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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关 键 词：文学阐释/作品原意/阐释标准 作者简介：张奎志，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阐释适度问题从历史上就有讨论。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就曾经涉及文学阐释的适度问题：当时，伊安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个诵诗者，苏格拉底曾经问伊安：“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说这两位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引者注)说到占卜的话，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谁解说的比较好呢?”伊安回答道：“占卜家会解说的比较好。”苏格拉底接下来又问道：“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你也会对他们都一样能解说吧?”“伊安回答说：“那当然。”①这说明，苏格拉底已经明确提出，在解说诗人的作品时，存在着解说得好和解说得不好的问题，当占卜家来解说荷马和赫西俄德说到占卜的话时，就比伊安解说得好。这“解说得好”和“解说得不好”实际上也就是阐释得适度与失度。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而且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 一、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和阐释者密切相关。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读者(阐释者)的真正关注是从现代开始的，其中接受美学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坦利·费什还提出了“隐含的读者”和“理想的读者”问题。所说的“隐含的读者”指本文自身设定的能够把文本提供的可能性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理想的读者”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又有较多阅读的经验和文学能力。②“隐含的读者”和“理想的读者”都属于最合格的阐释主体。 与西方古代对读者(阐释者)关注较少不同，中国古代对读者(阐释者)的关注则较多。中国古代对读者(阐释者)的关注是和人的等级观念密切关联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上人”、“中人”、“下人”之别。这不同的人，其理解力也有很大的差异。《论语·雍也》中就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孔子看来，“中人”以上的，可以对其讲大道理，而“中人”以下的则不可以。《老子·四十一章》中则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说明，老子认为，“上士”、“中士”与“下士”对“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上士”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道”，并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中士”则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道”，对“道”将信将疑，而“下士”则完全不认识和理解高深的“道”，听见他人谈论“道”反而会大笑，“下士”的大笑，正显示出“道”的高深，所以，老子才说，“下士”如果“不笑，不足以为道”。《庄子·天地》中则把人分成“愚者”和“惑者”：“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知道自己愚昧的人，并不是最大的愚昧；知道自己迷惑的人，并不是最大的迷惑。最迷惑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醒悟；最愚昧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知其愚者”和“知其惑者”，就相当于孔子的“中人”和老子的“中士”，而“终身不解”和“终身不灵”的大惑者和大愚者，就相当于孔子的“下人”和老子的“下士”。 当孔子、老子、庄子所说的“上人”、“中人”、“下人”，“上士”、“中士”、“下士”和“愚者”和“惑者”进入到文学阅读过程中时，也会对所阅读的作品表达自己的理解，成了文学的阐释者。与在日常认识活动中一样，从认知能力上讲，这其中的“上人”、“中人”、“上士”、“中士”因其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对文本的阐释还可能较少误读，而“下人”、“下士”其认知能力较弱，对文本的理解就可能误读或失度。因为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读者的只有具备相当作者的认知能力，才能准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正如曹植所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③，也如金圣叹所说的：“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④这种读者鉴赏力的缺乏，就无法“深识鉴奥”，对阳春白雪这种高雅艺术“曲高和寡”，而下里巴人之类的通俗艺术则大行其道，正如《庄子·天地》中所说：“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从而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深废浅售”的情况，这种因“学问”、“识见”不足导致的认知“迷谬”而失“正”，“谓‘山’为‘洼沼’，谓‘海’为‘冈阜’”，⑤更可能“颠倒好丑”，“以皂为白，以羽为角，以苦为甘，以臭为香”。⑥“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⑦。因此，从认知能力角度讲，只有作为“上人”、“中人”、“上士”、“中士”，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阐释者，而“下人”、“下士”的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阐释者。 那么，是不是具备了一定鉴赏力的上人、上士，中人、中士，其阐释就不会出现失度呢，这也不一定。因为按照《论语·子罕》里所说，人身上都可能有四种毛病：“意”、“必”、“固”、“我”，也就是说，人都有“臆测心”、“期必心”、“固执心”、“自我心”。⑧这四种毛病并不是只有下士、下人身上才有，而是所有人都可能共同具有的，即使品行高洁的上人、上士，中人、中士也不可避免，所以孔子提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当人以“臆测心”、“期必心”、“固执心”、“自我心”来认识的事物，就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和失度，出现古人所批评的“性有所偏”⑨、“爱同憎异”⑩、“阿私所好”(11)，即以个人的主观爱好作为评价尺度，“以所见而执所见”，“必以所见而病所见”(12)；“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13)”；“会己则嗟风，异我则沮弃”(14)。这种带有个人好恶爱憎的阐释也多半是失度的：“喜清幽者，则绌痛快淋漓之作为激愤、为叫嚣；喜苍劲者，必恶宛转悠扬之音为纤巧、为卑靡。”(15)基至“执其所好而与众反”(16)。“照乘之珠，或疑之于鱼目，淫哇之音，或比之以黄钟，虽十百其喙，莫能与之辨；”(17)不但如此，还会造成了“颠倒好丑”，“文之美恶……随其所好以为是非”(18)，“执一隅之解，拟万端之变，东向而望，不见西墙”；(19)结果也同样造成阐释的失度。 其实，即使具备相当鉴赏力，又不带“爱同憎异”、“阿私所好”的阐释者，也不一定就合格。关于这一点，历史上也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伊安作为古希腊的一个诵诗者，具备了相当鉴赏力，但当伊安解说荷马和赫西俄德说到占卜的话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阐释者；同样，欧阳修在《唐薛稷书》一文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看来，欧阳修所最赞赏的诗，并没有“得秉笔之人本意”，不是梅圣俞最得意的诗句；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歌德身上，曼·科·希勒布雷希特在《现代派艺术心理》中讲到过一则关于歌德的轶事，歌德“不了解一幅17世纪尼德兰绘画中的本意，该画对妓院中纵欲无度的寻欢作乐发出警告；而歌德则把愿意付钱的老先生和甘心出卖肉体的年轻女子之间的交易解释为‘父亲对女儿的规劝’。”(20)歌德对一幅绘画内容的阐释也错了。 可以看出，连具备相当鉴赏力的伊安、欧阳修、歌德都没有“得秉笔之人本意”，都不是合格的阐释者，因而，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刘勰才发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1)柳宗元发出感叹：“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宋濂则认为：“为文非难而知文为难”。(22) 知音之所以难逢其原因在于：薛雪认为，在于读者“一则眼力不齐……一则阿私所好。”(23)葛洪则认为，在于读者“偏嗜酸咸者……用思有限者”。(24)其中“眼力不齐”者和“用思有限者”，相当于孔子、老子所说的“下人”，“下士”。这一类读者因其认知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得其神也”(25)；而“阿私所好”和“偏嗜酸咸者”则是指读者以个人的好恶认知作品往往是，其结果通常是“莫能知其味”(26)。因此，这两方面因素就造成了知音难逢、合格的阐释者难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