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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两点感言。第一点，一大早遇春教授给我打电话叫我做好心理准备，上午人会比较少，而且会是青年学者居多，因为有不少外地来的资深嘉宾，临时被邀请参加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相关活动，这也是惯例，大家都忙，来一趟武汉不容易，有机会多做些交流也是好事。就像这一次华中师大办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同时有五个类似的活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就那么些，有时候不得不分一下身。我一听很高兴，来到现场来之后我更高兴，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如果我们这个会，开到后来，会场上全是一帮长者，智者，或者是老者，那就会大大影响我写作下一部作品的信心。因为很多年轻人在这，这对我下一步的写作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说明大家还需要我，不想就此抛弃我，所以我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重要的话说三遍。这是第一点感受。向年轻人学习。 第二点感受，说远一点，省文联换届之后，我去各市县调研，第一站到宜昌，见的第一个同行就是李华章老师。进到李华章老师的家，握着他的手，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喉咙里一梗，泪水就出来了。我想起李华章老师上大学时，和他睡上下铺丁永淮老师。丁永淮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但是他对我的帮助，对我的提醒，对我的爱护，在见到李华章老师的那一瞬间突然历历在目。就像今天、昨天、前天，连续见到王庆生老校长，他也是丁永淮先生的老同学。见到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内心感谢之情无法溢于言，只能溢于表。我到华师来，就像昨天王庆生老校长和王先霈老师讲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华中师大第一次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二0一四年十一月是第二次，这两天是第三次开研讨会，这中间各种各样的交往和接触，正式来和非正式来，还有私下来，桂子山于我有着莫大的情怀，这是第二点感受。感谢华中师大。 然后就谈点正题。谢谢各位在百忙当中对我的作品进行非常中肯的，像於可训老师说的非常“爱刘醒龙”的那种言说。作为一个资深写作者，这些年一直坚持在写，作品也都还有一些反响。不是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点消息。大家还挺关注的，包括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也是这些反响之一。对写作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部作品出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石头丢进水里，连泡都不冒一个，这种写作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都在提醒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的作品出来之后，外面没有任何的回响，就一定要自觉地放下笔，丢开键盘，安心养老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这一辈子终归要到这个境界的。不写小说了，还可以拿起毛笔，写写书法。 昨天到今天听大家对我作品的剖析，我也有几点想法，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以往写作的《圣天门口》，还是现在写作的《黄冈秘卷》，我一直在说的，那最明晰的“贤良方正”四个字，只是表明文学与人性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它应当是真实的存在，但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一年，我到甘肃的祁连山。祁连山里污染极其严重，很神奇的地方是，随便到一个山沟，只要有村庄，一定山清水秀，非常的清净。清净到完全不敢相信那个地方是封闭的，也不敢将人家叫作落后。村子里的人家，不管是什么样的门，楣头上都会写着与那农家院落不大相称的斋号。有些人家说是有藏书，最多的也就上百本左右，而且还算不上经典，大多是孩子的课本。一位中年男子拉着我，要我给他家也写一个他自己早就想好的斋号。回武汉后，我真的写了一个斋号给他寄过去了，那个斋号跟我小说里经常提到的“贤良方正”四个字的意思差不多。大家很关心，《黄冈秘卷》后记里提到，爷爷说过，黄冈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没有出过奸臣的意思。小时候听到这话，我就表示过怀疑。为什么长辈们会这样说？经历过几十年才知道，长辈告诉我们，贤良方正的故乡从来不出奸臣，并不是真的在做结论，而是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人如何做得更好，人如何走得更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贤，但一定要有懂得圣贤之心，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接近圣贤。我在《黄冈秘卷》里面说到，大家一直也在肯定的我的小说里有一种在坚守的东西，就是“贤良方正”。