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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三百年，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世纪，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八世纪中叶，又是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一章，以李白、杜甫为杰出代表的唐代许多第一流的诗人相继登上诗坛，笼括宇宙，笔削山岳，盛极一时。李白功在承先，将六朝遗风暂告一段落；杜甫功在启后，影响遍及中晚唐，遥导宋诗的先河。 关键词：杜甫 诗魂 历史选择 相对于李白生前名满天下，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杜甫（712－ 770），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巩县。因郡望京兆杜陵，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困居长安时，曾居住在城南少陵塬，[1]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又称“杜拾遗”。在成都严武幕府曾任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或称“杜工部”。他一生飘零，备尝苦难。临终之际，他曾作《南征》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偶题》又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诗人在政治上绝望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杜甫的创作成就，与他的个人遭遇密切相关，更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 杜甫进入文学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诗人谢世四十三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杜甫嫡孙杜嗣业迎杜甫灵柩回到偃师，葬于首阳山下，陪伴他的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并请元稹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推崇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给予极高评价。中唐大诗人韩愈《调张籍》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将李杜并称。晚唐孟棨《本事诗》称杜诗为“诗史”，[2]既反映了唐代曲折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他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轨迹。宋代江西诗派，推崇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明代杨慎，首次使用“诗圣”这个概念称赞杜甫。[3] 在历史的天平上，杜诗的价值得到最准确的反映。 一、杜甫的自信与自卑 杜甫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这缘于四个方面：一是远祖的武功儒术，二是祖父的文学传统，三是皇室的姻亲血脉，四是盛唐的豪迈自信。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杜预，博学通达，明于历代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他是西晋名将，人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太康元年（280），他率军南下，平定江南，“以功进爵当阳县侯”（以上所引并见《晋书》本传）。杜预又是著名史学家，自称有“左传癖”。所注《左传》至今流传，是研究《左传》的必读著作。所以，他在立功立言方面，可谓功垂青史。《南部新书》载，杜预刻石为二碑，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他觉得这样做，无论天地发生怎样的变化，名声可以不朽。公元741年，杜甫在杜预坟墓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引以为自豪。晚年漂泊荆楚，他时常想到杜预，曾说：“吾家碑不昧”（《回棹》），指的就是杜预所刻两方碑以及他所创立的赫赫功业。 杜甫曾祖任巩县令，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诗人，一如杜预，非常自信，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胡璩《谭宾录》）。他的作品较多地抒写了宦游的伤感，有一些比较清新的句子。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起句就颇有气势：“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独”字，“偏”字下得不同凡俗。《文选》载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薛元超墓志》记载薛元超八岁作《咏竹诗》：“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与杜审言诗均有异曲同工之妙。“物候新”，略近陶渊明诗意：“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即感悟到季节的变化，颇有伤逝之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是传诵一时的名句，说梅柳一过江就像换了春妆似的，又将愁情轻轻荡开去，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杜甫颇以这样的祖父自豪，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 据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推断，杜甫的外祖母是唐太宗第十子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与周氏的女儿，外祖父的母亲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4]说明在杜甫的身上，还流淌着李唐王朝的皇族血脉。他的家国情怀，他的忠君爱国，不仅源于个人的际遇，也与其皇室血缘有着某种关联。他自称“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所谓“素业”，即素王功业，显然是以恪守儒家道统自居的。他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常以家国为一体，如“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5]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6]等等，后人说他“一饭未尝忘君”[7]，与身世有关。 诗人出生这一年的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8]诗人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 杜甫幼年丧母，寄居在姑母家。不幸的是，他与姑母的儿子同染疾病，姑母的儿子病死，这让他从小就背上比较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无悲剧色彩。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诗人晚年写下大量诗歌来回忆幼年的生活，为我们提供许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他五十五岁流寓西南时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称：“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所谓“童稚”，不过六岁，看过公孙大娘舞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一方面说明公孙大娘技艺高超，另一方面也说明诗人自孩提时代就有非凡的艺术感受力。他又说自己七岁就会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进鵰赋表》也说：“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9]他成为一代文豪，绝非偶然。 杜甫十四、五岁即与名人交往，《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颇得时人赏识。从二十岁起，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开始江南的漫游生活。唐代诗人自来就有一种漫游之风。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远游，不外乎给自己寻找生活的出路，结交名人，扩大声望，然后再去应考，便容易中举。唐代诗人所以如此，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奉行的是一种门阀制度，不看才能，只凭门荫，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我们读左思与鲍照的诗歌，如“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拟行路难》）等等，不难理解当时下层文人对于这种制度的极度失望。