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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克萨柯夫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成就巨大的重要作家。他的《家庭纪事》是一部广受好评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与《红楼梦》有着很强的可比性。本文从客观叙事和中间风格的角度，比较了《家庭纪事》与《红楼梦》在写作模式和整体风格上的相似性——它们都将真实性当作小说的重要品质，都反对穿凿附会的主观主义倾向，严格根据可靠的生活经验来展开写作，因而，都属于严格而标准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从描写人物性格幽暗面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的异同——曹雪芹对人性恶的描写是克制而平衡的，而阿克萨柯夫的描写则具有令人惊骇的极端的性质；从情感、气质和个性的角度，揭示了苏菲亚与王熙凤的同中有异的情感世界、精神气质和性格特点——她们都美丽而聪慧，都喜欢弄权，都有很强的控制欲，也都善于借助最高家长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苏菲亚显然比王熙凤要善良，要有教养，也有更加温柔的母性情感。 关键词：客观叙事 中间风格 苏菲亚 王熙凤 我们还要十分感谢作者，他对他的记忆所保存的事实，并没有作什么掩盖，作什么删节。 ——杜勃罗留波夫：《旧时代地主的乡村生活》 此书亦非常客观。故事描写一位拓疆的大农奴主，作者既无愤恨亦无爱恋地描绘叶卡捷琳娜治下农奴主们黄金时代的生活场景。此书写得平心静气，社会主义者可以将其用作抨击俄国贵族之工具，而保守主义者亦能以之为防卫武器。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 谢尔盖·季莫菲耶维奇·阿克萨柯夫（1791-1859，亦译“亚克萨柯夫”），出生于奥伦堡省省会乌发。他的生活大体上是平顺的，既未曾遭遇过经济上的困窘，也未曾承受过政治上的迫害。他不属于那种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人，没有太强的权力欲，虽然做过图书审查官，但却并未沾染上官场的庸俗习气。他的生活态度自然而低调，热爱旅游和渔猎，与沉闷而无趣的官场生活，自然格格不入。1830年，他因为发表讽刺性作品《大臣的举荐》，惹怒了上流社会，特务机关第三厅也开始对他进行调查和监督。为了远离是非之地，他便于1833年改任测绘学院院长，十年后，索性辞去行政职务，在莫斯科近郊的亚勃拉姆切伏庄定居下来，过起了安逸自在的生活。 阿克萨柯夫性格温和，德行高尚，笃于友道，交游颇广。他属于“斯拉夫派”圈子。他热爱俄罗斯，信仰上帝，相信父亲所说的“这是上帝的意志”这句话，而且坚信，这句话所包含的力量，“平静了任何激动的情绪，阻住了一切怨言牢骚，正是这句话的‘仁慈的力量’，才使得信奉正教的俄国维持到了今天。能有信心说这句话和听这句话的人，他的心是清澈而平静的”[1]。他的这种宗教信仰，几乎是所有“斯拉夫派”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 但是，阿克萨柯夫不属于极端主义的“斯拉夫派”。对“西欧派”的文化主张和政治立场，他能理性地分析和评价，所以，不仅能与自由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而且，还与他们站在一起，极力反对和劝阻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出版，甚至写信切责果戈理：“你的书是有害的；它传布了您那些多余的思索和错误的谬论。”可见，阿克萨柯夫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而是一个在大问题上不糊涂的明白人。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道德文章评价都很高：“不管怎么样，在最后两年中，根据一切崇拜他的人的公认，他在俄国作家的队伙中还是占据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不仅如此：亚克萨柯夫君作品的价值是这样明朗，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到作者本人的道德品质，而且就是一个单单作为一个普通人，也给他带来普遍的尊敬……”[2]在性格普遍显得极端的俄罗斯人群中，他是一个少见的深孚众望的温和派，于是，他的“威信从此就屹立不摇”[3]。 阿克萨柯夫比普希金大八岁，比果戈理大十八岁，比别林斯基大二十岁。他跟这三个晚辈都有交往，并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坚持写作，不断提高，最终写出了独标一格的杰作《家庭纪事（三部曲）》。诗人成名，或许宜早，但是，对叙事文学作家来讲，大器晚成，则更为正常，故无须汲汲焉以求速成。阿克萨柯夫就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直到1856年，他才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这年他已经六十五岁，三年后，便去世了。然而，他的这部沉甸甸的杰作，却像晚秋成熟的果实，实在是很有价值的，堪与俄罗斯十九世纪第一流的经典作品相比并。 俄罗斯作家几乎全都是大自然的热爱者，然而，像阿克萨柯夫这样喜欢亲近自然的人，似乎并不很多。他对旅行、打猎、垂钓等事，兴趣盎然，乐此不疲。他的《渔猎笔记》（1847）、《奥伦堡省人的猎人笔记》（1852）和《猎人的故事及回忆录》（1855），就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记录了他本人对大自然中的鱼类和飞禽走兽的观察。即便在《家庭纪事》里，读者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自然和渔猎的热爱。 阿克萨柯夫将这种亲和自然的态度，转移到了对生活和文学的态度上，从而赋予他的写作以客观而中和的风格。他在叙事和写人的时候，力避夸张和极端，就像大自然一样，给人一种亲切、朴素而又宽容的感觉。平静而温雅，克制而内敛，就是他在文学气质和写作风格上的基本特点。 虽然阿克萨科夫的文学成就，比谢德林高出很多，但却因其对地主生活的态度温和而充满人情味的叙事态度，而受到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评价体系的否定和排斥。在“苏联”时代，“由于其揭露黑暗不够深刻，渐渐被冷落，今天应该是还原其应有的文学地位的时候了”[4]。在“苏联”的文学史里，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都无一语提及。 