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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岁末祭诗的“文学现场”类型 以文学检视与批评为指归的清代岁末祭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自我进行的。除夕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文学现场的公共性较弱，私人化程度较高。但并不绝对，因部分诗人寄寓他乡，加之清代文人之间交往频繁，故朋俦共举的岁末祭诗也颇多见；而文化家族往往利用这个特定场合展开祭诗活动，使除夕之夜闪耀出为诗神守岁的文学光辉。三种不同类型的祭诗现场，其活动状态与诗人风采都各具特色。 (一)私人性岁末祭诗 私人性岁末祭诗是清代最为普遍的现象。从“草堂自笑今何在，独坐空斋自祭诗”(20)、“爆竹声潜夜静时……呕出心肝合祭诗”(21)的描写可知，清人大凡能诗者，无论士林阶层、韦带布衣、闺阁才女，多有此举。岁除祭诗虽然没有统一而严格的仪轨，但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程式，基本场景和祭诗意旨在相关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何绍基《祭诗辞》： 皓月当心，万花酿笔。心者诗神，笔者其役。从天外归，自肺腑出。是诗是我，为二为一。神之去兮，极天入渊。神之来兮，风举云骞。今人何后？古人何先？愉词何拙？苦语何便？拈髭入瓮，刻烛传笺。雕镵造化，摧擢天全。非诗非我，惟神实专。岁云暮矣，劳子久矣。炉爇其香，壶有酒矣。神其无知，吾吟可辍；神如有知，请竭吾说。愿剔凡英，更刊奇语。摘奥反真，探微出腐。屈宋衙官，皋周俦伍。贶我一生，寿君千古。(22) 再如宝廷《除夕祭诗》： 朔风卷雪寒云冻，灯光满巷楼台动。一壶清酒列中庭，手把残编向天诵。向天诵，自祭诗，诗中甘苦天能知。一年三百六十日，悲欢离合事事存于斯！我心深，我意解，旁人不解何妨嗤。今宵有酒且自祭，胜教俗客评高卑。新酒倾一斗，旧诗焚一首。纸灰飞上天，诗心逐风走。君不闻，昔时诗僧无本公；又不闻，近代诗人船山翁，祭诗千古留韵事，词坛啧啧称英雄。我虽不敏少才调，好诗颇与前人同。二君有知见应妒，诗虽胜吾输吾穷。旧诗感奋多不平，新诗更觉难为情。诗成不忍再仰诵，只恐凄绝天难听。(23) 何绍基的《祭诗辞》大体可以作为一篇诗论来看。在除夕这个向神明献祭的神圣时刻，诗人进行内向省思。他所谓笔役心神，思到神来；诗我为一，物我两忘；自然为本，以古为鉴；凌迈屈宋、直追皋周等观点，其实在其《跋董香光画稿册》、《次韵答梅根居士》等诗文中都有所表述，但《祭诗辞》以专题的形式和虔诚的姿态仰天而诵，赋予文学批评色相庄严、通明高迈的精神气质。相比而言，宝廷写于二十五岁时的《除夕祭诗》更为情感发越，豪迈浪漫。与其说是对当年诗歌创作甘苦的掬诚言说，毋宁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悲欢离合”的百感迸发，是这位爱新觉罗氏宗室子弟的心理释放，自诩中隐含着悲怆之气，旷达中透露出不平心绪。