“贤良方正”可以只是一条路径，我可能没做好，他可能也没做好，很多人可能都没做好，但是大家一定要努力做，争取做得更好，更完美，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大家还关注我的小说有所“重写”。这个词是否恰当，是不是可以换成别的表述方式，可以另当别论。这个月十二号，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国际文学活动。那天晚上从“小蛮腰”上下来，我和暨南大学蒋述卓先生在回酒店的大巴车上，聊起中国当下年轻作家的写作，其中具体说了一个最近很火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蒋先生很想知道我的想法。我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判断。我说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人物，结构描写都很充分，最大的问题是作品中人物相关的重要节点，几乎全是建立在宿命之上，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命运。按照顾会议议程，最后闭幕时，我必须说话。昨天晚上，自己在考虑研讨会最后说点什么时，又想到这个问题。我有意问了两个比我小的文学中人。一个是80后，一个是60后，听他们谈一下对宿命和命运的判断。他们都回答得很巧妙，非常有意思。其中60后那位说命运是在天上，宿命是在地上。80后那位说自己十几岁时，毅然决然地与父亲背道而驰，然以为真的是离经叛道，想不到自己绕着地球走了一圈后，又与父亲撞了个满怀。他认为，这样开始时是宿命，到最后就成了命运。这话的意思是，人的青春期是宿命的，等到真正长大和成熟之后，就成了命运。 《上上长江》里面有一篇文章，写我在通天河边遇上狼。人在野外当中能有幸遇到狼，那真不是说想遇见就能遇见的。狼这个东西不像在动物园想看就看，在野外有狼的环境中，很多人只是听到过狼叫，从没有见过狼。那天我们行走长江的团队，从通天河边返回的时候就遇到一只狼。当地藏族人听说后，特别为我们开心，说扎西德勒，你们这太吉祥了。而当我们进一步讲，狼是从我们车的前面，由右边往左边横过，他们更高兴，说这样更吉祥。同行的人都觉得这很神奇。我最初也认为这很神奇，但后来慢慢想通了，这其中包含的是非常普通的道理，简单到稍一说明，就能理解。我们都知道，狼的生存需要完整的食物链，没有完整的食物链，狼是生存不下来的。只要存在让狼活下去的食物链，那地方的生态环境一定很好，生态环境好了，毫无疑问，人们生活的也就跟着好起来。在大山里面，资源很充沛，什么都不缺，将吉祥与狼联系在一起，也就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环境糟糕，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哪有吉祥可言！狼从人的右边往左边跑，为什么会就加更吉祥了呢？小时候，在山里常听大人讲一个故事，走夜路的时候，假如有什么东西从后面拍你的肩膀时千万不能回头，因为那肯定是一只狼，狼想咬你，它背后咬不住你，你若回头一看，它会正好把你的脖子咬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朝背后踢一脚，不踢死狼，也能将狼踢晕了。狼要袭击人，一定是你背后下手，不敢面对面来，再凶的狼还是怕人的。狼从前面出现，自然威胁小些。狼从右边往左边走，人的右手力量和反应比左手的更有效，真正拿工具和狼对抗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道理。可以这么说，天下之事，无论有多么吉祥，只要想对了方向和路径，弄清楚的道理，总是最平常和最简单的。好的和有效的叙事方式，会将平常和简单表现得格外神奇。 再回到宿命和命运上。当我们认为吉祥是难得相遇的一种神奇时，是宿命的。一旦明白，各种各样的神奇中，无不包括在自己身边极为平常的普通常识中，所谓神奇不过是自己认知不到位时的情绪上的夸上与放大，命运就会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我的早期小说里，也有大量的宿命的东西，就像《大别山之迷》，其实就很宿命。宿命就是你对人生，对生活包括对自然各种现象不太理解的时候，很难其达成和解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与其对立起来。多少年过去，所面对的大人生，小生活，忽然变得有点像是主动前来表达和解之意。我们也发现自己是什么，想什么，不可能得什么的时候，就会明白一切都是流水一样自然，我们本该与一切好好相处。就像说，我们要和自己命运好好相处一样，命运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之前说到年轻作家的写作为什么宿命的多，命运的几乎看不到，正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和解的意愿不多，也看不到。随着写作范围越来越大，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命运一旦起来了，宿命就会一点点地消退。为什么有些作品必须要“重写”？正是因为后来发现，以前的那些短篇和中篇，不过是一种宿命呈现，是一堆可以进一步抒写的文学元素。更重要的是，如果发现了而不行动，自己就会不得安宁。《凤凰琴》是宿命的，到《天行者》这里，所有的人物坦然接受各自的人生状态，各自努力生活，努力做好自己，就全是命运。 命运看似沧桑，内藏满满的青春活力。宿命在人的身上出现很早，甚至还在学舌的幼儿都会冷不防冒出一句很宿命的话来，反而容易令人未老先衰。那种必不可少的“重写”，是全新的创造，而不是轮回，也不是重生。最后，我要再次对参加这次研讨活动的各位嘉宾，对支持这次研讨活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晓玫书记，文学院的刘云院长，以学科带头人胡亚敏教授为首的学者们，从头到尾主持此次活动的李遇春教授，以及客串工作人员的杨晓帆、张冀等一批青年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