倾向。而以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以及以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为代表的应用型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在人类思想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社会科学依据已知的历史与现实，总结社会科学规律、提出学说，为理解现实提供思维范式与视角，为目前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未知的未来提供预测依据。 在中国大陆，社科思维是大众化的、全民化的，而不仅仅是学者和知识阶层的思维模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思考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科学思维主导的国家。 发端于19世纪的科幻小说与动物小说，是现代科学思潮与小说联姻的产物。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无限可能性的文学。从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技术是改变未来的自变量，而社会环境与人类心态是相应发生变化的因变量。可以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提供了让社会科学预测未来图景的思想实验室。当代中国社科思维的文明基调，让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比欧美科幻小说的视角更为深远。 而动物小说则是面向人类遥远过去的文学。从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出现开始，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亲缘关系在科学主义的视角下被揭示出来。北美的汤·西顿、杰克·伦敦等作家是动物小说创作的先驱，在作品中体现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更侧重于对动物社会的书写，在人类之外的生命中寻找一种原始的社会生成逻辑，以此为参照系，探知人类天性的基础。相比欧美动物小说，沈石溪赋予了动物小说鲜明的社会科学观察视角，使动物小说成为一种具有更深邃洞察力的小说题材。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产生于当代中国，是以社科思维文明的视角观察世界的一双眼睛，小说描述世界的方式是社会科学文明的一个侧面映像。透过对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的解析，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以社科思维主导的当代中国思考世界的方式。 刘慈欣科幻小说：以科学思维审视人类社会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主导思维模式是科学思维，而非技术思维。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技术化思维在从猿人到人类过渡的时期就出现了，甚至黑猩猩、猕猴等许多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掌握了使用工具的方法，技术思维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科学思维的出现。可以说，技术思维几乎在从古到今所有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新技术的出现对于一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直观、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例如，掌握火的使用方法之后，人类走出非洲，在更寒冷的地区拓展生存空间，并为掌握冶金技术打下基础。农耕种植技术的出现，使许多人类文明从不断迁徙的游猎状态走向定居，成为农耕文明产生的起点。 但是，技术思维并没能帮助人类找到一套有效的方法，来认知世界的本质。正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中的观点，通过基础科学建立对世界本质的更深度认知，才是实现文明的飞跃式进展、技术爆炸的原初动力。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受益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在科学革命后的短短几百年间，人类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前沿技术成批量涌现，技术变迁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在现代科学体系形成之前用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所进行的技术积累。 在许多西方经典科幻小说中，作者只是把科技作为一种器具，但并不以科学精神将其作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其实质是一种技术思维，而非科学思维。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等早期科幻小说，到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期三巨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阿瑟·克拉克），无不如此。但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思考世界的方法，与这些都不同。科学精神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根本思维方式。 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通过科学探知世界本质的一个向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层面的：三体文明的智子为了限制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粒子加速器的实验结果，这样一来，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知始终到达不了更深层面。同时，刘慈欣作品对世界本质认知的另一个向度，是社会科学层面的：在《三体2》中，主人公罗辑以科学思维的方法理解宇宙中的社会秩序，创立“宇宙社会学”，发现了“黑暗森林”法则。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这种社会科学法则的发现，竟然起到了不逊于自然科学进展的作用，同样能够震慑住三体文明，使人类有资格与强大的外星文明抗衡。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有固定轨迹可寻的，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则为我们展示了外星文明与未来人类社会各不相同的社会发展图景，展示了各不相同的价值标准，以此作为人类社会的镜像。比如，《梦之海》中崇尚艺术至上的低温艺术家，《三体》中毁灭新生文明萌芽的歌者文明，《乡村教师》中保护文明的碳基联邦舰队等。 然而，在刘慈欣笔下，生存与求知始终是其科幻小说中人类社会最高价值判断标准。 首先，生存是生命的终极价值标尺。 在《朝闻道》中，刘慈欣借小说中的人物霍金之口问道：“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就连洞悉了宇宙大统一方程的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也无法给出答案。 尽管宇宙的终极目的与意义不得而知，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和个人为世界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是保证人类的延续与存在。比如，在《三体》系列中，保证了人类物种的延续，站在人类道德的终极制高点上。在《三体》的观念体系中，为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延续与存在做的任何努力，都应当值得尊重。在《吞食者》中，地球战士为了让地球生态系统得以存在，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蚂蚁的食粮。