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当我开始翻译《巴西：未来之国》时，本科尚未毕业，对巴西也未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因此，茨威格笔下诗意美好的巴西轻易便打动了我。就这样，凭借一股近乎盲目的天真与笃信，我翻译了茨威格同样天真笃信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年少时这种全情投入的译笔，反倒更好地传达了茨威格热切诚挚的情绪。 然而，尽管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并未去质疑茨威格，却不得不在译稿完成之后，直面针对这本书内容与视角的追问。闵雪飞老师在读完初稿后就指出了关于巴西“种族民主”的种种问题；九久读书人的编辑何家炜先生此前就出版过《茨威格在巴西》，所以很清楚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巴西引起的诸多争议；甚至当我自己从翻译的情绪中脱身出来之后，也无法忽视茨威格预言与巴西历史走向之间的明显不同。 在第一版的译后记中，我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简单的解释与回应。但我当时在巴西仅求学半年，学识眼界毕竟有限，如今回头翻看先前的论述，不免觉得有些流于浅薄。得益于这次修订再版的机会，正好可以补充一些相关内容，希望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更加理解茨威格，也更加理解彼时与现在的巴西。 茨威格共有三次巴西之行。 第一次，如他在本书的引言中所说，是在1936年8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世界作家大会之前。这一次，他在巴西停留了约10天时间。这次短暂的旅程在奥地利作家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震动，当年便出版了游记《巴西小游》，其中部分片段被应用到了《巴西：未来之国》的写作之中。不久之后，茨威格便给他在巴西的出版商写信，表明他想要返回巴西，为撰写关于这个国家的书搜集资料。 1940年8月，茨威格终于再度来到巴西，直到次年1月。在5个月的时间中，茨威格与第二任妻子绿蒂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里约热内卢，阅读书籍、查询资料，但也同样游览了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以及巴西北部的部分城市。在此期间，茨威格完成了《巴西：未来之国》的主体内容。同样在这段时间，茨威格与巴西政府主管政治宣传的官员罗利瓦尔·冯特斯（Lourival Fontes）交往密切，其在巴西的部分开销也是由巴西政府负责的。 1941年8月，茨威格再次登上前往里约的轮船。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巴西，因为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与绿蒂便双双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德罗波利斯自杀。在最后一次行程之前，茨威格已经完成了《巴西：未来之国》的德文创作与英语和法语译本的修订工作。因此，茨威格在巴西的最后时光并未对本书内容产生影响，正相反，这本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茨威格的生活，使他不得不面对巴西知识界的怀疑与批判。 之所以详细回顾茨威格在巴西的三次行程，是因为《巴西：未来之国》这本书遭到最大的诟病，就是对巴西的“美化”。而当其他国家的读者将这种“美化”归于茨威格的理想主义和他对巴西的片面理解时，巴西彼时的知识分子却怀疑他是被巴西“新国家”（1937-1945）时期的独裁者收买了，是在有意用美好的假象去掩盖现实的问题。 如今，仅仅通过对茨威格三次巴西之行的回顾与他这一时期书信资料的审读，就能发现这本书的创作确实是出于他对巴西的热爱，而非受雇于巴西政府。首先，茨威格对巴西的总体印象在1936年就已经形成。他是先有了书写巴西的想法，才在1940年前往巴西，而非是在1940年收到冯特斯的招待与委托，才决定创作《巴西：未来之国》。而据阿尔贝托·迪内斯（Alberto Dines）等茨威格的巴西研究专家表示，冯特斯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茨威格为瓦加斯立传，这无疑并未成功。 然而，在澄清了这一事实之后，却引出了更多问题。比如，对于某个国家的赞美能否等同于对于特定时期政府的赞美？茨威格这种基于个人印象的片面化叙述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茨威格对于巴西的描写是真实的？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强调的是，面对巴西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误解与批判，茨威格也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他本身也确实误解或者无视着巴西的时政局势。即使抛开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不谈，茨威格似乎对瓦加斯执政时的排犹政策也一无所知。在叙述历史时，他采取了全然的欧洲视角。在文化与艺术方面，他看中的主要还是十九世纪的经典文学与古典音乐，而对巴西文坛“30一代”的新生力量与桑巴等民间音乐形式毫无兴趣。 因此，无论从哪个维度上看《巴西：未来之国》，茨威格采取的都是一种极度个人化的视角。其实早在1936年第一次来到巴西时，茨威格就形成了巴西“多种族融合”“对待外人热情友好”“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的印象。而这种印象自然与纳粹势力的崛起和此后的二战局势密不可分。当1940年茨威格再度来到巴西时，他其实已经带有这种先入之见，并在此基础上查询资料、游历各地。另一方面，巴西绚烂的自然景致与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确实为茨威格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西：未来之国》应运而生。 但是，在明确了上述这些因素之后，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本极好的巴西读物。