现在到了重新评价这部杰作的时候了。它应该与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享有一样高的赞誉和地位。 一 客观叙事与“中间风格” 在文学上，幼稚和成熟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和风格。幼稚使人虚浮，成熟使人朴实；幼稚使人过度夸饰，成熟则使人注意分寸；幼稚使人迷恋技巧和形式，成熟则使人更加关注真实感和意义感。一个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成熟的作家，通常是一个态度朴实、风格朴素的作家。他更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可信的叙事效果，因而，更倚重可靠的经验和观察，而不是虚妄的揣想和随意的编造。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批评了那种胡编乱造的写作，申明了自己的写作原则：“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5]阿克萨柯夫的写作，就属于曹雪芹所推赏的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写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土壤，追踪真实事件的线索，才能写作……我没有凭空虚构的才能。”[6]他特别警惕和排斥那种无所依凭的虚构，自觉地克服随意“穿凿”的主观化倾向。对他来讲，现实是虚构的必要前提，虚构是现实的合理延伸，因而，文学想像必须根据切实的经验内容和可靠的生活线索来展开。这种严格的写作模式，属于标准的现实主义叙事。对于那些过度放纵想像力的极端主观化的写作来讲，阿克萨柯夫的经验尤其值得珍惜和借鉴。 1840年，在果戈理的敦促和鼓励下，阿克萨柯夫开始写作《家庭纪事》，并于1856年和1858年出版了《家庭纪事》《学生时代》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最后被总称为“《家庭纪事》（三部曲）”。这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叙事作品，是一个地主家庭三代人、七十五年间的细致而生动的生活画卷。他忠实于俄罗斯文学叙事的传统，那就是紧紧贴着自己切实的经验来写；必须让经验引导想像，而不是让想像歪曲经验。就比例来看，这部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作者自己和他的上两代人的真实生活。正因为这样，人们简直就把这部作品当作作者和他的祖辈和父辈们的真实故事来看。这跟《红楼梦》留给许多读者的印象非常相似。 自传性和纪实性很强的叙事，常常选择以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这是一种亲切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限制性的叙述方式——过度的主观性和视野的狭隘性，是它必须警惕和解决的问题。阿克萨柯夫的第一人称叙事堪称完美。他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叙事方式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它的短处和局限。由于作者努力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和记录，成功地将描写融进冷静的叙述之中，所以，它所获得的真实效果和生动效果，并不比那些采用第三人称的小说弱。他这样描写祖父斯捷潘·米哈依洛维奇·巴格罗夫： ……长得一副中等以下的身材；他的隆起的胸部，异常宽阔的肩膀，强壮有力的双臂，肌肉发达的躯体，都说明他有惊人的体力。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军队中青年人鲁莽地闹着玩玩，一群军官兄弟一起涌到他身上来，他会猛地推开去，就像一棵结实的橡树，在一阵大雨之后的微风中摇落枝枒上的雨点似的。他头发金黄，面貌端正；两只深蓝色的大眼睛，发起脾气来会一下子闪闪发光，但是在平静自若的时候却亲切而善良；他的浓密的眉毛和嘴巴的线条，很讨人喜欢。他的面貌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异常的坦率和豪爽；谁都无法不信任他；他讲过的话和许下了诺言，比任何证券都靠得住，比教会和国家发的任何证件都神圣。他的天生的智力清晰而健全。 作者很有分寸地控制着自己的叙事。叙述的主观性与描写的客观性，在这里获得了一种完美的平衡，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被降到了最低点，而客观真实性却被强化到了最高程度。 在展开叙事的时候，阿克萨柯夫也难免会有抒情的冲动，但是，他却能够赋予自己的抒情以画面的美感和平实的风格。例如，讲到了自己的家乡乌发，他就忍不住转换了人称——将第三人称转化为第二人称，从而更加有效地抒发了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美妙的土地呵，你仍然有着迷人的力量！你的一些湖泊——肯德里湖和卡拉泰滨湖，明媚而清澈，好像很深的大杯子！你的挤满各种各样鱼的河流，有的从乌拉山脉的山谷和峡谷奔腾而下，有的像一串闪闪发光的珠宝，悄悄地穿过大草原的牧场。在大草原上，又深处的干河床上的水坑里流出来的无数细流汇合而成的河流是多美啊！——细流是这样细，你简直连那涓涓流着的水都看不出来！你那些从水源滚滚而下，从大树和灌木荫下流过的河流，是那么清澈，而且即使在盛暑时节也是冰冷的；河里有各种各样的鳟鱼，既好吃又好看；但是人们用不洁的手，把它们作为隐藏所的清凉的溪流一弄脏，它们就很快死掉了。你的麦田里的黑黝黝的土地是那么肥沃，你的牧场是那么富饶；你的田野里，在春天，是一片乳白色的樱花和野桃花；在夏天，像一块红布似的铺满了芳香的草莓；在秋天，这些小小的樱桃熟了，变成了深红色。农民用他的粗苯的犁头犁了你的地面，不管他干活是多么懒散，多么外行，你报答他的总是丰富的收成。你的各种长着树木的森林，是那么葱翠、壮丽；成群的嗡嗡叫着的野蜂，在它们自己选定的枝叶之间的窝里，储满了菩提树花的香蜜。 作者的充满诗意的感情，就仿佛缓缓流动的秋水，而那些关于家乡风物的印象和描写，就像漂浮在流水上的红色的枫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皆若空游无所依”，显得更加醒目和美丽。 文学的叙事风格，可以被分为“极端风格”和“中间风格”两种。阿克萨柯夫的叙事风格就属于典型的“中间风格”。温和而平静、朴素而客观，是这种风格的突出特点。 阿克萨柯夫的这种风格，是在果戈理的引导下形成的。果戈理不仅引导和鼓励他写作，而且还向他揭示了文学面对现实的“新态度”，“即按照生活原样看待生活，诉诸完整的生活素材，不必强制地将其纳入古典主义形式之框架。……正是果戈理的艺术揭开阿克萨科夫眼睛上蒙着的那层强制性风格之薄膜。”