在《三体3：死神永生》的结尾，主角程心为了看到宇宙重启、文明重现，归还了自己生活的小宇宙；又把一个包括金鱼与水草的微型生态系统放在原来的小宇宙中，希望地球生态系统在小宇宙中依然延续。 从物种层面到生态系统层面，生命的存亡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核心价值标尺。但是，进化论式的思维模式并非刘慈欣科幻小说仅有的思维内核。他的作品以冷静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思维笔触，从多角度透视现实与未来的细节，在更宏观的层面理解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 其次，求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如果说，生存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价值标尺。那么，科学精神中的求知，则是刘慈欣科幻小说最崇高的理想。 科学求知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来，让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所有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让人类拥有了文明。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希望之光。因此，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科学求知的人类个体是值得尊敬的。 不论是《朝闻道》的物理学家为了一睹大统一方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或是《思想者》中用一生时光探索科学与星空奥秘的科学家，还是《中国太阳》的水娃为了一睹远方的宇宙而任自己的一生漂泊于宇宙尽头，在刘慈欣的科幻世界里，求知为人类的灵魂赋予了超越生命本身的壮丽，让看似平凡的人生一跃而成为可供审美的物象，让个体的生命融汇到人类追求真知的不朽理想中。 并在刘慈欣笔下，个体具有反思的能力，具有以科学思维方式思考并诠释自己看到的世界的能力，无论他们是普通人,是学者,还是来自外星文明的个体。《三体》中的罗辑，《中国太阳》中的水娃，《乡村教师》中的外星探测员，《诗云》中的“神”，《赡养上帝》中的“上帝”……随着故事的展开，他们都会去逐步思考推想一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而不是盲目地声称存在即合理，也不是盲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呼吁。他们在一个宏观的科学思维范式中思考解析自己所看到的现象，而不是轻易相信任何既定的概念。 沈石溪动物小说：以“生存意识”书写动物社会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的出发点，面对的是与科幻小说相反的向度。科幻小说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变迁的大历史线条中，对人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书写。动物小说更关注对原始生命状态的书写。在人类出现之前，生命在地球上就已经存在几十亿年了。人类固然与其他动物有不同之处，但其实人类与动物的差异并没有人类想的那么大，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还有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共同集合。 与杰克·伦敦、汤·西顿等西方作家笔下的动物题材小说不同，沈石溪进一步延伸了动物小说的概念，使动物小说成为了一种更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学形式。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侧重于对动物社会的书写，以此为参照系，探知人性和动物天性的基础。发端于Edward O.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思潮，发端于Konrad Lorenz的动物行为学，是沈石溪动物小说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来源。但是，沈石溪动物小说并非仅仅是对于科学事实的复述，正如科幻小说的意义并非科学普及。 科幻文学面向的是未来，在科技与社会组织方式的不断变迁中书写人类生存的预期。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面向的是过去，在人类之外的生命中寻找一种原始的生存逻辑。动物小说看似写的是与人类毫不相关的动物故事，却在作家笔下与人类的生存现实遥遥相通，且这种来自其他物种的生存逻辑是有扎扎实实的现实基础的。 王德威曾经以“史统散，科幻兴”做为一篇科幻研究论文的标题（2016），认为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出发点是一种面对当下世界的“幽暗意识”，“是一种脱离现实又无比现实的映射，引领我们思考、反省一个更广大、更深不可测的生命领域”。我认为，和中国的科幻小说一样，中国的动物小说的兴起也和当下的生存现实密不可分。在科技不断变革的中国当代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组织形式形态和价值判断标准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其中既充满欣喜，也充满了困惑。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也是充满了多元与异质因素的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普遍社会格局：新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生成，光怪陆离的社会组织形式交相混杂。 而中国的动物小说以动物的存在方式为背景，以动物社会作为参照系，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下关注与焦虑的问题做了某种诠释。动物小说中隐隐地包含一种预期，即在无规则的生命丛林中，寻找最基本的生存规则。与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同，中国动物小说的出发点并非是一种面对未知与魅惑的“幽暗意识”，而是一种探寻潜在规则、寻找确切生命答案的“生存意识”。 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这种探寻潜在规则的“生存意识”也有一定体现，但这种“生存意识”是架构在思想实验中的，而沈石溪动物小说中的“生存意识”根植于人类和动物生存的大地，书写对象是现存的不同动物社会，并非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未知的未来。不同的动物社会看似各不相同，却也具有在科学解析层面可以理解的相通之处。 沈石溪的代表作品，以对于动物社会与个体生存处境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映射人类境况、特别是当下生存现实的百科全书，通过对动物社会的书写给出一种根植于自然的诠释方式。例如，《诱雉之死》以人类对于动物的一次驯化，说明了天性如何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被彻底扭曲，同时也是对于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奴化人类的隐喻。《鸟奴》通过两个物种的共生关系探讨了社会等级问题和弱者的生存境遇。《狼王梦》采用了人类退居幕后的全动物视角，通过对狼群社会的描述，映射出一种极端的望子成龙意识和追求辉煌的偏执。《混血豺王》以混血豺白眉儿的生命经历为线索，将狗文化、豺文化、人类文化并置，对生命的壮丽与丑陋进行拷问。《疯羊血顶儿》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个体的行为方式违背了物种天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探讨不同动物物种的天性为什么通常一成不变。 和发端时期的科幻小说一样，动物小说通常被归为少年小说或儿童文学，并且构成了儿童文学图书中的一个热点。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在少年儿童读者中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因为少年儿童对日常人类社会之外的经验具有更浓厚的兴趣、接受度更高。但是，动物小说和科幻小说展现的许多思想范畴，显然是儿童文学之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