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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暂停评选恐怕是今年世界文坛的一个大话题。2018年肯定不会有“新科状元”出现了，明年如何也不得而知。至于围绕评委会和瑞典政府、社会及媒体的口水仗，我们还是省点笔墨和版面吧。新闻也好，丑闻也罢，个中因由早被炒得沸沸扬扬。 说到诺贝尔文学奖，业界一些朋友总希望我聊聊所见过乃至熟识的有关作家。屈指算来，我认识和“亲密接触”过的诺奖作家居然也有八九个了。这其中自然包括莫言，但不包括我因故不想提起的。 由近而远：莫言与大江健三郎 先说莫言，他的获奖可谓众望所归。作品如何我们可以有所保留，也可以讨论甚至批评；而瑞典学院没有像对待苏联那样接二连三地奖掖流亡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我认识莫言是在20世纪80年代，适逢拉美“文学爆炸”硝烟弥漫，中国作家言必称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莫言是我国“寻根文学”的主将，而我作为拉美文学研究、翻译界的一员，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遭遇了。 说到 “寻根文学”，其实寻根这个概念本身便是从拉美文学借来的。早在20世纪 30 年代，拉美就曾产生过“寻根文学”，而魔幻现实主义即是其集大成者。这就牵涉到两代拉美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其中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识又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表现内容，而莫言也许是极少悟到这一深层内容的寻根作家。当他进入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这个宝藏时，他的“笔就飞起来了”（他甚至由此看到了前辈老乡蒲松龄的影子）。 30多年过去，得“魔幻”真传的莫言还是那么一个人——既敦厚，又幽默，而且不计较善意的批评。当然，一如那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他家门庭若市可想而知。踏破门槛事小，据说连他老家的萝卜也没能幸免。如今，大家期待他写出更好的作品。我想他何尝不想呢？真的关心他，就给他一份清静吧！ 说到老莫，我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大江健三郎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大江于2000年正式访问北京。这是第一位接受中国“官方”邀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京期间，我们安排他与莫言见了面。二人彼此心仪已久，因此一见如故。我记得当时大江还悄悄地开了句玩笑，说莫言没他的作品帅。此后，大江又先后三次访华，每次都与莫言见面。众所周知，大江先生深受鲁迅的影响，而他在莫言和一些心仪的中国作家身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而且关键是，他自 2000年起每年都向瑞典学院和已经获得诺奖的同道推荐莫言，不遗余力简直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相形之下，我的工作只能算是敲边鼓。因此，每次见到大江，我都自叹弗如。套用毛主席评价白求恩的话说，一个外国人，义无返顾地推崇一个中国作家，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用大江的话说，中国占人类人口的1/4，她的作家被排斥在诺贝尔家族之外，是不公平的。如今，莫言如愿以偿，大江先生也可聊以自慰了。 大江先生青年时代曾致力于研习法国文学，对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有深邃的了解和认同。正因为如此，他始终视文学为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而日本政治体制，尤其是右倾军国主义自然成了他口诛笔伐的对象。我曾多次称他为积极、勇敢的爱国主义作家，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信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也罢，角度不同而已。但有一种认识是我们共同的，那就是军国主义只会给日本带来毁灭。大江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别了，我的书》还曾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如今，在同事许金龙先生的不懈努力下，大江全集有望于近期在华付梓出版。 太亲易疏：南美“双雄”轶事 在拉美作家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博尔赫斯（1899—1986）肯定是知名度最高的。后者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据说是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抵制。如果此说坐实，那么有趣的故事就来了。首先，博尔赫斯的确曾经是拉美左翼作家诟病的“资产阶级作家”。所谓“作家们的作家”正是拉美左翼文人赐予他的贴切称谓。这个蠹书虫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他的主要创作源泉和创作对象大抵是过去的作家作品。且说巴尔加斯·略萨曾以“小萨特”自诩，坚信文学可以改变世界。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莫逆之交，也主要是因为类似的文学理念和政治怀想。 2010年，巴尔加斯·略萨终于等来了瑞典学院“迟到的承认”。翌年，他应邀访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引来了无数“巴粉”。演讲结束后，我驾车送他回宾馆，途经北京CBD时，他激动得像个孩子。这让我想起了当初我在曼哈顿的感受。说到激动，我又不由得联想起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是非。有关情况媒体和研究界说来说去，莫衷一是。 前不久，研究家伊兰·斯塔文思顺访外文所。这位美国学者年轻时也曾热衷于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我们不约而同地视他们为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两极，而后我们又“同时”转向了塞万提斯。所谓同时当然是相对的，我痴长几岁，因此多少比他早出道几年。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以各自的方式，但几乎以同样的力度关注和介入本国文学。