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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远东西伯利亚。正当苏联十月革命如火展开时，以日本为主的协约国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并妄图拼凑大蒙古帝国。其阴谋遭到了布利亚特部众的竭力反抗。本书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是布利亚特部落首领，其子班扎尔是布利亚特红军首领，对布利亚特这个部落的前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支部落是在明末清初从黄河边土默川平原来到贝加尔湖边的。300年来他们与沙俄坚持不懈斗争，始终捍卫自己的游牧地。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这支游牧部落与祖国分开。当十月革命时，嘎尔迪老爹率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共同驱赶高布察克、谢苗诺夫率领侵犯的哥萨克匪帮，捍卫了祖先的土地。由于他收留了落难的俄罗斯卡捷琳娃公主与班扎尔发生了矛盾，甚至产生了对抗。嘎尔迪老爹在多重选择后，率部与白匪军、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路征战八千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12年前，我受邀写一部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电视剧。当时制片方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大约有上千万字，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浸淫在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渐渐走进了尘封的历史之中，也融进了那峥嵘岁月之中。一位老一代的革命者在回忆录中提到了神秘的布里亚特部落，说他们生活方式先进，有各类生产机械，而且在那个时代已经使用了避孕套，这让我有些吃惊。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在闭塞的20世纪40年代，这个欧美工业化的产物，是如何进入到这蛮荒的草原上的呢？ 我以一个写作者的敏感，觉得这里面可能蕴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故事。于是，我开始涉猎这个神秘的蒙古部落的历史、文化、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以及他们的好邻居、好朋友鄂温克等部落的历史文化风情。通过对布里亚特部落及邻近的鄂温克族、巴尔虎蒙古部落历史文化的梳理，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文学的富矿之中，随手捡起什么，都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布里亚特部落的迁徙史，更让我对这个蒙古部落充满了敬意和尊重。布里亚特蒙古人勤劳、勇敢、善良，视美丽的白天鹅为部落的先祖。这个发现，又为我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门窗。关于布里亚特部落，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时，有一个叫巴尔虎代巴特尔的蒙古族小伙子和下凡人间化成白天鹅的天上的仙女的爱情故事，很是动人。勇敢的巴特尔和美丽仙女总共养育了11个男孩子，渐渐繁衍成了布里亚特部族，勇敢、善良、奔放的性格浸润在他们的骨血当中。 据史书考证，布里亚特人世世代代生长在白音嘎拉（史书上又称北海，即现在的贝加尔湖）之边的森林里，他们自称是“白天鹅的后代，白桦树干上拴马的人”（出自布里亚特萨满古歌）。 成吉思汗完成蒙古部落的统一之后，布里亚特部落中的一部分，跟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踏上了走马欧亚的漫漫征程。明朝时，他们又随成吉思汗的十七代嫡孙阿拉坦汗游牧丰州，徜徉在被蒙古人视为母亲河的哈囤高勒（即黄河）两岸，开始接触了中原文化、晋陕文化，成为蒙古族土默特部落中的一支，被称为浩里土默特人。 明末时，他们当中的一万人随阿拉坦汗的女儿巴拉金公主从黄河岸边出发，辗转万里又回到了他们当年出发的地方——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边。清初，他们和所有蒙古部族一同归顺大清，沙俄势盛，清廷无能，《尼布楚条约》后，在西伯利亚土地上生活的蒙古人渐渐脱离了中华脐带，在沙俄的奴役下，过上了有家没国的凄凉生活。但他们对蒙元王朝的倾心，对大清王朝的依恋，对中华故土的向往，在沙俄的黑暗残暴统治下，愈演愈烈。这是顽强活在历史文化中的一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经过无数次的反抗和战争，他们当中不少的部族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大清，像巴尔虎蒙古部落。 随着工业文明对西伯利亚的侵蚀，布里亚特蒙古人既享受着工业文明的便利先进，像马拉打草机、缝纫机这样的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开始走进蒙古人的毡包里、木板房里。同样，还有战争、瘟疫、性病不断侵蚀着布里亚特草原的健康躯体。各式各样的民主主义思想时刻盘旋在西伯利亚草原的上空，像空气和水一样浸润着布里亚特人的思维和生活。