事实上，在经过意识形态立场极端分化的“新国家”时期与军政府时期之后，巴西知识界对于这本书的态度也越来越正面。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巴西青年作家J.P.昆卡就明确说道：“今天我重读了《巴西：未来之国》，想到这位作家眼中的国家看看。”茨威格的巴西是一个乌托邦范本，但并未十分脱离现实。换句话说，茨威格笔下美好的巴西确实存在，但他同时也将巴西不好的一面——尤其是腐败与暴力——无意识地忽略掉了。 以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历史来说，在史实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硬伤。与更为严肃的历史读物相比，茨威格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历史进程分析的简化。换句话说，当历史学家试图对各历史事件复杂的成因进行还原时，茨威格在意的只有两点：一是巴西民族意识的诞生，二是其“和平”的过渡方式。在这样的立场下，茨威格总会选取最诗意、最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最符合巴西利益的逻辑去解释这个国家的历史走向，比如将巴拉圭战争归结于洛佩斯的单方面挑衅。尽管关于这场造成巴拉圭人口锐减的大战已有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在成书的上世纪40年代，这种简单化的归因却并非茨威格的一家之言，而是流行于巴西的主要观点。 同样，在讲述巴西经济发展与种族问题时，茨威格也并未忽略奴隶制的问题与底层人民的牺牲。诚然，在他强调巴西的发展与未来时，似乎将对过去的清算放在了次要位置；在他对巴西的“种族民主”发出赞叹时，的确会让人产生巴西不同种族之间完全平等的误解，无益于巴西黑人与印第安后裔的正当抗争。但如果我们想想八十年前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茨威格面对巴西种族关系时的感动与兴奋。那时象征着巴西“种族民主”基石的作品《华屋与棚户》刚出版不久，美国种族隔离政策还未被废除，而纳粹在实行着种族清洗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巴西本身并不完美，也依然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时至今日，这本书在对巴西历史概况做简要梳理之外，最可贵的仍是茨威格这种理想主义的视角。正如我们上面说明的那样，这种视角因为时代原因而略显偏颇，但相对于如今追求客观的罗列式研究来说，《巴西：未来之国》却包含着一种独特、自恰的行文逻辑。2006年，在这本书出版65周年之际，里约热内卢特地举办了一次纪念性质的论坛，包括巴西知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福斯托在内的多位学者均参与发言。他们虽不完全赞同茨威格的观点，但却都认可这本书对于巴西过往历史研究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启发意义。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茨威格更是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巴西的方式。在本世纪初“金砖国家”的概念兴起之前，因为足球、狂欢节等文化符号的传播，大家对于巴西的想象大都停留在“自由”“狂野”“不拘小节”上。因此，当茨威格从一种温和崇高的角度来展现巴西时，读者首先会觉得意外。这是因为，在巴西越来越以其非洲文化特质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时，许多人都忘记了，来自葡萄牙、法国甚至德国的影响同样构成了巴西的文化底色。 事实上，茨威格之所以将巴西作为未来之国，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欧洲底色。在居住于佩德罗波利斯的几个月里，茨威格与绿蒂都一直对当地的德国特色与德国侨民津津乐道。因此，当欧洲故步自封，旧世界接近灭亡时，茨威格最看重的便是巴西这种包容向上的生机。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巴西脱胎于欧洲文化，但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尽可能地将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吸纳进来。在这种不间断的融合过程中，巴西在实质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种族观与价值体系。它反对将欧洲、美洲、非洲割裂，反对以血统来规定种族，反对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一争高下，反对将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作为发展进步的唯一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巴西如今依然代表着某种值得期许的未来。在对《巴西：未来之国》的众多批评中，最常见的莫过于说他的预言失败。而当这些批评者援引巴西如今的经济表现时，其实已经再度落入了茨威格对于“数据”的批判。将“永远的未来”作为谶语，这种调侃无伤大雅，但在批判巴西经济停滞、行政低效的时候，如果完全忽略了这个国家在环保、平权、社会互助等方面的努力与成绩，就不免陷入到茨威格同时代欧美人的无知与自大之中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巴西的“平和”阻碍了它以决绝的方式根除社会的种种弊端，阻碍了它以部分群体的牺牲来获得整个国家的繁荣。 更重要的是，在如今去过巴西并爱上巴西的人看来，这个国家依然担得起茨威格的盛赞。里约热内卢的美丽无与伦比；圣保罗州气候宜人，市中心的规划与设计并不输于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在大部分巴西人身上，仍能看到那种天然的乐天、热情与友善。在这个层面上，茨威格这种“印象派”写作看似对部分细节做了模糊化的处理，却实现了对巴西精神实质深刻而精确的把握。 曾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巴西曾短暂地为茨威格带去过光明与希望。如今，茨威格的巴西同样能为庸碌的现代生活注入一丝温情，我想这也是为何在首次出版近八十年之后，《巴西：未来之国》仍能打动许多读者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