[7]这就意味着既要摆脱僵硬的古典主义模式， 又要超越主观化的浪漫主义倾向。因为，这两种“模式”和“倾向”都是不自然的，都有一层米尔斯基所说的“强制性风格之薄膜”。 这种“新态度”的写作，看似容易和平常，其实难度更大。因为，它对作家的耐心和观察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作家要用更大的耐心来克制自己的主观任意性，从而以最为客观的方式揭示生活的客观进程。著名俄罗斯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对《家庭纪事》（A Family Chronicle）评价极高。因为，在风格上，它既优美，又自然： 与普鲁斯特一样，阿克萨科夫亦为一位全知感觉者，其作品的一切均能立即被感觉到。其风格是透明的，仿佛根本不存在。人们注意不到它，因为它与其表达的内容完全一致。其纯净优美的俄语和自然优雅的氛围，更使得人们有理由视其为俄语散文的最佳典范。……阿克萨科夫作品中最典型的阿克萨科夫之作，即《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这是一部平静安宁的童年故事，其非同寻常之处仅在于，一个受到非同寻常的善良教化的孩子所心怀的非同寻常的情感。……许多偏爱突发事件而非日常生活、热衷例外而非寻常的读者，会觉得《童年》枯燥乏味。……较之任何一位俄国作家，甚至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更接近关于人类生活之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现代呈现，这一方式与先前小说家们固有的戏剧化、事件化表现方式大相径庭。”[8] 所谓透明的风格，就是自然和亲切的风格，也是最容易被读者感受和接受的风格。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它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耐心地描写，平实地叙事，而不是用夸张的戏剧化方式来解决问题。 文学上的表现风格越是自然，就越是会让人觉得亲切，也更容易对人们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米尔斯基看来，“极端风格”可能是独特的，但却是不可借鉴的，而“中间风格”则因其平易亲切，可以被人们学习和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熔铸两种极端成分而获得新风格的方法，未被其任何一位同时代人所借鉴，其同时代人均倾向避免极端，走中庸之路。这一中间风格（middle style）之凯旋，是四十年代至契诃夫之间俄国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它首先在三位作家的创作中得以实现，这三位作家均属安逸富裕的贵族阶级，而非缺乏根基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便是阿克萨科夫、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9]其实，文学风格固然会受到时代和阶级身份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个性化的现象，即决定于作家自己的气质、性格、美学趣味甚至人生态度，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同为贵族，杰尔查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风格，不仅不属于“中间风格”，而且更倾向于“强性风格”，有时甚至可以被归入“极端风格”？ 这种“中间风格”不仅是一种文学风格和叙事风格，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伦理风格。它对生活抱一种理解的积极的态度，倾向于用客观的甚至欣赏的眼光观察生活，就像米尔斯基所概括的那样：“阿克萨科夫创造的主要特征即其客观性（objectivity），其艺术纯粹是开放的。即使在他自省时，如《童年》大部篇章，其自省亦为客观的自省。他不因任何积极愿望所激动，除了‘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的话用在这里很贴切，因为阿克萨科夫的情感与那位法国小说家的情感奇特而又惊人地相似，区别仅在于，阿克萨科夫健康而正常，普鲁斯特却反常且病态”[10]。杜勃罗留波夫也像米尔斯基一样，注意到了阿克萨柯夫的成熟经验和健康风格，还从生活真实的角度，肯定了他的叙事的客观性效果：“从当时其他同代人物的真实回忆以及当时的讽刺抨击中抄引举证，也能完全证实亚克萨柯夫君所描写给我们看的一切事象的正确和客观。”[11]就客观性来看，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与中国的《红楼梦》颇为相近。曹雪芹的写作也属于“中间风格”的写作。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这两部作品共同的特点。当然，比较起来，《红楼梦》的叙述视野无疑更加开阔，叙事风格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多样，主题内容更加深刻，象征意味更加浑涵，因而，整体成就也就远在《家庭纪事》之上。 托尔斯泰对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评价非常高，认为其中《童年的回忆》的部分写得最好，“我觉得比《家庭纪事》中最精彩的地方还要精彩，它没有诗歌的那种凝聚的、青春的力量，但却把对自然的美好诗意均匀布于全篇，因此，看起来有时可能有些枯燥，但却描述得异常平静、极度鲜明准确而又匀称。”[12]托尔斯泰的评价很高，也很准确。阿克萨柯夫的写实性叙事，的确偶尔难免会显得有些沉闷和枯燥，但是，却充满诗意，显示出一种平静、准确、朴素的成熟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米尔斯基所说的“中间风格”。假如托尔斯泰能读懂中国的《红楼梦》，他就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比《家庭纪事》更了不起的叙事作品，因为，它具有更多的优点和魅力，能吸引读者从任何一回，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个段落和句子进入阅读。它只会让人爱不释手，亹亹不倦，而不会让读者觉得沉闷和枯燥。 中国学者郑振铎曾经在《俄国文学史略》中这样评价阿克萨柯夫：“这三部著作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了。1856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家史》，隔了一年，（1858年），他的第二部大著作《巴格罗夫的童年》又继之而出。