他将自我诗品高置于俗客评点之上，是其睥睨天下的极为本色的表达。在这里，唐代贾岛也好，本朝前辈张问陶也好，都不过是比较与品评的坐标而已。诗人藉此将千古韵事与特定的时节挽合起来，个性化的音符融入历史的回音，更具有感染力。 从王文清《守岁》诗将“祭诗穷夜”与“馈岁乡风”(24)并举来看，清代岁末私人性祭诗大体可以看作文人的一种馈岁行为。其最基本的且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是对一年诗歌创作进行清点，整理吟草。陈鹏年《己亥除夕》称“未拟祭诗聊检卷，夜深银烛(烧)正高烧”(25)，显然检卷是祭诗前提，设置酒脯的祭祀是检卷后的仪式表现。独自检卷，能够将普遍的文学价值观与个人的审美标准结合起来，形成对作品存删的裁量。而个体性空间便于深度展开自我心灵对话，最具有文学检讨与批评的行动力。对于拣剩的诗作是否焚弃，情况并不相同。据车玉襄《残腊》“已祭诗笺束，书同酒券焚”(26)等记载，知其将所删诗作归诸祝融之神。不过，并非人人如此。“祭诗埋砚事重谙，好趁邻鸡唱未三”(27)等表述，也可能有部分应合故事、引用典故的成分，未必实举其事。 (二)朋俦共举岁末祭诗 朋俦岁末祭诗属于群体性、公共性的文学活动。参与者往往旅居或寄寓在外，彼此多为社友、师友，或为素交同道。《湘绮府君年谱》咸丰二年(1852)载：王闿运“十二月，过南昌，邓丈辛眉留之度岁，寓居府斋娱园，文酒谈燕无虚日。除夕，与孙丈月坡、陈丈希唐、邓丈辛眉刻烛联句为长歌，始有祭诗之举。作祭诗神弦数章，是后六十余年以为常”(28)。这是典型的岁末旅行中的师友朋曹祭诗。另外，张九钺乾隆年间在湘潭与朱成(字涧东)、黄承增(字心庵)、吴尊莱(字象超)等结湖山吟社。其中，朱涧东本江南洞庭人，黄心庵为歙县人，吴象超乃会稽人，皆寄寓湖南。九钺有《朱涧东招同人集湖山草堂作祭诗会》诗云： 朱君风雅为性情，湖山吟社时招致。生辰已过玉局仙，祭诗特仿长江尉。无本胆大勇往能，奸变虽得平澹未。当时不遇大尹公，穷死浮屠亦何悔。应奉昌黎一瓣香，岁终长作先河祭。胡为敝帚享以金，岂其自嘲还自慰。读君一卷伏枕吟，鼓荡天机运浩气。讵须酒脯补劳神，但纪岁华修韵事。狞飙撼衢地火温，桦烛摇窗兰蕊缀。老耽大胾与餪饧，口吸长川挥巨觯。空中招出瘦岛来，休饮寒泉共饱醉。四座哄然拍手歌，铜缶红梅惊坠地。(29) 据“生辰已过玉局仙”下原注“坡公生辰，以黄心庵未归，不果”可知，湖山吟社诸人原有纪念苏轼生辰的安排，因黄心庵未归而没有举行。岁梢，朱涧东招同人集湖山草堂作祭诗会纪念贾岛，作为诗社活动的“补课”。这是一个顺应岁时的特定诗学活动，社友们因贾岛而想及韩昌黎，由读长江诗生发出对格调的理解。空中招瘦岛，可谓想落天外，使诗会雅集充满谐趣。晚清程颂万有《祭诗之会鹿佺翁有诗次韵呈同社》诗，也是与社友岁末祭诗的作品。清代诗社林立，此类韵事多见记载。 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朋俦文人岁除祭诗事件，当属乾隆五十五年(1790)腊月小除夜洪亮吉与张问陶在京师祭诗，并请王泽作图纪念。该年二人同时登第并携手馆阁，可谓春风得意。在京师辞旧迎新，以祭诗一抒豪情，其桴鼓相应的默契，汪洋跌宕的气势，当与身份变化后的心境有关。