当沙俄工业革命的标志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布里亚特大草原时，占据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数千年来形成的游牧文明已经像西天的落日气息奄奄了，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像喷云破雾的朝日一样生机盎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爆发的十月革命以及协约国对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日本几十年来布局西伯利亚，并拼凑蒙古傀儡政权，飞机大炮扫荡着布里亚特草原，兵灾匪患蹂躏着布里亚特蒙古人。仅有几十万部众的布里亚特人，就有近5万青年人被沙俄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充当炮灰。西伯利亚硝烟四起，美丽的布里亚特草原变成了人间地狱，布里亚特蒙古人被煎熬奴役。为了生存，布里亚特蒙古人与各种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最终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漫漫历程…… 布里亚特人的东归故事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想写一部反映这个部族东归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开始结构故事，并且动了笔，并很快写出了一部分。10年前的一天，陕北榆林的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来看我，想让我当他们的顾问，并且告诉我大西北的文学名家都是他们的顾问。果然，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让我尊敬的作家都列在他们杂志的顾问栏里。被人抬举是让人高兴的，我便欣然答应了，主编又要稿子，说能有新稿最好，没新的过去发过的也行。顾问总要露个脸，反正他们是内部发行，也不影响发在别处。然后请我喝酒，说他们办杂志没经费，经费全靠自筹，这种对文学的挚爱让人非常感动。我一感动，决定把写好的几万字给他们。主编又说他们没有稿费，我说没稿费就没稿费吧。临分手时，主编，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一个纸箱子送我，说是陕北的特产狗头枣。别看有虫眼，保证特生态。 后来我就着有虫眼的狗头枣，不时喝两口烈酒，又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有十余万字，想想我结构的故事还没完成四分之一，要完成整个故事没有百十万字是写不完的。想想有点害怕，这年头，谁会有精力有耐心读你的百十万字呢？ 后来陕北的杂志发了，读了一遍，自己都觉得挺耐看的，那位主编还给我打电话，夸稿子写得好，催我快点把稿子写完，他会给我提供连载，我谢过了他。 后来，竟把未完的稿子放下了，不是没感觉，而是感觉太充沛了，让我抓不住方向，顺着任何方向走，都能走下去。但线索太多，跨度太大。拿起放下，放下拿起，文学还真不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事情，我写了删，删了再写，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了眉目。当中还去了几次俄罗斯，到过西伯利亚、额尔古纳河、锡尼河，走进布里亚特人中间寻找感觉。关于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意思，就有多种解释，有说是蒙古语，即以手递物呈上奉献的意思，还有说是通古斯语。我的朋友乌热尔图告诉我，在鄂温克语中额尔是指河水在草原上缓缓流淌，古纳是指水流进了林间，速度变快就像奔跑的三岁的公马。我挺喜欢乌热尔图的解释，让人感到这条河流像马驹一样挺奔放的，也挺地域化、民族化。越进入到布里亚特草原，越进入到蒙古人中间，越觉得自己的语言文字苍白，越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有时会沮丧地感到，在一种古老的历史和文化面前，你什么也不是，我甚至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但还是舍不得。有时见到朋友，问我在写什么，我就羞羞答答地讲在写布里亚特人十月革命后东归的故事，朋友们又都鼓励我快点完成。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乌热尔图亲自带我去布里亚特民族自治乡，见到了旗里、乡里的领导，还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让我知道了布里亚特人幸福的现在。但年轻人们对东归的历史似乎知道的不多，我听朋友们讲，布里亚特人非常自律。过去有人在婚宴上曾因喝酒惹过祸端，后来长者们提出在婚宴上取消喝酒，得到了布里亚特部众的一致响应。听说，婚宴上这个禁酒令已经坚持了多年。八里不通音，十里不同俗，这让我颠覆了过去蒙古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印象，又有了“这一个”典型。多元的多部族蒙古人，不该在我们的笔下都成了一样。我到过许多布里亚特人的家，都是整洁的二层小楼，铺着花地毯，现代化的设备应有尽有，家中干净得都能照出人影来。自古以来，这是一群热爱生活，自由、奔放的人们。 这里似乎还有杜马遗风，现在的布里亚特自治乡，非常重视各级人大代表的意见，并设有专门的代表议事厅，现在许多大事小情都是人民代表在议事厅提出落实的。我去过被布里亚特人称为代表屋的议事厅，那是一幢蓝色的二层小楼，静静地矗立在锡尼河草原上，显得非常庄严。并有代表在这里接待来访群众，听取诉求。我们去拜访，值班的代表听了我们的想法，建议我去找一位长者，说这位长者精通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历史。 我们见到了这位长者，他叫巴拉登道尔吉。他原先是位教师，通晓俄蒙汉多种语言。我见到这位老人时，他正在从草垛上拿木叉子叉草，喂哞哞直叫的奶牛。初春的锡尼河草原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积雪，湛蓝的天空下站着这位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让进了他的家里。