这时，他的文名已经确定了。当时的一般斯拉夫党且尊之为俄国的莎士比亚或荷马。他的成功，不仅反映全时代在他的回忆录里，且进而创造出那时代的人的真范。以后的作者在此处受他的感化不少。”[13]虽然其中的个别地方略有溢美之嫌，但大体合乎事实，信不诬也。而“真范”一语，尤其值得深思细味——这里面既包含着美学意识和写作方法上的经验，也包含着伦理意识和世界观上的启迪；它教人如何真实地认识人和表现人。 二 凶暴恣睢：俄罗斯性格的幽暗面 像《红楼梦》一样，《家庭纪事》是一部平静而温暖的书，也是一部尖锐而沉重的书；是一部讴歌善与美的书，也是一部鞭挞恶与丑的书。 《红楼梦》所写的人性之恶，尤其是某些女性人物的恶，固然也令人震惊，但是，与《家庭纪事》比起来，似乎还没有到极端的程度。曹雪芹将人性的冷酷和恣睢展示给人看，而阿克萨柯夫则将不仅展示了人性范畴的恶，也揭示了一种魔鬼式的恶，从而使读者看见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深渊般的黑暗和极端性质的恶。 虽然阿克萨柯夫对人性恶和生活阴暗面的描写，所占比重并不十分大，也采取了克制而内敛的表现方法，但是，正因描写的冷静和叙述的克制，那揭露黑暗的力量和效果，反而更大更强烈，却使人读来，极为震惊，所留下的印象，也刀刻斧凿般深刻。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哪部作品在对恶的表现上，像阿克萨柯夫的叙事这样冷静，这样具有心理深度，这样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人性和生活都由正反两个方面构成，那么，阿克萨柯夫更感兴趣的，是光明而美好的那一面。无论人性多么复杂，无论生活多么严峻，他从来也不曾放弃自己对人性和生活的客观甚至乐观的态度。但是，诚实的天性和求实的倾向，却使他不忍对那一切令人不快的丑恶和残缺视若无睹，甚至促使他正视和表现那令他反感的另一面，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它的那种极端形态的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民族，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民族。很多学者和观察家，例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和利哈乔夫，都发现了它在性格上的极端形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的性格总是由尖锐对立的因素构成：既有贵族的教养和优雅，又有小市民的市侩习气；既有圣徒一样的慈悲，又有暴徒一样的凶恶；既有女性和诗人的细腻，又有莽汉和酒鬼的粗鲁；精神上，它充满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情结，行为上，却是极端狭隘和傲慢的沙文主义者；内心里，它充满热烈的乌托邦激情，实践上，却往往停留在最不文明的原始状态。 小说中的祖父斯捷潘，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凶恶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却住着一个可怕的魔鬼，会在一瞬间变成一个冷酷的施暴者：“这位乐善好施的人，却动不动就会大发脾气，逢到那种时候，不但完全破坏了他原来那种仁慈的形象，并且会使他可能干出一些冷酷而凶恶的事情。”他生一个女儿的气，却迁怒于替女儿求情的老伴，“抓着她的头发，把她在地板上拖着，虽然她当时已经又老又胖”；所有的人都极其恐惧，远远地躲开他，甚至逃到屋外，在房子周围的树林里过了一夜。他打老婆意犹未尽，又将两个仆人打了一顿，最后，“就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床上，不一会就呼呼睡去，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他若无其事地呼喊自己的妻子，“声调很高兴，脸色也显得明朗快活”：“昨天的野兽，今天一醒来又变成一个人了。”他的老伴和女儿们帮助他的堂妹跟自己喜欢的人结了婚，这让心疼自己的堂妹、不喜欢那位新郎的斯捷潘老头暴跳如雷，大打出手，“大的几个女儿在床上躺了好久；我的祖母的头发几乎全部落光了，整整有一年，她走来走去头上一直包扎着”；“三十年后，我的几个姑母谈到那一天的情况时，还是颤抖不已。”这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恶。它服从于一种孩子式的本能冲动，不仅缺乏对女性的温柔和同情态度，而且也缺乏最起码的教养和理性意识。 在《红楼梦》的男性施暴者中，堪称狠角色者，有二人焉：一个是薛蟠，一个是贾政；前者是受泼妇唆使，凶狠地挥起“贪夫棒”，毒打香菱，后者听了贾环加盐添醋的报告，下了狠手，将宝玉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但那薛蟠内心里，终究也有个忌惮，不是个无法无天的恶魔式的人，因此，“见母亲动了气，早也低下头了”。至于贾政，虽然略显古板和无趣，但也绝非狠毒之人，而宝玉的“大承笞挞”，也实在是“理有固然”，皆因他调皮得有些过头，惹犯了父亲内心最敏感的地方。纵然如此，贾母一来，贾政先是“躬身赔笑”，及听到“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立即跪倒在地，“含泪”劝慰，并赔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比起《家庭纪事》中的祖父斯捷潘凶戾的施暴，两个中国家庭内的施暴者，大体上还是有个样子的，并未到令家人心寒胆战、莫撄其锋的程度。 苏菲亚父亲茹宾的仆人尼柯拉依，内心也有极恶的一面。他是茹宾先生买来的奴隶。主人善待他，教他读书和写字。然而，当顿河地区发生叛乱的时候，他立即参加了进去，由于凶悍冷酷，受到了叛乱首领的宠爱，升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对茹宾先生恩将仇报，无情无义：“据说，他比他们任何人都厉害，对于养育他的老主人，比任何人都要仇恨。”暴乱结束了，他被判处绞刑：“他在乌发受审之后，套索都已经真的套在他的脖子上了，这时茹宾先生运用了地主的特权，饶恕了他以前宠爱的人，把他保释了领回家，答应对犯人的行动负责。尼柯拉依似乎忏悔了，竭力以忠诚热心来赎罪。他渐渐又设法获得了主人的信任”。后来，他又跟苏菲亚的后母一起虐待苏菲亚。等到这个后母猝然死亡，苏菲亚成了当家的主人，他又“装成一个悔过的罪人，把一切罪恶都推到她的后母身上”。这样，他又一次得到了苏菲亚的宽恕，让他继续担任管家。然而，他又利用患了重病的茹宾先生对他的心理依赖，控制了他的意志，挑拨苏菲亚与父亲的关系，做了很多坏事，企图“赶走女主人，自己成为一家之主”。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把苏菲亚赶出去租房住了。