但我想说的是，斯塔文思经过多年探赜索隐，终于揭开了加西亚·马尔克斯VS巴尔加斯·略萨那场拉美文坛“德比之战”。巴尔加斯·略萨小老马9岁，1975年才39岁，依然血气方刚，那天又恰好多喝了几杯，狭路相逢，分外眼红，二话没说冲着老马的左眼就是一拳。老马正待还手，说时迟那时快，周遭人等早就横亘在他俩之间了。斯塔文思说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将披露两人公开反目的因由。他说导致两人反目成仇的既不是先前普遍推测的胡莉娅姨妈，亦非帕特里西娅表妹，而是另有其人——他们共同喜爱的一位姑娘。那么此人是谁呢？我们期待解开谜底。话又说回来，除了争风吃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文学和政治转向恐怕使这对拉美文坛的兄弟渐行渐远了。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拥抱自由主义，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依然是那个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过从甚密，与哥伦比亚游击队多有往来…… 至于我本人和老马的交往，还要追溯到1980年4月的一天，在墨西哥访学期间，我有幸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好朋友苏珊娜是他诸多干女儿中的一个，我们一起吃晚饭，聊了很多。有关这次见面的细节我曾有专文记述。1996年4月，在其新作《绑架轶闻》的全球发布会上，我对老马解释过其作品在中国的盗版问题，我告诉他，中国作家对盗版现象也很头疼，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坐看云起：谁是世界文坛的主要存在 2012年，为了筹备中德作家论坛，我和同事李永平等踏上了从柏林前往魏玛的旅程。辗转二日，总算找到了深藏在林间的格拉斯家。格拉斯家像座庄园，林间“种”满了他亲手制作的雕塑。我们在他的书房和他促膝长谈。天南海北，几可谓无话不说。他就像一位老朋友，或者一个和蔼可亲的娘舅。遗憾的是他因病未能如约来华参加2013年的论坛。再后来他驾鹤西去，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2008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帕慕克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我们的国土。因为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因为无法选择东西，帕慕克表现出了矛盾与任性。这在他的诸多言行中流露出来，譬如闹个小别扭，拉个小脸子，不参加研讨会（理由是“既听不得别人恭维，也难以接受任何批评”）；或者走在前去某个座谈会的路上突发奇想，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然而，一旦走上演讲台，他不仅机智幽默，而且天生一派浪漫的忧伤。他的作品更是如此。 关于帕斯（1914—1998）我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只不过是在墨西哥同学的引荐下对他有过一次礼节性拜访。他虽然对中国颇有好感，还转译过王维的诗、模仿过中国绝句，但待人并不热情。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有点“高冷”。相形之下，尼日利亚作家、白头翁索因卡是除了大江之外最谦和的一位，他没有预设条件，访问期间（2012年10月，索因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之邀访华）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却让我们见识了非洲作家的睿智。不知何故，他常使我想起帕斯。 我喜欢勒克莱齐奥胜过老朋友巴尔加斯·略萨，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2006年，勒克莱齐奥先生的新作《乌拉尼亚》获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袂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嗣年，他接到评委会的邀请，兴致勃勃地表示将亲自来京领奖。然而，颁奖典礼因故延期至2008年1月28日，但勒克莱齐奥还是风尘仆仆地如期赶来了。那天他似穿了一双凉鞋，理了一个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中国大陆的“会计头”，在几可谓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安静地坐在会场上，像个放下活计、稍事休息的老农。媒体对他爱搭不理，同行中也少有认识他的。他忍受了相当不公的待遇。我不会记错，颁奖典礼前后请他签名的仅有我等极少数几个（两个？三个？）人。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会携手在京法语界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算是为我国学者和读者挽回了一点面子。可是，2008年他是幸运的。是年10月，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应邀到我院参加了外文所为他举办的研讨会，并没有如某些影视明星所说的：“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但必须强调的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万千作家才是世界文坛的主要存在。作家桑塔亚那的名言是：“衡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是人们喜欢的程度，而非读者的多寡。”诚哉斯言！当然，这个程度不仅是深度，还有长度，后者乃时间维度上的、历史的或未来的判断。若论读者或观众，随便一部电视连续剧皆可超越任何经典作家作品。前者使万人空巷是常事，而后者令洛阳纸贵却并不多见。 如今，中国文学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瞩目。既有内核，又有外延；既以我为主，又兼容并包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令人欣喜的局面；尽管民族的文学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的文学，但随着中国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日益增长，总有一天，中国文学也会似曾几何时并依然如是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那样，进入世界读者的视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