唐太宗恢复科举制度，拆除士族门荫相袭为官的阶梯，为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文人打开仕进的门路，影响极为久远。当时考试科目很多，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科，一是明经科，二是进士科。当时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说明进士考试最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能否及第，主考官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进士备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浪迹南北，投诗献赋，借此积攒声誉。陈子昂初入京城，用演奏世传名琴作宣传，当众摔琴，惊悚四座，然后他拿出自己的诗作，分发听众，一时名声鹊起。朱庆余行卷张籍，作《闺意献张水部》：“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指出，仅就“闺意”而言，此诗已经写得相当动人。然而它的本意还不在此，作者是想通过“闺意”来试探自己能否考中，就像新婚女子一样，如果能得到公婆的喜爱，那就平安无事。作为一个举子，如果能够被主考官欣赏，则前程无限。作为主考官，张籍的答诗也颇为巧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因为朱庆余是绍兴人，故将他比喻成“越女”。朱庆余是幸运的。唐代每年的进士考试中者廖廖，而多数是名落孙山。许多文人为此患得患失，白首考场。贾岛作诗以苦吟出名，他的《送无可上人》有两句得意之作：“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接着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另外一则著名的趣闻是关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推”字与“敲”字的定夺。韩愈取“敲”字，并有一番绝妙别解。这样用功的人，科举路上却不顺利。《下第诗》说：“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裴晋公于兴化里凿池起台榭，贾岛方下第怨愤，题诗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始知。”其对于主考官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孟郊一生穷愁潦倒，故《赠别崔纯亮》诗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进士考试，多次不第，内心充满苦闷。《下第诗》说：“弃置复弃置，情如刃剑伤。”又《再下第》诗：“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当他年过半百，终于考中进士后，其得意忘形的心情自是难以言表，故作《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郊寒岛瘦”，可以说是唐代大多数诗人科举境遇的一个缩影。 杜甫也走着和其他诗人相同的道路。他登临山川，结交名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最初，他在江南漫游，那里的山光水色，悠久的文化遗存，给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金陵看到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说“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祖国秀丽的山川景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唐代诗人。 二十四岁这年，诗人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这在当时很正常，杜甫并未在意，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现存最早最有名的诗便是这时所写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写东岳泰山。岱宗句，即谓群山之首。齐鲁句，总写泰山。“岱宗”二句，总写东岳泰山的高大，古老而充满生机。齐鲁是春秋时古代诸侯国名，以泰山为界分为一南一北。此句既有地理意义，又有历史意义；既有空间含义，又有时间含义。但是，历史的意义和时间的含义是在暗中交待出来的，是暗写；空间的地理位置是明写。“青”既表示颜色，更表示生机，这是给泰山敷色：山岩布满青色，充满生机，由山下望去，一片苍翠，生机勃勃。“未了”，即延伸无尽之意，用在时间与历史方面，说明古往今来泰山永远是青色苍茫。读至此，永恒的感觉产生了。同时庄重的感觉也产生了。这是从大处下笔，十字中，尤以后五字为重要，内容重，分量大，前五字是铺垫，用轻松的散文句式开头。如果无后五字，简直不成诗。“造化钟神秀”，钟，凝聚。这句是说，大自然把天地间一切灵淑之气都凝聚在泰山之中。“阴阳割昏晓”形容泰山高大，竟能把日光挡住，割成南阳北阴。《水经注》写山之高大：“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只写出山阴的一面。杜诗则写出两面。这是用大手笔给泰山赋形。前四句重在写景、述志，后四句抒写诗人自身感受，看山使人心胸开阔，使人眼界高远：“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写的是眼中所见，是浮动的层云，是飞翔的归鸟，但写云写鸟，仍然是在写泰山，给泰山作动态的装点。诗人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似乎高山也可以灵动飞翔。结尾二句跳出看山，翻出新意，由看山想到登山。孟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王之涣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这两句诗，极富哲理意味，展现盛唐气象。 天宝三载（744），诗人三十三岁，在洛阳与李白相会，不久又结识高适。三人相善，登高赋诗。《遣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翌年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称“海右此亭古， 济南名士多。”这一时期，他与众多诗人饮酒射猎，充满了豪迈的气势。江南北国的风景，他饱览无余，这是他一生最为快意的时期。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进入长安之后，他的这种豪迈与自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天宝五载（746），诗人三十五岁，满怀着理想和抱负进入长安。第二年，他便赶上一场特殊考试。《资治通鉴》载，玄宗欲广求天下人才，命通一艺以上诣京师。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在对策时揭露其奸恶，建议各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并委派尚书覆核，试以诗、赋、论，御史中丞监考，暗中却不许一人入选。李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这既夸奖自己，又骗了皇帝，以为贤人尽在朝廷。杜甫就是这次被骗的一个。后来他在《奉赠鲜于仲通二十韵》中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按理说，既然已经看透了这里的阴谋，他应当明智地激流勇退，因为这次被骗的还不只是他一人。比如另一著名诗人元结也在受害之列，他此后离开京城，并且不断地作诗写文（如《恶圆》《恶曲》等），抨击时政，怒斥流俗。[10]杜甫则不然，依然坚守长安，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投诗献赋，争取皇帝及显贵的征召和重视。在当时，这可能也是杜甫无奈的选择。 天宝十载（751）春，诗人四十岁，应诏上《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竟感动皇帝，让他待制集贤院，“委学官试文章”（《进封西岳赋表》）。可是，考试以后并无下文。《述怀》：“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只能流落京城，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敬赠郑谏议十韵》自叙沦落之苦，希望得到援引。特别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得更为凄苦：“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三载（754），诗人四十三岁，作《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弟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名义上替郑虔鸣不平，实际上句句说自己。为了得到提携重用，他甚至给张垍、鲜于仲通等人频频献诗，颂扬他们的功德业绩，述说自己的抱负才学，最后说到自己的窘况期冀，说出投诗的本意，可怜又迫切。其实，这两个人在长安虽握有重权，但名声很是不好。鲜于仲通原本是四川的土财主，曾搭救过杨国忠；杨国忠做宰相后，请他来作京兆尹。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了生存，杜甫硬着头皮说了一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为杜甫的不得已而心酸、难过，其实他自己也很后悔。一个正直的人做错了事，总会是耿耿于怀。在十年后将要离开长安时，诗人回顾这段经历时说，生活的艰辛不足挂齿，最叫他感到不安的是他说过的那些违心的话，做过的那些违心的事。