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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读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这位美国老太太的短篇粗粝彪悍、凛冽短促又蛮横，像把卷了刃的宰牛刀割拉着你的心脏。《工作史》可能是这部小说集里最短的，它不带任何情绪，只有客观叙述而没有细节描写。这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一生，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当时读完就想，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小说。 1997年元旦，我到街上买衣物。从商场出来时飘起了雪花，特别大，像被风吹碎的芦苇穗。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间恍惚晃到个女人，正想是谁，她已被拥挤的人流卷走。我隐约觉得，她应该是我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声音很像，可我真的能清晰地记起多年之前的声音吗？那天，穿着一双我母亲刚从军人劳保用品商店给我买的军勾鞋在漫天雪色中回家。那条路很长，我也走了很久。我在大雪中想起了很多女同学，有的面庞清澈忘了名字，有的记得名字却忘了长相。在我的理解中，她们都那么美好，犹如春天里在夜风中摇曳的蒲公英。我记得当时有些感伤，哪天我会把她们写进小说的，我想，这样她们就不会丢失了。 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这篇叫《中年妇女恋爱史》的小说，我也想把它写成短短的一篇，每章后面的大事记，我也写了点外星球的轶事，它们与茉莉无关，与爱无关，与衰老也无关，遗憾的是，它们跟时间有关。 大概是2015年深秋，我们几个哥儿们常去西门串吧吃宵夜。我们都是小说家。我们的酒量都不错。我们都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有种倦怠感。 那时，一切都是诚恳的、明亮的，有种乡村居民的愚拙，或者说，散发着雨后蚯蚓的腥气。通常喝着喝着会有人哭起来。有人哭泣是好的，这让我觉得暖和、心安。我还记得某天宵夜归来，异样地冷，硕大的杨树叶片簌簌地砍在车上，竟裹着霜与雪。我们在夜风中踉跄着走，谁也不肯说话。就是那天，在满场飞舞的酒令声中，我们每人讲了一个关于牙齿的故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我已全然忘却，不过，我还记得他们的牙齿被烟雾缭绕的样子。我怀念那年的深秋，我怀念那年的情谊——单纯总是让我们将它与美德粘连在一起，变成日后对庸俗生活最直接的质疑。《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算是我对那段日子的虚构与怀想吧。 也是2015年初冬，从宜昌上船，开始了为期四天的三峡之游。在行将抵达重庆的晚宴上，勒·克莱齐奥倡议在座的中国作家每人写篇关于“水”的小说。我恍惚想起故乡的那条河流，那条差点在夏天干涸的河流。在水中生活了数千载的神，如果河流消失，他们何去何从？是在等待中消亡还是迁徙至水草丰美之地？在众神衰落的时代，在神话消解的时代，人类的贪婪为何仍得到造物之神的青睐？水的死亡比人的死亡更让人沉思。我陆续写下了《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当然，《金风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帽》里也有那条叫做“涑河”的河流。 《听他说》中我构建了臆想的神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对宇宙充满敬畏的男人，我猜度那些神也不知晓自己的来历，也会在对未来的惶恐中怀疑造物之神的存在。当然，我让河神喜欢阅读，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纯粹是一厢情愿。 《风中事》，我只是想谈谈年轻人的爱情。在我有限的阅读史中，似乎只有19世纪的欧洲小说里，男人娶女人或女人与男人谈恋爱才拿金钱做量器。一战之后的欧美小说中似乎就很少出现如此赤裸裸的用金钱来衡量的恋人关系。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爱情正模拟着欧洲小说里的金钱标杆，它如此醒目、如此自得又如此旁若无人，仿佛只有如此，它才像动物的性器官一般存在并散发出谁也说不出但却心知肚明的气味。爱情在金钱和利益、财产和家庭的综合角力中，显现出一种暧昧、复杂，跟浪漫主义没有一丝关联的面目，到底是人类情感立体化、多元化的探索，还是人类情感扁窄化、简单化的难堪呈现？ 我其实是个挺悲观的人，当然，大多时候，我努力地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他人，甚至热爱我们本应该憎恶的。只不过，随着时光的重叠与消逝，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喜欢沉默，越来越觉得一切都无需阐释。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热爱”的一种？ 麦克白知道自己的夫人死去后曾感叹：“我们所有的昨天，只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上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说得没错。福克纳也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面无表情地说：“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毫无疑问，我们是“他们”，银河系是“他们”，宇宙是“他们”，没准，连“时间”也是“他们”。 然而，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的那句话：“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辰。”没错，我们就是星辰，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这一切，无比美妙却浑不自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