茹宾先生知道尼柯拉依的目的，但是，他离不开他的照顾，便“一切都原谅他”。虽然作者没有交代茹宾先生去世后，尼柯拉依的去向和结局，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最终会改恶迁善，成为一个绝对善良的好人。 苏菲亚的后母也属于冷酷无情的那种人。她恨自己的“晚女”苏菲亚。她赌咒说要让这个父亲疼爱的丫头，跟仆人住在一起，穿最粗劣的衣服。她实现了自己目的。不仅如此，她还用最有侮辱性的刑罚来折磨她，逼得她差一点自杀。这个凶恶的后母最终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正值青春壮年，并以她的健康美丽而骄傲的茹宾太太， 在生了一个儿子十天后死去了。临终前，她为了放下良心上的负担，当着证人的面，坦白了她对“晚女”的罪行，“要求她原谅，求她看在上帝的面上，好好对待她的几个孩子。这姑娘宽恕了她，并且答应照顾那几个孤儿；她后来实行了她的诺言。”死亡是终结，也是开始；它是生命的终结，却也有可能是良心觉醒的开始。邪恶，不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被克服，而是随着死亡的到来而被终结，这，多多少少还是含着一些悲哀的意味。 然而，这部作品中真正的魔鬼，还不是老斯捷潘和苏菲亚的后母，甚至不是尼柯拉依，而是那个娶了斯捷潘的堂妹的少校米哈依尔·马克西莫维奇·库洛里索夫。 斯捷潘的堂妹普拉斯珂芙耶，在性格上，很像《红楼梦》里的史湘云，任性而活泼，孩子气十足：“……有一双漂亮而聪明的灰色眼睛；她的一对黑黑的眉毛，又长又浓，显示出她有男子一般的坚强性格；她长得高高的，身材很匀称，还只十四岁，看去就已经像十八岁了。但是，尽管她身体方面已经成熟，她的思想和感情却仍然跟小孩子差不多：快活而好动，从早到晚，跳跳唱唱，嬉戏闹闹。”然而，他的曾经是军人的丈夫，却是一个残暴的恶人，一个可怕的施虐狂。 一个彻底的邪恶之人，大都属于那种无恶不作的人，也就是说，他会在一切方面，会在一切人身上，甚至会在自己的战友、朋友和亲人身上，将自己恶毒的欲望和冲动发泄出来。库洛里索夫不仅残酷无情，而且纵酒淫乱，干了各种纵欲胡为的勾当，“更坏的是，在他酗酒大发脾气的当儿，有几个人已经在他手里丧了命。据说，县里的警察和官吏都是他的工具：有的他用金钱贿赂，有的他用酒贿赂，大家都很怕他。小地主和小官吏战战兢兢，唯恐丧命：要是有什么人胆敢用言论或行动反对他，他们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抓起来，关在地窖里或车库里；他只给他们吃点面包和清水，让他们遭受寒冷饥饿的折磨；有的人还要受一种非常残酷的、叫做‘猫’的刑具的鞭笞。……老虎的本性，加上了人的智力，的确是可怕的。”狂暴完全控制了他，而且，这狂暴最后竟然一步步发展成了这样一种渴望，那就是“一种老想叫人流血、叫人痛苦的渴望”： 周围的人都很怕他，不敢反抗，这样就鼓励了他，他不久就无限制地横行霸道起来。他从奴仆中挑出了十几个适合于干他的这种勾当的恶汉，把他们组成一群强盗。他们看见他们的主人逍遥法外，没有人敢奈何他，就以为他了不起了；他们都酗酒淫乐，乐意而大胆地执行主人的一切疯狂的命令。 直到后来，这个家伙的天生的残酷本性，变成了一种残忍的对流血的渴望。折磨别人，对他既是一种享乐也是一种需要。在他不能够满足这种欲望的日子，他就没精打采，坐立不安，甚至于生起病来……他什么人也不饶恕：他所宠爱的人，或迟或早，个个都被他鞭打得半死半活，有几个被打过多次。 这是两段极为经典的叙述。它揭示了所有极端性质的暴虐者的本质，包括心性野蛮的暴徒与前现代社会的暴君的本质。暴徒与暴君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病——“习惯性施暴症”。对他们来讲，灾难和痛苦有一种甜蜜而美好的性质；他们喜欢生活中的混乱状态，喜欢看见人们陷入恐惧之后的紧张状态和痛苦神情。暴力所造成的悲惨景象，不仅不会让他们痛苦，反而会让他们极度兴奋和快乐。受害者的痛苦越是尖锐，反应越是恐惧，他们的欣快感就越强烈，就越是觉得陶醉和兴奋。对这些施害者来讲，鲜血像梅花一样美丽，哭声像音乐一样动听。一旦看见生活陷入他们所乐见的那种可怕的混乱状态，他们的失眠和便秘便不治而愈，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甜了。他们简直可以被命名为“混乱迷恋者”和“痛苦饕餮者”。是的，社会的“混乱”是他们的诗篇，而别人的“痛苦”则是他们的美食。 在这些极恶之人的内心，没有对人和世界的爱的情感，只有对人和世界的敌意和仇恨。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只有无尽的怀疑和猜忌。他们没有朋友，只有敌人。他们有一种极为消极的能力，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人，包括他们暂时的朋友，都变成自己的敌人。他们喜欢在人们的内心培养仇恨的情感和敌视世界的态度。他们会通过奸诡的欺诈和阴毒的手段，让所有人都互相怀疑和仇恨，并产生一种相互争斗和折磨的冲动。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调动一切形式的暴力手段来制造痛苦，并从中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快乐。阿克萨柯夫笔下的库洛里索夫是这样的人，奥斯威辛的纳粹党卫军是这样的人，古拉格群岛的契卡人员是这样的人，中国的王温舒和来俊臣是这样的人，尼禄、卡里古拉和希特勒等独裁者也是这样的人。 对于极端的恶人来讲，不仅没有亲缘关系的他者是敌人，有亲缘关系的亲人也是敌人——父母和兄弟是敌人，妻子和儿女也是敌人。库洛里索夫就是这样的恶人。他竟然将自己的妻子打得昏了过去，并将她关进了地窖里，甚至用折磨其他人的方法来折磨她，差点夺走她的生命。最后，备受折磨的仆人合谋用砒霜把他给毒死了。 阿克萨可夫自己是一个心性温良的人。这样的人原本不善于写人性之恶。但是，由于态度上的平静和写法上的克制，他所叙述和描写上的恶，反倒更加令人惊心动魄。谢德林用极其夸张的方式写恶，效果却并不好，徒然使人厌弃，阿克萨柯夫用克制的方式写恶，却使人有真正感到震惊和恐惧。难怪安年科夫说他是“完美的典型和性格的创造者”[14]。 阿克萨柯夫在《家庭纪事》第一部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别了！我的光明的或黑暗的人物，我的好人或坏人，——不如说，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人物，有美德也有缺点的人。你们不是大英雄，也不是大人物；你们默默无闻地走了你们世间的道路，你们离开人世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你们是普通的人，你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在我们看来，非但不是一篇枯燥无味的散文，而且很有趣和很有教育意味，正像我们的生活将使我们的后人感到兴趣和教育意味一样。”