“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使他怀有一肚子的心酸。他说：“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甚至他还悲愤地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醉时歌》）但是，喝酒又如何能消愁呢？在《乐游园歌》中说：“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饥寒交迫，穷愁潦倒，对于那些帮助过自己的穷朋友，相濡以沫，感情极为真挚。一次大病三月，穷朋友王倚破费请诗人吃饭，杜甫作长诗表示谢意，读后实在令人心酸：“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白话句式，饱含辛酸，那是发自肺腑的求生的呼声，是他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的实践是人类取得认识的基础，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曾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1]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鲁迅又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喜欢，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12]鲁迅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对生活的认识也就较之一般人更加深刻。[13]杜甫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深度，也更有温度。杜甫的诗歌固然也多有哀怨，只是这种哀怨，与“郊寒岛瘦”那种局限于个人得失不同，杜甫是为黎元的困苦而悲歌，为家国的命运而忧伤。困顿的经历没有让诗情落寞，而是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推动他的诗风由过去那种轻松豪迈的情调，转为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这是杜甫的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杜甫的沉郁与顿挫 杜甫《进三大礼赋表》称：“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指诗的内容而言；顿挫，是指诗的形式而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堪称代表。 杜甫来到长安第九年的秋天，连续六十天秋雨，物价暴涨，生活极其艰辛。诗人只好把妻小送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寄居。第二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755年），获任河西县尉，他未就任。后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看守兵甲器杖，正八品下。他决定受职。这年十一月，诗人离开长安到奉先县看望妻子。夜里出发，寒冷异常。一路上回味着十年来的苦辛，于是诗写下著名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者用赋笔写诗，铺陈排比，微婉顿挫，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内在缘由深刻地揭示出来，也把自己对长安的爱恨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 按照通常的理解，全诗由引言和三个部分组成。“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这几句是引言。稷，后稷，相传为周代始祖。契，殷契，相传为殷商始祖。常觊豁，即希望成为稷契这样的人物，志向可谓高远。以此开端，引出下面三个部分。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至“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为第一部分。诗人刚进入长安时，自比稷契，希望在“生逢尧舜君”的时代，有一番作为。所以，诗歌首先从上辅尧舜的志向说起，说自己就像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移（“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可是，太阳所在的朝廷又是如何呢？让诗人失望的是，那里有“蝼蚁辈”，蝇营狗苟，自求其穴。尽管他看不惯，但为生存计，又不得不随波逐流，终愧前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这十个字，写出他长安十年最为痛彻心扉的记忆。 从“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到“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为第二部分，自述途中所见之事，目光由上转向底层，最终将笔触落到“忧黎元”上。走到骊山下，天已破晓，而唐玄宗等权贵还在骊山华清池歌舞声色。“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难道他们就不懂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孟昶《颁令箴》）的道理吗？在此，诗人并没有讲道理，而是摆事实：“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那些显贵吃的、用的，无一不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结果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悬殊如此巨大，这让诗人痛苦不堪。“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满腔悲愤，已经无从说起。 诗人的痛苦还不止于此。从“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至结尾为第三部分，写诗人离开长安之后，从万年县渡浐水，东至昭应县，去京六十里。又从昭应渡泾渭，北至奉先县，去京二百四十里，沿途备尝艰辛。回到家中才知道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作为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诗人的悲哀由此再一次延伸。他想，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交租税，也不必服役，如今世界上还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的苦比自己多千万倍。想到这里，自己的愁绪就像终南山一样沉重，像滔滔洪水一样难以承受。 这悲哀，永远留在了长安，也永远沉淀在他的心底。从此，他对长安有了新的体验，对人生也有了新的认识。“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白居易《长安道》）。作为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长安本是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圣地，是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天堂。李白初入长安，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则“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他们自视都很高，结果在长安都碰了一鼻子灰，一个被“赐金放还”一个在京城困顿长达十年之久。他们被排挤出长安时，大都有诗歌记录他们在长安的所遇所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样的作品。他写的是“梦游”，反映的是现实。但梦境终究要成为过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由此，诗人感叹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这几句包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的几多感慨，几多失意，几多忧愁！此时此刻，唯一能慰藉诗人心灵的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起访名山”。纵情山水，忘怀尘世，正如《庐山谣》所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大自然铸成了诗人的灵魂，鄙视着人间的丑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天外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唱出了封建时代中多少怀才不遇的士人的心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是诗人长安十年痛苦经历的总结，是沉郁顿挫风格的典型代表。 类似这样的创作经历，还有白居易和李贺。白居易十八岁入京城应举，携带卷轴送给当时著名诗人顾况请教。顾况看到姓名说，“时长安米价正贵，居不易也”。当顾况读到《赋得古原草上别》后极为赞赏，说有这样的诗才，“居即易矣。”诗人二十九岁中进士，这比李、杜都要幸运得多。不久，他又与陈鸿分别写下《长恨歌传》，名声鹊起。与此同时，强烈的从政热情又促使他写下大量的讽谕诗，令权贵咬牙切齿。公元815年，也就是元和十年，唐代发生了震惊一时暗杀事件：宰相武元衡被杀。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讨平藩镇。