且看洪亮吉《小除日仿唐贾岛例与张同年问陶祭一岁所作诗，并属王文学泽为作图，各系以诗》： 君诗四百篇，我诗六十首。君诗苦多我苦少，差喜流传同不朽。我年二十登词场，接咏已有桥西黄(仲则)。晏公祠内祭诗处，一屋神鬼皆憎狂。生年三十尤奇肆，是日孙郎号同志。笔压南山白额愁，挺锋复把生龙试。燕楚秦赵游何壮？所不能臻只天上。风月千场酒万场，醉中岁月偏奔放。尔来四十气已降，笔阵敢诩今无双？异才尔复出西蜀，百斛龙鼎邀同扛。前年同客龟山左，我不知君子知我。直待蓬山顶上行，相知一世方能果。我诗与君诗，识者不能别。虽然我自知，与尔陈一一。长江一万里，先泻君门前。若论饮水源，我较输君先。一年三百日，日日有昏晓。若量日出时，我比君家早。君如吸尽江水源，使我门外朝夕无奔湍。我如系住西驰日，令尔屋顶终古长如漆。我放白日西，尔蹴江水东。高高下下总无极，与尔分半填心胸。尔笔何处架？青城与峨眉。我砚何所支？黄山与天台。天公夜半笑口开，余子位置綦难哉！(30) 全诗颇长，漭漭滔滔，一气直下，不啻为一篇自我诗歌创作的成长简史。笔下具有鲜明的文学现场感，诗人与张问陶作对比，从一年的写作数量到诗学根底，论及诗风诗友，扬抑推让的笔致意气轩昂，令人解颐。张问陶《小除日与稚存松筠庵祭诗，属子卿作图，各题长歌纪之》篇幅亦长，其纪事与议论颇与洪氏相应，但更自诩的是本次祭诗作为文学事件的意义：“中夜不敢眠，摊诗陈向天。祭之以酒脯，慰劳心拳拳。君诗六十又一首，我诗四百二十篇。抱情各有适，众寡亦偶然。同化奇光烛云汉，人能诋斥天能传。不祭天必怒，诗与天有缘。不祭两人亦羸惫，明年那得精神全……自从大唐司户参军贾岛去尘世，此典不举忽已千余年。两人矍然惊，顿作千秋想。兴到何必仿古人，事过须教后人仿。宁遭俗人骂，必索名人画。画之可以传天外，鬼护神呵长不坏。”(31)认为祭诗足感苍天、必镌诗史。 洪亮吉、张问陶等友人岁除之际会集常州卷施阁祭诗，发生过多次。嘉庆元年(1796)吴锡麒亦参与此事，并合作《祭诗图轴》。锡麒另作《小除夕卷施阁祭诗记》，张问陶等人复题诗，后人颇多赞颂(32)。可以看出，祭诗、绘图、题诗，这一系列组合行为构成了朋俦岁末祭诗的典型形式。因这类祭诗活动有一定的群体色彩，预设了传名取向，故其兼具的符号性、意象感、仪式化的形式显得尤为重要。此类举事者多为名人，虽属承应时节的风雅，但因形塑出一种范式，最能形成呼应效果。后人对清代岁末祭诗的想象，往往由此类群体活动的文本和图像而生。 (三)文化家族岁末祭诗 文化家族的岁末祭诗，是亲人团圆守岁的特定事项。家族发展以家族之精神传承、德音弥徽为基础，可以凭借言语，也可以凭借文字。而岁除时节，家族以血缘为纽带集聚，合言语与文字于一体进行诗学教育，正是家族隆礼重德的审美化体现。清代的家族岁末祭诗，以父子围炉唱和为多，亦有夫妻、昆季携手理箧联吟者(33)。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安徽朱珔家族岁末祭诗的情景。朱珔字玉存，号兰坡，先世于唐末自苏州迁婺源，六世祖纬迁泾县。兰坡嘉庆七年(1802)进士登第，选庶吉士。道光朝官至赞善，恩赐稠叠。后辞官归乡，《清儒学案》载其“前后主钟山、正谊、紫阳书院二十余年，以实学牖迪后进”(34)，有子五人：梦元、鼎元、蔚元、起元、保元，皆有文学之名。