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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两年多前，我写了篇小说叫《特别能战斗》，讲的是一北京大妈跟开发商以及物业公司作斗争的故事，小说基本上采用了喜剧的调子，表现的则是生活中常见的执拗人格。正是在写作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感到所谓的“大妈”也即上了年岁的妇女的形象，以及她们将蓬勃的生命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微小甚至滑稽的事情上的能力，或许是可以承担更为广阔也更为抽象的话题的。有了这个动议，再加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己感兴趣以及积累的素材，在日后连缀成了一部篇幅更长的小说，也就是《心灵外史》。 对于这篇小说的最初想法，是反思中国社会中既普遍又尖锐的“盲信”问题，诸如气功、传销、形形色色的“成功学”以及“灵修”等等，大体不脱“问题小说”的路子。然而，我们这代文化人也许先天具有某种基于外强中干的能力：因为怀疑一切，到头来也就开始怀疑自己；因为不相信世上还有谁真理在手，也就免除了自己评判别人的资格和义务；因为不服管教，所以并不期望自己也配教育别人。那么在处理“大姨妈”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基本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即使这篇小说仍旧保留“启蒙”的主旨，我又有没有权力像传统的启蒙者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幸好答案是否定的，我便有了更多的理由和必要去体贴与关切小说里的“大姨妈”，在尽量对她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将小说的叙述者“我”——一个貌似游刃有余地融入当下社会的文化混子，拉低到和她同样可悲和滑稽的境遇里。并且小说的基调也从尖锐的思索转入了一定程度的温情，最后以比较特殊的“亲情故事”的状态呈现了出来。在很多朋友眼中，这种策略也许意味着思辨方面的退缩和妥协，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看重讲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何况读者常常敏锐得像志怪小说里的妖精，有没有人味儿，生人还是熟人，真人还是假人，一鼻子就能闻出来，骗也骗不过去。 小说写完，有评论家察觉到，这篇小说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写过的东西里“互文性”最强的，从题目到叙述到处可见对鲁迅、张承志等前辈作家的借用，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能力有限，一旦触及稍微深邃之处，就有赤手空拳难以抵挡只好回身从兵器库里抄家伙的冲动——动兵器也耍不利索，往往动作走形挂着羊头卖狗肉，只好再以“戏仿”为名又做一层遮掩，其实早被明眼人看破了套路。也有朋友指出，我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人物，倒不如说是社会问题的人格化，而在我看来《心灵外史》尤其如此。这个感触令我汗颜：所谓“塑造人物”是我一向孜孜以求的写法，原来仍然无法做到不留痕迹。当然我这人比较没皮没脸，坦率承认问题之后往往还挺高兴，觉得自己再往下又有事儿干了。而《心灵外史》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尽管破绽百出，我还是从惯常的写法中摸索了点滴心得，让自己可以在今后的写作中触碰那些更加形而上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