那天，我与道尔吉先生交谈甚欢，我们一同走进了布里亚特先人们东归的历史当中，走进了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草原。谈兴浓时，他还请我喝了几杯酒，感慨地对我说，知道我们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是一个。我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写人，不是写历史。他笑笑说，一样的。我说我是写活在历史中的人。多少年来，我想寻找蒙古人的英雄情愫，正是这种英雄情愫造就了蒙古民族的辉煌。蒙古民族的主基调应是英雄情愫。而英雄情愫的不断变化，正是我这部作品写作意义的所在。布里亚特人的东归壮举，无疑是蒙古民族英雄情愫的集中爆发。 道尔吉老人告诉我，他这些日子在阅读一部写布里亚特草原的作品，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你也应当读一读。他取来了那本书，是俄文的，我说我看不懂。他说我可以帮你翻译成蒙古文。我说蒙古文我也不懂。他说那我就翻成汉语。我俩说定了，半年之后，老人翻译的厚厚的几本汉文手稿，就交到了我的手里。当我看着他那整齐的、不时夹杂着蒙古文、俄文的手稿，眼睛有些湿润了，这是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啊。这位布里亚特长者，对我，对我所要写的活在历史中的人投入了多大的期待啊。 几年来，我的行囊里总是装着道尔吉先生的这部译稿，不时取出看看。现在这部书稿就放在我的案头，我不时地看看它，感到它就像是一双眼睛，布里亚特的眼睛，总是那样深情地望着我。我就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完成了《穹庐》的创作，从写下第一行字到文章结束，前前后后用了12年。 尤其是后期写作这五六年，曾中过两次风，病发作时，除了面部有点“毕加索”之外，并无别的不适，脑瓜和手脚都还利索，这算是让人庆幸的事情。后一次发病时，我正在给内蒙古大学文研班的学生们讲课，讲着讲着有些嘴歪眼斜，但我仍坚持把课讲完。所以这事传播得有点快，引起了不少朋友的担心和关切。乌热尔图告诫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养好病，身体垮了，啥都垮了。我的好朋友老同学严啸建先生，30多年前旅居英国，从英国回国在京转机，听北京的朋友说我病了，连自己的家也未回，直转鄂尔多斯来看望我。路远、白雪林也从呼市赶往鄂尔多斯看望。老友相聚，免不了喝两口，大家劝我病刚愈，不喝为好。我也怕死，就说不喝了。席间与诸老友谈起《穹庐》的创作，严啸建对这个故事格外感兴趣，劝我养好病，稳下心来写。写好后，给他看看，他在英国找出版商给我出英文版，我一激动又喝了半斤…… 初稿完成后，自己读着不舒服，太冗长。我下狠心砍，就像割自己的肉，割肉也得砍，心疼啊。砍着砍着，自己看电脑都雾蒙蒙的。砍得自己心惊肉跳的，手软筋酥的。于是，就去找黄宾堂商量，他作为作家出版社的老总，盯这个稿子已经有5年。宾堂说你就砍到布里亚特人回国就打住，这个节点最好。于是，我又砍削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下不了狠手，斧正真不是一句客套话。当中去了两趟蒙古国，一次是和好友丁新民（朵日纳文学奖的出资人，全国道德模范）、阿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两位热爱民族文化的蒙古族人去寺院召庙寻找蒙古经，在草原上、沙漠里的召庙中，结识了许多温文尔雅的有学问的喇嘛，还有活佛,算是长了不少见识。路上又谈起《穹庐》的创作，丁新民、阿龙都催我把稿子快点完成，毕竟年纪不饶人啊！记得为了去戈壁滩上的一座喇嘛庙，我为出没在山坡上的羊群惊叹，那就像一团团从天空降下来的云朵，丝毫不夸张地说，那披着棕色皮毛的羊儿个个长得像小牛犊子一般。一路上，激情澎湃，我喝光了一瓶175毫升的蒙古国生产的成吉思汗白酒，唱着酒歌醉麻麻地行进在蒙古高原上。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为什么这般亢奋？莫非是纠结《穹庐》之故？ 还有一次是去乌兰巴托参加“内蒙古文化周”。我这人一上蒙古高原就激动，就思绪喷涌，甚至能够出口成章。我记得在与蒙古国作家交流时，我谈到蒙古文，说这是立着的文字，你观察它，像人的行走，像马的奔驰，像云的飘动，等等。当时，刚获蒙古国功勋勋章的大诗人阿尔泰先生给我当翻译，自然增色不少，不时引起蒙古国作家的惊呼。一位胸前挂着许多勋章的蒙古国老诗人和我紧紧拥抱，对着我的左右腮帮子亲了又亲。据说这位仁兄是蒙古国作家协会的老主席，孤傲得很，走遍世界，作品被译成几十国文字，敢跟许多权贵叫板，一般是不大理人的，这次竟然高声大叫喜欢我。我们于是大喝，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最后都躺在了草地上。那天夜空苍茫，星汉灿烂，乌兰巴托的草原之夜让人心驰神往，浮想万千。 那位仁兄讲：文学是什么？就是躺在草地上数星星。 我想，他是讲一种情怀。 《穹庐》终于杀青了，从我动笔的2006年到2018年的春天，12年整整一轮。我想，像我这样的文学笨伯，大概世上也不多见了。 我定稿是去年冬天，心情就像一个刚投稿的文学青年般忐忑不安，先给了曾经指导我作品的一位导师看。几天后，导师给我发来了短信，称其荡气回肠。我这才把稿子给了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家协会年前先后在呼和浩特、北京召开了两个小型修订会，到会专家都提了中肯意见，我非常喜欢这种修改模式，这种尊重和认真是发自内心的。听完专家的意见后，我又修改了4个多月才成为了现在这个模样。 在这里还要说说十月杂志社，《穹庐》稿子给了不到10天，他们就拍板将整整一期杂志全部用来发表，这是《十月》从未有过的事情。这让我想起30年前，《十月》曾用不到一个年度的时间，连发了我的三部中篇小说头题。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 《十月》是我文学之路上马的地方。作家出版社是我再次出发的起点。 我现在想的是：我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了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