他的这段话，适合用来评价他的作品中的许多人，尤其适合用来评价老斯捷潘和苏菲亚后母，甚至可以用来尼柯拉依，但是，并不适合用来评价库洛里索夫，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完全变态的极端形态的恶人。 在《红楼梦》里，唯一有点像库洛里索夫的人是王熙凤。王熙凤作恶，有的是为了情感上的报复，例如害死贾瑞、尤三姐和鲍二家的；有的是为了钱财，例如，为了获取三千两银子的好处，她就帮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抢亲，结果害得坚贞的张金哥自缢，多情的守备之子投河。王熙凤傲慢而恣睢，有时简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像她对铁槛寺的老尼净虚所说的那样：“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尽管，比较起来，她的恶毒也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但也还属于人性范围内的恶，不像库洛里索夫那样，以制造并鉴赏别人的痛苦为乐，——这是一种非人性的魔鬼般的恶，一种地狱里才有的恶。 在库洛里索夫这种人的内心，几乎没有一点善的因子。他们的恶，是一种绝对性质的恶，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就是一种“普遍根本之恶”：“此恶也维持了奴隶制的暴力和官僚主义的不公，以及其他东西，——这正是普遍无人权之恶，是由于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概念的模糊造成的”[15]。 一切形式的恶，都是否定性的消极现象；一切恶人都是道德上和智力上残缺的庸人。然而，那些精神残缺的庸人，但却因其所制造的巨大的恐怖和悲剧，常常被人们当作非凡的人来崇拜。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与这种极端形态的恶和极端形态的恶人的斗争，让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痛苦和代价。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极端形态的恶和极端形态的恶人，依然肆虐于世界上的一些落后地区。 唉！不知人类还将为对抗这种恶付出多大的代价？ 三 苏菲亚，俄罗斯的王熙凤？ 俄罗斯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不能说不多，但却很少有哪个作家像阿克萨柯夫这样，深入到一个家庭生活的日常的褶皱里，细致地写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微妙的冲突，客观地描写了容易被忽略的琐碎而有趣的生活细节。 大多数俄罗斯作家似乎更倾向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世界，描写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和道德冲突，而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对那些家常而琐碎的生活细节，似乎没有太大兴趣，缺乏像《红楼梦》那样真实而细致地描写日常生活事象的耐心和热情。所以，在俄罗斯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精神关系和伦理关系，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切切实实的现实关系。 像《红楼梦》一样，《家庭纪事》也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在《家庭纪事》三部曲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恋人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父女关系、翁媳关系、婆媳关系、姑嫂关系、姐弟关系、翁婿关系、主仆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官兵关系等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等等，都进入了作者的叙事视野，都得到了生动的叙事呈现，从而使读者通过大量的细节和画面，看见了一个家庭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大半个世纪的生活状况，看见了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复杂人性和悲喜剧。 《家庭纪事》中的人物像所有普通人那样生活，体验着寻常人的苦恼和欢乐、痛苦和幸福。他们相爱和猜疑。他们嫉妒和算计。他们相互冲突，甚至相互伤害——例如，儿媳与小姑子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微妙而紧张：“她的未来小姑们都是机灵而狡诈的女人；她们打定主意不喜欢她，因此对她的态度很冷淡，不友爱，甚至于粗卤。”然而，他们也妥协和包容。他们受苦，并经受住了考验，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精神上的成长历程。他们中间的恶人施虐和犯罪，并受到了毁灭性的惩罚。处处都有微妙而紧张的冲突，处处都有细小而尖锐的心里摩擦。这部叙事作品采用了像《红楼梦》那样的方法，客观而细致地描写了一个俄罗斯家庭的复杂生活。 《家庭纪事》中的“我”，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是个“妈宝”式的人物。他多病，很爱哭，而且动不动就大哭和抽泣，甚至会昏迷过去，——这跟宝玉的多愁善感和失常发疯，很有点像。 作为叙述者，“我”在小说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何况，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分《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就是以“我”为中心展开的。这也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我”就是整个三部曲的主要人物。 然而，“我”并不像贾宝玉那样，是小说中的占据绝对核心位置的主人公。 在整个三部曲中，真正的核心人物和主角，塑造得最成功、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别的人物，而是“我”的母亲苏菲亚。 她是作品里最活跃、最关键的灵魂式人物。 小说中的一切几乎都围绕她展开。 