诗人当天上书要求捉拿凶手，以雪国耻。很明显，暗杀事件是藩镇割据势力向中央集权和锐意改革的新科进士示威。朝中腐朽势力生怕势态扩大，想调和矛盾，便借机对白居易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不该越职奏事，还说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名教，结果被赶出京城，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贬谪，对于诗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从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诗歌中就可以推知一二。这年三月，元稹已先贬在四川，听到白居易也被赶出京城，写下著名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正如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分析的那样，诗中所描写的景象充满悲剧氛围。深夜孤灯，客居不寐，已是凄凉惨淡；何况此灯又因久燃油尽，只剩下昏暗的影子了。在如此凄凉的景物中，忽然又听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消息，已经使人难以忍受了；何况自己又患有虐疾，病得要死呢！“惊坐起”放在“垂死病中”四字之下，具有千钧分量。垂死之病当然难以坐起，而居然坐起，则此消息之惊人，闻者之震动，都被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由长安赴任的路上，曾写了好几首诗寄与元稹，如“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而元稹《得乐天书》诗也写极为动人：“远信入门先有泪，妻将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这次之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心情有多么沉痛！生离死别之情，时时萦绕于怀。所以，元和十一年，他在贬谪江州时，听到琵琶女的演奏，分外伤感，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这首诗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描绘琵琶女的琴声如何高妙，也不仅在于描写人物的身世和遭遇，更重要的是在热泪和感叹中看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直的人被贬谪偏地，善良的琵琶女沦落江湖。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点上，士人与歌妓寻找到了共同的话语。“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白居易深深地体验到了此中的滋味。 与李贺相比，上述几位大诗人又还算是幸运的，毕竟在京城还混了一官半职。而李贺连仕进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就被赶出京城。《唐摭言》记载，李贺七岁时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显示出过人的才能。文坛巨擘韩愈等人开始还不相信，于是当众面试，李贺写下《高轩过》，让韩愈深为信服。可惜他在仕途并不得意，因为父亲名晋肃，有人说他应当为尊者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尽管韩愈专门写了《讳辩》为他抱不平，但还是被剥夺了仕进的机会。就在他离开长安回到故乡之际，写下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创造性地假托历史故事，用浪漫主义手法总结了他在长安的遭遇和苦闷。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诗前有小序：“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金铜仙人（捧露盘仙人）被迁出京城时的情状，实际处处在写自己离开京城时的悲愤心情。 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白居易说：“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长安，虽然给这些诗人留下极为痛苦的记忆，但是，从此他真正走向成熟，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诗歌创作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的诗歌，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震撼。诗人不知道，与此同时，在北方，安史之乱已经爆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诗人长安十年困顿生活的结束，也标志着盛唐时代的结束。 三、杜甫的漂泊与流亡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诗人四十四岁。面对着如此巨变，盛唐时期许多重要诗人似乎集体沉默，没有很好地反映这场巨大的社会变乱。李白正在江南漫游，王维躲进辋川别墅念起佛经来，高适身居要职，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而岑参呢？“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唯有杜甫，担负起反映安史之乱社会现实的重任。从安史之乱起到元、白、韩、柳登上诗坛，其间二、三十年间，唐代诗坛是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 （一）战乱中的离别体验 杜甫反映时代离乱，登上诗坛顶峰，是从离别的痛苦体验中开始的。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长安震动，唐玄宗从杨国忠奔蜀。七月，长安陷落，唐玄宗亡命四川。为避战乱，这年夏天，杜甫携家小离开奉先，向北逃难，经白水、华原、三川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寄居在城北羌村。听说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即位，杜甫便只身赴行在所，中途被判军俘获，押到长安。这年秋天，他写《月夜》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寰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诗人思念妻小，这是作诗的本意。而诗人却从对方写起，写家人思念战乱中的杜甫。这已进一层。不仅如此，甚至还推想儿女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思念长安。这又进一层。内心哀怨婉转，不足以表达思念之情，又写到月光。鬟湿臂寒，说明妻子在月下相思已久。结果，月光越是明亮，越衬托出相思的凄苦。最后推想聚首时共同欣赏月光的美好。八句诗，由己推人，由里及外，词旨婉切，情意绵绵。深陷长安时期，他无时不在思念家人。换一句话说，家人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须臾不能离开。《遣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14]其他如《元日寄韦氏妹》《忆幼子》《得家书》《得舍弟消息》二首等诗无不如此。 757年的初春，诗人又写下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人被困在长安有年，亲人音信杳然，政局动荡不安，春天来临，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想到国家，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人百感交集，这首《春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诗从大处落笔，“国破山河在”，“山河在”却已“国破”，说明万物凋零。“城春草木深”，“草木深”，说明景色依然，而人迹荒芜。开篇十分凝重，自然界的景物时令与当前国事如此不协调，城市一片荒芜，给人沉重的感觉。一个“在”字，慷慨有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国势虽乱，但山河依旧，这两句诗把诗人全部的心境都表达出来了：满目疮痍，而又充满信念。“感时”一联是著名的句子，有感于战事，赏花时情不自禁地洒下热泪，而又与家人离别，只身一人在战火纷飞的长安，充满愁思，听到鸟声也会使人心惊肉跳。花鸟本来是令人娱悦的，而在国破家亡之际，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悲伤的情感自在不言之中。“烽火连三月”承上句“感时花溅泪”而来。三月，即一个季节，一个春天。连三月，即接连过了两个春天，此时已是757年的第三个春天了。“家书抵万金”紧承“恨别鸟惊心”而来，写出个人忧伤与国家动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悲慨。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唐肃宗将行在所迁至凤翔。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抵达肃宗行在凤翔。《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二写到：“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肃宗为其忠诚所感动，任命杜甫为左拾遗。《述怀》诗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这个时期，他完全忘记自身的安危，将家国视为一体。