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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2004年发表于《天涯》，十多年过去，大致能被算作我的“早期作品”。当然，十多年前，说早，也并不是那么早，不过佐证了我写作的晚进。彼时，我已三十二岁。对于一个晚进者，早期作品便被《天涯》这样的名刊接纳，算是开了个好头。犹记得当时的喜悦，竟动手自己画了插图，迄今留在电脑里纪念。重要的还在于，至此，便和《天涯》结了缘，后来向王雁翎大姐承诺，以两年一篇的频率向《天涯》投稿。这个频率倒是保持了很久，八年时间，有四个短篇承蒙《天涯》刊出。要说的其实是：感谢《天涯》，由衷地感谢这份名刊在文学之路上对我一路的搀扶。 《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2012年发表于《大家》。不过是六年前的事情，竟感觉也有些“早期”的意思。这至少说明，对于我这样一个写作者而言，六年的时光，便已堪称漫长。而构成“漫长”的缘由，也许是自己对于文学之事的认知，在六年中已几番颠簸。探索或者干脆说是摸索，从未止息。这种摸索的艰难，能让六年形同漫长。“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时间’当然从来都是最为重大的命题，毋宁说，小说家正是时间的捕手，‘时间观’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性’。”——这是我昨天才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想法，现在用在这里，也觉得贴切和有效。如今回望自己的“早期”，我确是陷入在某种“文学性”的心情之中了。当然，会有感喟，乃至浅浅的惆怅和唏嘘。《大家》亦声名赫赫，这本刊物在六年之中也经历了它的“漫长”，似乎是，刊发我的这个短篇之后，刊物便因故有了重大的调整，风格有了变化，我的责任编辑也离职他去。就是说，写作者与刊物，我们都共同经历着漫长的文学，由此，构成了我们文学现场的“时间观”，堪可喟叹，堪可惆怅和唏嘘。但也堪可欣慰——因为，我们身在时间的河流里。如今，《大家》精神焕发，祝福它。 《长江文艺·好小说》将这两个短篇并置着“再发现”，于“再发现”中，我发现，它们确乎有着某种我写作的密码蕴含其中。 《锦瑟》里写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老张，一个张老，在结构上，即是以两人不同的口吻展开的： 我被人叫做“老张”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从三十岁开始，一直叫到了现在。 我被人称做“张老”已经很多年了，自从我又可以站在讲台上，他们就这么称呼我了。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 我知道，这不是在玩弄笔墨，在“老张”和“张老”这两组互相倒置的汉字中，已经部分地暴露出我的写作观念。对于他们各自年岁算账般的交代，同样也暴露着作为小说家的我，对于时间的那份专注。这个短篇发表后，谢宗玉有过相关的评论，题目有些耸人听闻，叫《把老年人的性欲问题提上日程》，他至少说准了我对“老年”的关注，因为日后，我的确写下了许多事关人之暮年的文字。宗玉目光如炬，他在我自己尚未觉察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我的写作轨迹。我在自己的“早期”，便已经将老年人提上了写作的日程。 《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里同样写了两个人物，一个老虞，一个小虞，这同样也不是在玩弄笔墨。相较于老张和张老，老虞和小虞在姓氏上必定是少数，但当两个姓虞的相遇，芸芸多数突然便受到了少数者的颠覆。这里面意味深长，而“意味”从来就是短篇小说这门艺术的立身之本，何况它还“深长”。于是： 这种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这个被理论说明着的世界，在实践中，总是会时不时出些故障，事情通常就是这样达到平衡的，就好比，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感谢《长江文艺·好小说》，感谢你们给了我“再发现”的这个机会，这让我在漫长的书写之后，回头盘点，倏然发现原来我曾经书写、正在书写、将要书写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无论他们姓张还是姓虞，他们都盼望着自己“大姓”般地代表着众生，他们都顽固地捍卫着“小姓”的尊严。由此，他们就是我笔下永远的多数。他们永远“渴望有一个随便什么破人，将我就地拦下，宛如一个奇迹，以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热情招呼我，然后平地起妖风，将我也裹挟到一种卑微的、粗糙的、患难与共的温暖里。” 戊戌中秋 曲江香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