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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道”抑或“重术” 《周礼·考工记》：“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注云：“言人德能事业之不同者也，论道，谓谋虑治国之政令也。作，起也。”(18)“坐而论道”本是务虚，后来却成为空谈的代名词。如果放在本文来讨论，那么我们可以说，“坐而论道”是“重道”，“作而行之”是“重术”，这恰恰代表着古代文论在“道”与“术”的两派主要观点：“重道”抑或“重术”。如前所说，“文道”和“文术”是紧密相联的，但是，在具体文论家那里，对于两者态度，还是有重此抑彼的倾向的。 古代对人才的划分就有“重道”与“重术”两个基本倾向。颜延之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使命；六则兴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颜氏家训·涉务》)(19)“高谈虚论”即“坐而论道”，“六事”云云，即六个方面要有实际才干，即“有术”。 就文学的功用而言，古人也重视其实际的功效。如刘勰认为：“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文心雕龙·程器篇》)在这里，写文章成为“坐而论道”的代名词，最终要用于“成务”、“政事”、“纬军国”、“任栋梁”，这样的文士才算得上是“梓材之士”。 唐代开始的古文运动，对于“道”与“文”的关系有较多讨论，这个层面上的“文”其实即“文术”。韩愈论文，主张“以文载道”，这里“文”实际上成了承载“道”的“术”了。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这种“术”呢?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辉。”在他看来，关键的还是要提升人的道德境界：“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道德是根本，至于具体技术层面如“陈言之务去”则是“术”。在“道术”关系上，韩愈是主张道术紧密关联、道术并重的。文道和文术的关系就像水和浮物的关系，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0)韩愈在另一篇书信《答尉迟生书》说：“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21)柳宗元认为，当世言“道”者众多，但“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或“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或“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或“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22)在另一篇文章《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柳宗元谈及文之“道”与“术”的关系，他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慤然尔；久，则蔚然尔……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23)柳宗元认为，要以德行为根本，不读异书杂书，慢慢修养，其道自成，其术也自然显现了。 宋代继承唐代的古文革新运动，也比较重视“文道”和“文术”的辨证关系。欧阳修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24)认为“文道”对“文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王安石：“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25)在王安石看来，“适用”是文章的根本，是“道”；文辞则是外在的姿容而已，是“术”。苏轼认为：“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他认为，东汉以后，文人们只重视“文术”即文辞的华美，而忽略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即“文道”。直到韩愈振作文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26)苏轼认为，韩愈把“文道”和“文术”很好地统一起来，扭转了“八代”以来的不良文风。宋代理学家主张“作文害道”，反对一切的“文术”，走向了文学的反面，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相对而言，朱熹的观点还是温和一些，他没有彻底否定“文术”。朱熹说：“古之圣贤，所以教人，不过使之讲明天下之义理，以开发其心之知识，然后力行固守，以终其身。而凡其见之言论，措之事业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别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华靡，事业之恢宏也。”(《答鞏仲至第四书》)(27)在朱熹看来，“天下之义理”是根本，而“言论”、“文字”、“事业”都是基于这一根本之上的表现而已。 明清小说、戏曲点评，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这实际也是在讲“文术”。如明末清初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认为：“《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一)这些“文法”是：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等。金圣叹认为：“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一)这里所谓的“文法”，是关于作文章的具体技法，是“术”而非“道”。又如王骥德的《曲律》，讨论的内容主要有“论章法”(第十六)、“论句法”(第十七)、“论字法”(第十八)、“论用事”(第二十一)、“论宾白”(第三十四)、“论插科”(第三十五)，这些主要也是“术”而非“道”。 传统的诗文理论方面，宋代以后出现大量诗话、词话，更多地在讲“术”，如字法、句法、篇法、用韵之法等。如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云：“大抵诗之作法有八：曰起句要高远；曰结句要不著迹；曰承句要稳健；曰下字要有金石声；曰上下相生；曰首尾相应；曰转折要不著力；曰占地步，盖首两句先须阔占地步，然后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来矣。”(28)这里所谓的“作法”，是关于作诗的具体技法，是“术”而非“道”。又如明代李东阳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怀麓堂诗话》)(29)避开李东阳崇唐贬宋的诗学不说，他对于唐人不言诗之技法而自然得诗道、宋人多言诗之技法而失诗道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当然，也有人认识到，过多地讲究诗之“术”会影响诗歌抒情功能的发挥。陈霆就说：“自夫江左之学兴，于是排比对偶，拘忌声病，创立体制，诗至于是盖多术矣。夫诗，以道性情也。降而变，变而至于多术，则后世之诗，欲无说，得乎?”(《渚山堂诗话序》)(30)作者认为，诗之多术有害于诗之性情的抒发，诗歌的基本功能是抒情言志，语言技巧终归要为抒情言志服务，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舍本求末了。 刘勰说：“振本而末从，知一而毕矣。”(《文心雕龙·章句篇》)“道”是“本”是“一”，而“术”是“末”是“万”，两者是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关系。对于“文道”“文术”问题的广泛探讨，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既关注文学普遍规律的探究，又注意文学具体技巧的分析；既有抽象理论的思辨，也有鲜活技法的点评，在思维方式上和言说方式上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