房琯因陈陶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将房琯视为读书人的典范，上疏营救，引起肃宗不满，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营救，得以获免。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可怜、卑微、无奈。这年闰八月，杜甫获准去鄜州看望妻子，作《羌村》三首、《北征》等诗。《羌村》第一首云： 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漂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三四句用鸟雀的返巢比喻行人归家。这四句，有远景，有近景，有赋，有比。五六句写出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怪、惊、喜、悲。乱世漂逢，悲欢离合，真是恍若隔世。“惊定”句是喜极而悲，包含有多少辛酸苦楚，担心思念，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世乱”二句，又从大处落笔，写出这种悲惨境遇不仅是个人遭遇，而是人民所共有的遭遇。生还偶然，那么那些死去自是常见的事儿。夜阑人静，秉烛不眠，结尾两句写出夫妻仿佛在做梦一般，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晚唐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宋代晏几道《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陈师道诗：“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都是由杜甫诗脱化而来的。《北征》开篇四句点名时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苍茫，急遽之意，用在此时，特别恰当。描写回家一段，尤其感人：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禂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急剧降临的战乱，给杜甫一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诗人深陷乱军，早生华发。回到家中，“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想象中曾经美丽的妻子，此时也成“瘦妻”，衣衫虽整，补丁百结；平时娇惯的儿女，大一点的好像不认识他一样，转身哭泣，小女儿看着母亲化妆，也学着随手涂抹，“狼籍画眉阔”。目睹眼前这种令人五味杂陈的场景，诗人感慨万端：“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但在战乱中能活下来，能与家人团圆，就是幸事：“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喜极而泣，悲过而喜，种种复杂的情感，让读者含着眼泪微笑，为杜甫一家的团聚而稍感欣慰。 在战乱的长安，饱受到这种离别痛苦的，当然不仅仅是杜甫一人。《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名篇，深刻地描绘了那些曾经的显贵所遭遇到的悲惨经历。譬如《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 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囓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吟咏杨太真事，半露半含，若悲若讽。江头，实指曲江。这里有紫云楼、笑蓉苑、杏园、慈恩寺等名胜，又有菰蒲葱翠，碧波红蕖。然而此时，尽管春光依旧，而时局巨变。“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二句，表达出春光与时政的对立与不协调。曾经的“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而今呢，“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让人想到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又如《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马满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当时，唐玄宗命陈玄礼整合部分兵马，匆忙离开，那些在外的妃主、王孙等，并不知情。叛军攻入长安，王室贵族，多所杀戮，甚至孩子也在所难免。诗中说“哀哉皇孙慎勿疏”，说明降臣中有人充当叛军耳目，搜捕皇孙妃主。就像赵宋靖康之难，降臣有为金人搜索赵氏遗种，如出一辙。“王孙善保千金躯”，说明一部分逃亡在外。杜甫在陇南，就曾遇到过隐居于此的“幽人”，流落于此的“佳人”。“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幽人》）“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佳人》）读到这些诗，我们会想到汉末董卓之乱。[15] 当然，受到战争创伤最悲惨的还是普通百姓。 乾元元年（758）秋天，杜甫从鄜州入京。由于旧怨，作为老臣的房琯、严武等先后被贬。这年六月，杜甫也被赶出京城，出为华州功曹参军。那年冬末，杜甫回到河南洛阳省亲，在往还的路上，杜甫将其所见所感，凝聚成史诗般的作品《三吏》《三别》。 《新安吏》描写唐朝军队失败后，又征兵役，那些没有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也被征召入伍。“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 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矛盾心情：既看到人民的苦难，又深知平叛的重要性，不得不如此。 《石壕吏》展示出另一番惨状：丁男被抓尽，老妪亦不能幸免。“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哪里是点兵，分明是在抓兵。老妇人的形象真令人难忘：三个儿子已经死去两个，到头来自己又挺身而出，豁达而深明大义。其实，更叫感伤的是那位并未正面出场中年妇人。孩子幼年失父，妻子中年丧夫，老人晚年失子，人生的三大悲剧都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发生了。而现在，老妪又被征走，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要由这“出入无完裙”的寡妇来承担。夜深人静的抽泣声，饱含着无尽的痛苦和血泪。“夜久语声绝”四句，诗人没有评论，惨然作别。 《新婚别》的场面叫人伤感：“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从诗中的叙述来看，这位新娘子对于战争的残酷是深知的，她明白这次分别不仅意味着生离，也许就是死别。但这是平叛战争，所以这个新婚女子还是安慰自己的丈夫安心打仗。全诗中“君”字出现了六次，频频呼唤自己的丈夫，一字一句，沉痛感人。 《垂老别》则表现战乱中老年夫妻的离别：老人主动出征，省得官府逼催。作品深刻地描写了老年人的离别，与新婚夫妻迥然有别：“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出最淳朴、最深厚的感情。诗的最后，又扩大到全国：“万国尽争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具有宽广的视野，也有较丰富的内涵。 《无家别》最为悲惨。本来，告别是与他人话别，但此诗中的主人公更为悲惨，无家可别。家乡一片荒芜，甚至野狐都不怕人：“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怨我啼。”从剩下的“一二老寡妻”，可以看出他们的丈夫已经战死。诗人叙述婉转，惜墨如金，从一个侧面看到两方面内容。这个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又要被征走。此时，他已无家可别。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死去的母亲，她已经埋没在山野整整五年了，“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诗的结尾写到：“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人生到了我这一地步，还称得上是人吗？读到这里，我们是否还可以反问一下，人民遭受如此劫难，那些当权者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用清人的话讲，“何以为民上？” 这六首诗是完整的史诗般的作品。《垂老别》的结尾扩展开来，是全景式的描写；《无家别》具体到一个村落，是中景细致描写；《新婚别》则仅写俩人的对话，是近景描写，特别是“对君洗红妆”，简直就是特写。写外貌，写心理，写不同人，写不同事，短短六首写出社会面貌，千姿百态。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有憎，有爱，有同情，有苦闷，有摆不脱的矛盾，有说不清的困惑。为了平定叛乱，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娘子，老人，征夫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这年，杜甫四十七岁，常有“老去悲秋强自宽”（《九日蓝田崔氏庄》）的感慨。他不想违背自己心愿，继续这样混下去了。 （二）远游·流浪·流亡 乾元二年（759）春夏，关中久旱不雨，出现灾荒。《夏日叹》说：“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生活异常艰辛。这年六月，杜甫出为华州功曹参军。实际上是受房琯等人牵连，被赶出京城，处境非常尴尬。