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汝丰先生  王汝丰先生的碑刻图片，左侧为先生笔迹 供图/杨益茂 作者简介： 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著《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等，发表论文多篇。 最近，王汝丰先生不顾九十高龄，毅然亲自点校、编辑了《北京会馆碑刻文录》，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当我收到王老先生赠予的这本大著时，心里充满敬意又引起深深思念。 九十高龄拼命读书的重要成果之一 北京是历史文化古城。自辽至元明清，又是历朝故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碑刻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它以石为材，书写着当时的重要讯息，企图长期保存，遗留后世，光照后人。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遗留在高山、河谷、重要历史遗迹旁的碑刻，述说着古人的业绩。不少碑刻还可以补充或纠正文字记载的遗漏或不足。例如，清代统治者就曾较为广泛利用碑刻来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曾以“十全武功”自诩。他所指挥的军事胜利，基本上全以“碑刻”的方式来记录。立碑于战争取胜之地及太庙、承德避暑山庄等便于渲染的地方，记载了清代乾隆皇帝对这些战争的认识和经过，并通过石刻文字流传后世。 北京会馆，则不同于官方设施，它是民间自发筹建的，大体经历元明清三朝逐步繁盛。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适应了北京作为帝王之都，便于各地来京经商、考试及各地官员、士绅、商人等来京活动、交流、住宿等需求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有的专家统计，“北京的会馆，包括以地域相区分的同乡会馆和以不同行业相区分的工商行业会馆，其总数高达457所。”到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统计，仍存在391所。实际上，北京会馆数量不止如此。2011年出版的《北京宣南会馆拾遗》一书中，白继增先生统计仅宣武门一带曾经存在的会馆就有722所之多。可见，会馆已经是北京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它的碑刻文字，记录了它的筹建、发展及作用，自然是颇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王汝丰先生是我的老师。早在30多年前，他就是北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曾与北大教授共同编撰了《中国近代史》等著作，作为我们的教材。他曾长期在北京史学界活动，除了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外，兼任北京史学会负责人、中国历史学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对北京历史情有独钟。他还亲自为我们授课，讲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及维新思想，特别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要多多读书。 现在，他讲的诸多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当时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要“拼命读书”四个字，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感动的是，他不仅如此要求我们，自己更是充当表率。 据我知道，国家大型清史工程启动后，他以八十以上高龄，受聘为专家，参加清史“编译组”工作，积极支持年轻人，发挥骨干作用。他参加了诸多清史大型资料的编撰工作，受到诸多专家的尊重和好评。现在已经编辑出版的清史资料文献不少都留下了他辛勤工作的痕迹。后来，因年事已高不再任职，但是仍然“退而不休”继续看书学习。他离开清史编委会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请求允许继续借书阅读。 此后，他仍然坚持每日读书。当他读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时，“立刻为之吸引，喜不自禁”，开始“试着对其中一些碑文加以标点，以加深自己对碑文的理解。没有想到，一触即未能释手，断断续续，日积月累，数量日增”，经多年辛勤劳作，遂积累成《北京会馆碑刻文录》这部大作。这是他在九十高龄仍然“继续读书、拼命读书”的重要成果之一。 与戴逸共同指导黄宗汉完成博士学位 二三十年前，京城出现读书热，不仅年轻学子读书，更有不少老同志也争相读书，甚至勇于攻读高等学位，以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与智慧。当时，文化学者和企业家黄宗汉就是著名的一位。 黄宗汉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有较好的文化和英语基础，后来曾任职北京最早的电视机厂——昆仑电视机厂厂长，经历了早期改革的风风雨雨，从日本引进了最早的电视机生产线，做出了时代的贡献。后来，他退休到宣武区从事文化建设，深感学习的重要，以年近七旬，报名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人民大学领导既感动，又为难。感动的是，如此高龄老同志，仍然要求学习，难能可贵；为难的是，文化底蕴深厚、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何人能够指导？ 当时，校领导下达任务后，选中王汝丰教授担纲，组成由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洪京陵和我组成的指导小组，共同担任指导。王老师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从编列读书书目，到重要问题的解析，直至论文的选题、写作，逐一指导，最终完成了对《孙中山与北京》的研究（该书资料由王灿炽先生编辑），取得了硕士学位。其后，黄宗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又由戴逸和王汝丰先生共同指导，完成了博士学位。这其中，王老师付出了极大心血，同时也成为京城老干部读书的一段佳话。 黄宗汉读学位同时，继续他的宣南文化研究。他对会馆文化颇感兴趣，曾多次与我谈到北京各地会馆的情况。他曾对“正乙祠”会馆颇为重视，又用很大的力量改造“湖广会馆”，使其成为保留清代文化遗迹，研究晚清历史和发扬京剧传统的重要场所。他还曾委托我帮他寻找《安徽会馆》等资料，以备研究和开发。其间，王汝丰老师给予大力关注和支持，使我很快找到这些会馆资料。 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关注并搜集碑刻资料的是李华教授。他早年曾对北京商业较为关注，几十年前就注意搜集，研究商业方面留下的碑刻。他在世时编辑出版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对于拓宽北京历史研究领域，惠及后人，起了重要作用。王老师曾颇为感慨，与我回忆了当年帮助李华教授挖碑搜集资料的情景。几十年后，王老师大大扩展了北京会馆碑刻资料，从商业扩展到北京方方面面，不以年高为限，亲自辑录、标点、校对、加按语，对每一件碑刻均注明出处。 诸如，《北京会馆碑刻文录》中的《新建安徽会馆记》，是晚清名臣李鸿章所撰。王老师不仅全文辑录了全部碑文，而且加上按语，说明“此碑据王灿炽先生《北京安徽会馆志稿》云：‘在安徽会馆东院滕间吟屋檐前。’王先生曾多次调查寻访，均未得见。《志稿》从《京城安徽会馆存册》卷首所刊据之录入。《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收有此文，注出处亦据《京城安徽会馆存册》。然将此碑文与上述两文对校，均有多处相异，现据该碑拓片点校出，凡与上二文相异则出注，供参考”。可见，用功之勤，学风之慎。 该书四十八万余字，收录山东、山西、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江苏、安徽、奉天、河南、陕西、浙江、湖广、福建地区会馆及“工商行业会馆”，还囊括了作者在散见的清人文集中辑录的当时文士名流对于北京会馆留下的“碑记”作为“别录”，可谓洋洋大观。 对历史资料进行搜集、辑录、整理、校对、注释，是一件极为艰苦、繁杂的工作，对于碑刻资料难度更大。特别是对于已经遭到破坏的碑刻，更是如此。这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知识，还需要具有古文字的深厚功底，更需要深刻的学识和历史责任。王老师在耄耋之年，毅然艰苦自认，甘做人梯，惠及后人，对我辈之教诲自非单单本书所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