她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与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起来，苏菲亚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显得更饱满，具有更加丰富的心理内容和更加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她比安娜·卡列尼娜的生活内容和性格内涵更丰富。托尔斯泰的这个主人公之所以不朽，全赖作者刻画的有力和她的命运的令人震撼的悲剧性。 作为一个强势的女人，苏菲亚敏捷大胆，机智圆滑，“性格坚决果断，不屈不挠”；“活泼，敏感，容易激动，会一下子任着性子行事，也会突如其来地完全改变她自己的态度”。尽管作者试图为她的这些缺点辩护，但是，这没有用，因为，任何时候，任性和多变都是让人不快的缺点。 很多时候，苏菲亚简直就是一个走进俄罗斯家庭的王熙凤。她像王熙凤一样聪明，有心计，甚至像她一样“喜好权柄，这是她的主要的嗜癖之一”；她是家里真正的女主人，“一切都照她的心意做， 如果她想要怎样，一定照办”。 她也像王熙凤善于借助最有权威的家长——王熙凤倚靠的是说话绝对算数的老太太，苏菲亚倚靠的则是让所有家人害怕的老爷子——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一上来她就明白到，她的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她决心用一切方法来获取他的喜爱”。她虚心接受老公公关于如何称呼自己丈夫的教诲，并且很动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已经把您当着父亲一样爱着您了；请您永远像待女儿一样待我吧。我年青而任性，可能每走一步路都是错的。请您记住，在这幢屋子里我是个陌生人，这里没有人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人家。请您不要丢弃我。”说着她搂住了他的脖子，像女儿一样拥抱了他，吻他的胸部，甚至吻他的手；老人自己的眼睛也溢满了泪水。 她终于赢得了老公公斯捷潘的真心喜爱。就像《红楼梦》中的老太太离不开王熙凤一样，在家里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公公也喜欢上了苏菲亚——“也完全给他的儿媳迷住啦”。比较起来，薛宝钗对老太太的恭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显得多么虚假而笨拙；而王熙凤对老太太的“效戏彩斑衣”的讨好，又显得多么滑稽。苏菲亚靠真诚的感情，来赢得老人家的喜爱和接受，而王熙凤们则靠的是投其所好的话语，是听上去很漂亮的恭维性修辞。 苏菲亚也比王熙凤要善良一些。王熙凤的心性，就像在“第六十五回”里，兴儿对尤二姐所说的那样，“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然而，苏菲亚却大体上是心性善良的人。虽然家里的人都怕苏菲亚，甚至不爱她，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她有点严厉，甚至有点傲气。她不是那种狠毒的人，“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粗声粗气的话”。她固然不是一个时时处处都能克己隐忍的人，但却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既无害人之心思，也无害人之行为。 苏菲亚身上甚至有着王熙凤式的对自己智力和能力的骄傲，但是，她从来没有让这种自负心理滑向冷酷一边，而是保持了对他人的最起码的善意和同情，所以，她也会被“我们善良的农民的真诚的感情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王熙凤很少对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但苏菲亚却常常向别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情和真实想法。她对小姑子泰嘉娜的一番长长的话，推心置腹，充满善意，不仅让听者感动得眼泪汪汪，而且，让小说中的儿子相信，“我母亲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物。我开始尊敬地看待她，为她感到骄傲，一天天越来越爱她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中，作者开始用母亲的真实名字——玛丽亚·尼柯拉耶芙娜·阿克萨柯娃，代替了在《家庭纪事》第一部中的虚拟的名字。 苏菲亚有一点是王熙凤无法比及的，那就是，她是一个称职的甚至算得上优秀的母亲。王熙凤身上的母爱，也不是没有，但表现得并不那么深沉和热烈。然而，苏菲亚对儿子的爱，却是博大而无私的。她通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从官费寄宿学校的教务长卡马谢夫的严重摧折下，拯救了自己的儿子，使他摆脱了极为可怕的悲惨命运——成为恶劣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她给了儿子幸福的童年生活，甚至给了他豁达而泰然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没有忿怒，没有刺激，泰然自若，既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不满足的欲望。”最重要的是，她培养了他良好的性格、高尚的品德和爱的能力，以至于作者在《家庭纪事》的最后一部《学生时代》中这样说道：“有过幸福的童年，而且能在后来回想起它的人是幸福的！许多人对那段时间都忽略了，或者没有享受到什么就过去了；因而在他的晚年时期所留存的也就是对人们的冷漠，或者甚至对人们的残酷的回忆。” 还有，苏菲亚也比王熙凤更有文化修养。王熙凤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苏菲亚却读过很多书，几乎算得上博学，很多作家和学者因此很尊敬她，甚至乐于成为她的客厅里的常客。只是，囿于回忆录的写实性，作者无法像曹雪芹写“偶结海棠社”和“夜拟菊花题”那样，细致而充分地写出苏菲亚与作家们的有趣的谈话，也没法像曹雪芹写薛宝钗那样，让她发一通写诗要“立意清新”的议论。 苏菲亚并不富有，有的时候，甚至还难免有些微的困蹙。但是，这并没有降低她的生活的美学品质。她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审美力和细心可以代替金钱；许多客人都认为她家里布置得很讲究。” 但是，苏菲亚缺乏宽容和包容的精神，甚至缺乏平等精神。她争强好胜，斤斤计较，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她像王熙凤一样，喜欢做生活中的主宰者，很善于控制别人的意识和行为。她要自己的未婚夫写一封信给莫斯科的朋友。这封幼稚的信使她“先是涨红了脸，接着流出了眼泪”。