《洗兵马》说“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流露出对当权者玩弄权术憎恨之情。 立秋次日，杜甫作《立秋后题》：“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拘形役”三字本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陶渊明写《归去来兮辞》时42岁，是他告别官场的宣言书。杜甫写这首诗时已经48岁，比当年辞职的陶渊明还年长六岁，故曰“日月不相饶。”他心灰意冷，决定效仿陶渊明，“云无心而出岫，鸟卷飞而知还”，挂冠远游，寻找生机。 就这样，在一念之间，他从远游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最后十年。 此前，侄子杜佐已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驻留，生活可能相对稳定。在杜甫的想象中，那里应是世外桃源。在汉唐时期，中原战乱，很多人会逃亡西北。杜甫也只是想暂时投奔杜佐，避难秦州。“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远游，只是权宜之计，他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乡。杜甫心中的故乡有两个，一是生他养他的河南巩县，这是家；一是理想所寄的关中长安，这是国。从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在家与国的天平上，他最初依然倾向后者。所以《秦州杂诗》其二说：“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 秦州的自然条件很好，杜甫也希望在此过上平静生活。但不知为什么，他只在这里生活了三个月，就不得不另谋出路。那年十月，同谷县（今甘肃陇南）有位“佳主人”来信相邀。杜甫听说那里物产丰富，便决定前往同谷。这是诗人在半年内所经历的第二次远游。从华州到秦州，他还有目标，还想回到长安去实现政治理想。但是，到同谷，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他似乎已找不到退路。更叫诗人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佳主人”似乎并未出现，至少没有做好相应的安排。杜甫一到同谷，就陷入困境。《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这种苦难生活的生动写照。天寒日暮，手皴脚冻，诗人在荒野中采拾橡栗充饥，家属也随他忍饥挨饿，男呻女吟。面对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诗人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时，他举目无亲，自然更多地想到远在他乡异地的亲人。根据杜甫诗歌的自述，他有四个弟弟，其中一个随他流浪，另外三个“生别辗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他又想到妹妹，“十年不见来何时？”由弟妹，自然又会想到家乡，想到长安十年的落拓，想到自己“三年饥走荒山道”，想到“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现实，想到朝廷的腐败无能。流落到生活的最底层，他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出抉择。他甚至开始怀疑曾经狂热追寻的理想是否真实。 这年十二月，应友人相邀，杜甫由同谷入蜀。《发同谷》诗说自己“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四行役，是指华州到秦州，到同谷，到成都。 人的一生，为理想、为生存，绝大多数都曾有过远游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得志，也有很多失意。失意者可能被边缘化，漂泊无定，到处流浪。在心理上，他可能并无彻底改变社会的勇气，只是自认倒霉而已。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而流亡则不然。他可能身处官场，却时时感到格格不入，与主流社会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对现有体制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西北逃难的半年，彻底改变了杜甫的生活。从最初的远游，到加入流浪者行列，最终成为“飘泊西南天地间”的流亡者，杜甫的心态发生根本性变化。“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现实的残酷，让他逐渐认清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曾经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越来越远，而河南老家才是他可以触摸、可以托身的所在。[16] （三）青春作伴好还乡 唐代俗语有“扬一益二”之说，益指成都，在当时全国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唐玄宗避难也是到成都。乾元二年（759）年末，诗人到达成都后，住在西郊外浣花溪畔，生活总算是安顿下来。《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诗人自注：“忍饿看花，我友张存真亦尔矣。”可见物质生活依然艰难，但心情相对平和。这时，他写了许多诗，反映出诗人对于这种平静生活的满足。如写花木之美：“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写虫鸟之灵：“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写春雨之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夜之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写闲暇之乐：“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等等。当然这些纤细之美，还只是杜甫创作的一个方面。此时的杜甫，虽然寄人篱下，但壮心犹在，力度不减当年，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年轻时往往脱口而出的豪迈，现在变得更加含蓄，柔中有刚。如《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两句写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色彩鲜艳，动感十足。后两句写窗，可含千秋雪，写门，能泊万里船。在杜甫的笔下，看似没有生命的窗、船，也富有生命的感觉。咫尺千里，极有力度。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代宗即位，召严武还朝，蜀中生乱。五十一岁的杜甫寄居梓州。第二年，他在这里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写下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一生穷愁潦倒，苦不堪言，喜悦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诗人写愁写喜，表达的都是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同样动人心弦。“剑外”是四川梓州，在剑门关南边。“蓟北”指河南河北。头句叙事点题，用的是两地名，相距五千余里，可见这次战乱规模之大，也可见诗人在战乱中流离的状况。“初”和“忽”是相对的。流泪是喜极而悲，是人情的真实流露，这是诗人日夜盼望的消息，他怎能不激动呢？三四句是互文，分写妻子和诗人自己，实际是共同的感受。白日放歌纵酒，是因为可以“还乡”，这是全诗的主脑，所有的喜悦都集中在这两个字上了，青春，是时序，意谓青绿的春天，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正是回家的好季节，诗人主观感受与自然结合起来，最后又预想出回家线路，尤为精彩。用了几个动词，对仗也是特殊的。巴峡对巫峡，襄阳对洛阳，构成天然的对子。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东京，指洛阳。诗中几个关键词，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外加六个地名，勾画出仓卒间欲歌欲哭的情状。千载之下，如在目前。前人评此诗是“其疾如飞”“神来之笔，不可思议”。其实这种感受来源于诗人最深切的体验，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 诗人回乡的愿望并没有达到。他实在过于天真，错误地估计唐王朝。叛军是平定了，但社会并不安定。广德二年（764），严武再镇蜀，杜甫遂返成都，回到草堂。但他此刻已有去意。《五盘》诗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乡？”这种想法其实在他入蜀之初就牢牢地驻留在他心底。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就点明此旨：“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在杜甫心中，成都也只是他寄居之所，他最终还是要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已别无选择，遂在这年五月匆匆离开成都，写下《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蜀中是“客”，潇湘是“游”。流亡心态，溢于言表。途中作《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联，气象万千，类似太白壮语（如“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颇见骨力。最后两句，依然可以体会到杜甫的雄心与壮志，尽管除了诗，他什么都没有了。