她自己重新起草了一个草稿，请他抄一份寄了出去：“她觉得羞耻、痛苦，同时为她的丈夫感到难过；她说话的声音发抖，差点痛哭起来。”未婚夫很顺从地照她的吩咐做了，而且对她充满感激，甚至大加赞美。借助这件小事，是她显示了自己智力上和能力上的优越性：“这件事是她不敬重她的未来的丈夫的起点，是她实现完全控制他的梦想的第一步”。 为了彻底征服未婚夫的意志，控制他的意识，苏菲亚甚至在婚前一星期，给他来了一次解除婚约的威胁。她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碰到你的亲属们和别的任何想侮辱我的人，你有充分的决心作我的保护人吗？你能不能堵住你的姐妹们的嘴，使她们不在你面前说一句侮辱我或者讽刺我的话？”如果不能提供让她满意的答案，那么，他们之间的婚约，就没有必要维持下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也适度地表达了对他的爱，但是，态度却仍然是严厉的，宣布“在今天、明天两天，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她的话令未婚夫亚历克赛大为惶恐，在她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流泪了，“他好几次想插嘴；但是他的嘴还没有张开，她已经走出客厅，随手把门关上了。”她终于通过对未婚夫的精神控制，战胜了两个试图与她为难的未来的小姑子，逼迫她们主动拜访了她，而且还“极端卑屈地向她阿谀奉承”。她终于从心理上彻底地控制了自己的未婚夫，以至于他在见到她的时候，“在她的脚前跪了下去，一面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连串真诚热烈的话。”她宣布自己感受到他的爱情了，还说自己把命运交给这个驯服的未婚夫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整整五个月以来，苏菲亚·尼柯拉耶芙娜一直忠实地实行着她的意图：改造她的未婚夫。她从不失去一个适当的机会，尽力把他缺乏的思想灌输给他，使他模糊的情感明确和发展起来，同时把他从年幼的环境中感染来的一些观念铲除掉。她甚至叫他读书，跟他讨论他读过的一些书本，把他迷惑不解的一些问题解释给他听，把他记不起的事向他提醒，以及用现实生活来解释小说上的事物。”这样的改造，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不错。但是，这种“三娘教子”式的改造，本质上是傲慢和强制的，因而会让对方紧张和不快，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自卑和焦虑。 苏菲亚的“驯夫”事业是成功的。她成功地控制了他的情感和思想，将他培养成了驯良的丈夫。在这一方面，王熙凤无疑是一个失败者。她不仅没有真正驯服并控制贾琏，甚至还被他提着刀追杀。就此来看，苏菲亚比王熙凤更厉害。苏菲亚在家庭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都赢得了胜利。 然而，苏菲亚其实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甚至是一个心理并不十分成熟的女人。过早失去母爱，又缺乏父爱的补偿。这使她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缺乏对人的信任感和包容态度。继母的虐害强化了她对生活的不安全感，也强化了她对人的不信任感。 于是，“她的敏感的脾性就是容易走极端”,她对自己的丈夫就缺乏足够的尊重。她总是在教训他，在限制他的自由。 她完全不能理解丈夫打猎和垂钓的乐趣，“对这两项游戏显得很轻蔑，特别是对钓鱼，她认为这是游手好闲、头脑空虚、不成材的人干的事，这个游戏只有儿童玩玩才适合。” 她不知道，夫妻之间是一种互相欣赏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控制和改造的关系，所以，不能总是用“你必须这样”和“你不能那样”的训令语气来说话。固然，夫妻之间也相互影响，但这影响是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而不是缺乏尊敬的教训，更不是手段强硬的改造。好在，苏菲亚的丈夫亚历克赛是一个性格极为温和的人，否则，人们就很有可能在他们那里看见俄罗斯版的《克莱默夫妇》。 总之，从艺术上来看，《家庭纪事》显示出一种成熟的“中间风格”，一种朴素而优雅的文化修养和美学气质；从揭示人性的深度看，它以冷静而客观的叙事，揭示了人性和俄罗斯民族性的幽暗面；从人物塑造来看，它所塑造的苏菲亚，在性格上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颇多仿佛之处，但却另有一种气质，另有一番心思，别是一种人物。 无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家庭纪事》都显示着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对于中国读者来讲，读到这种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作品，会觉得分外亲切，因为，它在很多地方，跟我们的《红楼梦》实在太像了呀。 2018年6月20日，北京北新桥 注释： [1]阿克萨柯夫著、汤真译：《家庭纪事》（三部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有关阿克萨柯夫及《家庭纪事》引文如无特殊说明，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2][3][11][俄]杜勃罗留波夫著、辛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204、252页。 [4][14]曾思艺编著：《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1、188页。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文中 有关《红楼梦》引文如无特殊说明，皆出于此，恕不另注。 [6]谢·阿克萨柯夫著、王步臣译《家庭纪事》，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7][8][9][10][俄]米尔斯基著、刘文飞译：《俄国文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4、240、243页。 [13]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15][俄]索洛维约夫著、徐凤林译：《俄罗斯与欧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邮编100732。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