惟其如此，这个时候的杜诗，真正呈现出沉郁顿挫、力挺千钧的壮阔。 诗人离开成都后，沿岷江至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至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寓居夔州（今奉节），作《秋兴》八首、《咏怀古迹》十二首等名篇。如《秋兴》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因秋托兴，触景伤情。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风云在天而曰接地，极言巫山巫峡阴晦萧森之状。金圣叹批：“才是真才， 法是真法，哭是真哭，笑是真笑。道他是连，却每首断。道他是断，却每首连。”翌年九九重阳节，诗人又作《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首句写山，哀猿长啸，重在写声；次句写水，渚清沙白，重在色彩；三句承山，写山中落木，重在声音；四句承水，写万里长江，重在色彩。四个画面，前两句是近景，后两句是远景。秋景写得悲壮开阔，不再是低沉愁苦。“作客”与“登台”是全诗的主旨。诗人不是一般作客，而是万里悲秋常作客；同样，登台也不是一般登台，而是百年多病独登台。在写作上，八句都是对仗，音律铿锵，正可以看出诗人晚年苍凉的心境。 五十七岁这年，诗人离开夔州出峡东下，至湖北江陵、公安等地，年末再至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写下著名的《登岳阳楼》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孟浩然也有一首描写洞庭湖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都写洞庭湖，两诗可以媲美。从“昔闻”到“今上”，写出作者的期待，“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诗人眼中所见之景：洞庭湖仿佛吞吐天宇，水天相连，托起天地。孟浩然的诗也是如此，“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用云梦泽和岳阳城作衬托来实写，仿佛整个洞庭湖远近都在水气的笼罩之中。这里的“蒸”字和“撼”字，准确、生动，气象阔大，成为传神之笔。但后四句便见高低。孟诗显得无力衬托，仿佛一下子从高峰跌下。杜甫诗则更进一步，不仅充满身世之感，而且有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后来，范仲淹写岳阳楼，生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慨。由此可见，同一题材，由于作者思想感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和不同的艺术效果。 五十八岁，诗人来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作开篇提到的《南征》诗，抒发其孤独寂寞、同时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充满自信的思绪。为避战乱，杜甫在湖南一带辗转流离。[17]大历五年（770），杜甫客死湖南，最后一首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依然关注时局。而他“青春做伴好还乡”的理想也最终破灭在回家的路上。 这一年，诗人五十九岁。如前所述，他的遗骨由后人移葬家乡，最终完成他回家的愿望。这时，离他辞世，已经四十三年过去。 四、杜甫的意义与启迪 （一）杜甫的文学思想 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文学思想引导下完成的。杜甫的文学理想，集中体现在《戏为六绝句》这组诗中。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第一，凌云健笔，思绪纵横，这是杜甫对庾信的高度赞誉，也是杜甫心目中的文学理想。我们知道，庾信和他的父亲庾肩吾曾享誉江南。庾信十五岁，就为昭明太子萧统侍读。萧纲立为太子，庾信与徐陵俱为东宫抄撰学士。公元552年，萧绎自立于江陵，任命庾信为御史中丞，与颜之推等共校典籍。可以说，庾信的青壮年时期，饱读诗书，志得意满。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出使于西魏。适逢西魏大军进陷江陵，庾信遂羁留长安，直至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死，他再也没有回到江南。庾氏家族自八世祖庾滔以来，已成为江南望族。到他这里，“七叶而始落”（《哀江南赋》）。他的晚年是在北方度过的，尽管文学地位很高，却倍感压抑。形诸文字，便由清新转化老成。杜甫《咏怀古迹》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种独特的经历和深邃的感慨，让杜甫颇为感动，引为异代知己。《南征》说：“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在杜甫看来，作者的人生阅历，决定了文学的深度和感人的力度。好的文学，如“龙文虎脊”，似“历块过都。”自有一种开阖顿挫、沉郁动荡的气象。 第二，与老成相辅而成的是清新与俊逸之风。论诗绝句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清词丽句，就是清新壮丽之风。清新，是指天然去雕饰。俊逸，是指飘逸有力度。李白、鲍照、庾信堪称典范。《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孟浩然也多清新之句，所以杜甫《解闷》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庾信的创作，绮艳、清新、老成，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相扶，情文兼至。” 第三，在杜甫的心目中，屈原和宋玉是文人创作的最高典范。他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论诗绝句用“窃攀”屈宋来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屈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往情深。杜甫又何尝不是如此。袁枚《随园诗话》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相比较而言，齐梁创作更注重雕琢。在情感与雕琢之间，杜甫以屈宋为榜样，更强调情感因素。所以，下一句用“恐与齐梁作后尘”划出文学高低的界限。当然，他并非一概否定齐梁文风。《解闷》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二谢，指谢灵运和谢朓。阴何，指阴铿和何逊，都是齐梁诗歌的代表人物。这是杜甫的通达之处。 第四，齐梁文学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从永明体到近体诗，这是古典诗歌形式发展最重要的历史阶段。杨炯为王勃集作序时说：“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可见当时，古风犹存，近体诗尚未最后定型。所以人们还在嘲笑“当时体”。但是杜甫看到他们所开创的近体诗风，奠定了唐诗的基本格局，给予崇高评价。不仅如此，他本人身体力行，“晚节渐于诗律细”。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他对于文学形式非常重视。 第五，杜甫最重要的文学思想，是坚守文学传统，开创崭新局面。“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段论述，看似平实，却最深刻。翻看历代杜甫详注，可以说杜甫的诗，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他实际上集古今诗人之大成，而又推陈出新，创造了自己的文学天地。 （二）杜诗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有些文学家，还有他们的作品，如燕许大手笔之类，地位高耸，名声显赫，但是，经过历史的筛选，他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可能只剩下文学史意义。还有一些文人，生前名气不大，甚至默默无闻，但在大浪淘沙中逐渐彰显出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由此看来，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并无完全等同。相比较而言，文学的价值是永恒性的。所以杜甫把文章视为千古事业，并不在意一时的虚名。杜甫的创作经历给我们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1． 文学不能离开时代 中国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时代发展结下不解之缘。文学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通过艺术形象反映时代主流，反映现实生活。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及时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就成为评价其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杜甫小李白十一岁，在盛唐诗人中属于年辈较晚的诗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并通过诗歌反映时代变迁。李白的诗反映了盛唐气象，杜甫的诗则反映了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过程。譬如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同题赋诗，寄托感慨。其他诗人创作有一个相近的模式：登高升空，遁入虚远，与世隔绝。唯有杜甫充满苦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在诗人眼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而那些达官显贵，却如随阳雁一样，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各有稻粱谋。”他强烈地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这样的诗句，在杜甫的创作中随处可见，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动荡政局。果然在三年后，正如诗人所预见的那样，山河破碎。深入社会、贴近百姓，杜甫总是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变化，深刻地洞察出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深邃的历史感。 2． 文学不能离开人民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杜甫沦落社会底层，他最清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他写自己的悲痛，总是要写到别人的痛苦。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幼子饿死，他非常感慨，“吾宁舍一哀，里巷犹乌咽”。他由此想到那些毫无依靠的贫苦民众。毕竟，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而那些“失业徒”和“远戍卒”怎么办呢？《羌村》三首写自己回到羌村看望妻小，历尽艰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为诗人死里逃生一家团圆感慨不已。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穷人的遭遇，幻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兵车行》以饱蘸激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憾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把送行者那种留恋、悲怆、愤恨、绝望等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致入微。接着，诗人又用设问的方式，通过征夫的口作了直接的控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从心底迸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从“君不见”这句起，诗人引导读者把视野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到内地上来；从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全国，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杜甫对人民大众的感情，真挚而感人。前人说他每饭不忘君主，其实，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远，杜甫更关心的是那些普通民众的甘苦，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3． 文学理应表现崇高 近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以丑为美，二是解构经典。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也被质疑。中心没有了，主流没有了，剩下一地碎片。于是，审丑成为时髦，甚至为迎合世俗口味，用滑稽戏谑庄重，用丑陋消解崇高。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 杜甫写美，不是那种纤细之美。他常常从细微处描写，却体现出崇高的美感。他常常写到悲惨生活，很多作品也表现了社会的离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希望，依然可以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战争年代，死，也许是一种常态，而活着，哪怕苟且偷安，也不容易。前引《羌村三首》中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一个“怪”字，生动地表现出战火纷飞年代一介平民所遭遇的苦难，但同时，诗人不会忘记邻人的关切，“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这又传达出普通百姓间无处不在的温情。孙犁小说《嘱咐》也有类似描写。 一个士兵征战多时，终于有机会回家省亲。他日夜兼程往回赶，但到了村口，却不敢再往前走了，只坐下来，抽了一袋烟，抚平一下心情。多年的战乱，他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如何。待心情略微安定一些，才慢慢走到他熟悉的家门口，刚一推门，他的妻子正往外走。俩人猛一对视，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妻子才说“你”，便转过身去，眼泪下来了。孙犁笔下的平凡男女，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天崩地裂。千言万语，就浓缩为一个“你”字，就像杜诗“妻孥怪我在”的“怪”字一样，这是传统中国人的情感表达。这样美好的心灵与崇高的情感，体现在平凡的细节中。杜甫和孙犁都擅长于描写战争中的人情、人性、人格，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饱受苦难，但从来没有失去真情，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古往今来，像杜甫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而他们的苦干实干，他们的朴素平凡，他们的勇敢顽强，还有他们的深明大义，都在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家国情怀和不屈品格。杜甫的创作，集中体现了这种民族精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坚强乐观，充满理想。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杜甫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诗魂，这是历史的选择。 注释： [1]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结束了关中的生活。明代嘉靖五年（1526），长安人张治道有感于诗人杜甫无祠可供祭祀，在少陵塬畔修建此祠，面对樊川水，北临长安城，南望终南山。 [2]《本事诗·高逸》：“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3]《词品序》称：“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 [4]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5]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四《谒先主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496页。 [6]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四《宿江边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480页。 [7]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8]《闻天传信记》：“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故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9]骆宾王七岁能诗，至今流传：“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可见早熟的儿童在唐代并不少见。 [10]参见拙文《＜ 箧中集＞ 与杜甫》，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 [11]《鲁迅全集·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册，第415页。 [12]《鲁迅全集·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七册，第115页。 [13]《致王冶秋》：“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3册，第350页。 [14]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三《遣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4页。 [15]《后汉书·孝献帝纪》：“（洛阳）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梠，或饥死墙壁间。”曹植的《送应氏》就反映了洛阳的这种荒漠景致。 [16]参见拙文《漂泊无助的远游》，载《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7]《明皇杂录》载：“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一个“厌”字，生动地反映出杜甫晚年流落他乡的凄苦。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