兰坡“包育万有”的学问中包含了诗学认知和诗史观念，这在其编辑的《紫阳家塾诗钞》中有集中体现。家族后代固难人人探颔得珠，但兰坡仍然希望儿辈谙通诗学，光大门楣，故每藉岁末祭诗论诗课艺，其现场一般都在号称藏书万卷的“小万卷楼”。朱珔《除夕小万卷楼率儿辈祭诗作》便以斋名起笔： 斋以万卷名，读书可能破？平生颇耽诗，略不计寒饿。砚田耕稍暇，百篇当清课。宗派溯唐宋，敢云参末座。兢兢师古人，亦惧拾余唾。方圆出规矩，藉尔匠心作。当其矢研精，或至忘寝卧。时遇石交者，往还相应和。胜境快登临，江山气堪佐。炼神若治器，肌理费磨磋。选词如舂粮，糠粃贵扬簸。敝帚独怡悦，无须浮誉播。安知千载后，购市等奇货。忆昔居京华，缁尘难免涴。迩来遂初服，中垒遭坎坷。息影甘旧庐，梦勿到铃驼。况惭蒲柳姿，头白体孱愞。吟怀幸犹健，未肯遽摧挫。祭宜沿阆仙，举樽还自贺。岂徒酬辛勤，兼用儆懈惰。光阴惜分寸，感此蚁旋磨。是日雪初霁，团栾围土锉。蔼然一家春，聊比夜郎大。我欲称坡翁，陪筵有迨过。(35) 这实际上是一篇以自我为审察对象的论诗五古，涉及问题相当广泛：如何不计寒饿，通过苦读积累学养；如何在对唐宋派的宗仰中既保持谦逊学习的态度，又防止师古而泥古，拾其余唾；如何感知自然环境，得江山之助，形成文学经验；如何选词炼神，切磋琢磨；如何保持独立的审美精神，不局限于眼前浮誉。其儆诫懈惰颇有家训意味，而其中的生命体悟正是对诗学造诣与精神品格关系的诠释，岁末祭诗的意义因此得以升华。 在《紫阳家塾诗钞》中录有朱珔诸儿所作的《除夕侍家大人小万卷楼斋祭诗作》，如蔚元诗云：“斋开万卷堆琳琅，一室团栾设瑶席。弱龄曾未工推敲，也随堂上拈吟毫。譬如鸣鹤在空谷，雏舌能学笙簧调。十年忆骋燕台辔，晨夜言诗解诗意。鲤庭趋对与书绅，先欲屏除蔬笋气。古来作者殊纷纶，肝肾镂尽摅精神。私幸格律指迷失，金铸岛佛非他人。”(36)起元诗云：“诗人非尽关别才，性情学问期兼该。平时研究已攻苦，下笔尤极烦心裁。当其穷追更力索，覃思几使精神摧。肝肠镂尽正须补，祭诗还以诗为媒。此例创举自唐代，沿循下逮今人来……岁除特藉酒脯酢，围坐雅许儿曹陪。”(37)在岁末祭诗的场合应和酬唱，既要有现场描述、典实引用和对自我创作的检视，亦须在诗学知识、理论方面有所阐发。从蔚元、起元的和作可以看出，朱珔期望藉祭诗活动敦穆家族、启迪诗思，得到了春暖潮起的回应。 洪亮吉的卷施阁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筑构于常州宅西，为家族举行书卷活动的场所，与朱珔的小万卷楼性质相同。其岁末祭诗的基本仪式是“卷施阁集排西东，更列酒脯酬天工”(38)，而核心内容则是诗学教育。乾隆五十六年亮吉有《小除日寓斋卷施阁祭诗作》云：“昨年祭诗日，同馆挈仙史。今年祭诗时，阖户仅儿子。一儿读《诗》业未醇，一儿学《选》初有文。呼来筵上作陪祭，不向屋外招诗人。”(39)其长子饴孙《小除夕从家大人祭诗歌》回视学诗历程，从“儿时放塾庭前过，重慈提携侍行坐。桑阴屋侧随嬉游，手捧新诗当余课”的经历写起，道及“一篇偶合长者笑，一篇若拙长者嗔。弟昆相贺复相戒，冥索时复烦心神”(40)之情，奉瓣香于慈亲的场景极为生动感人。 这种岁末时节闭门以诗学经验、诗品意识相传，藉“一诗焚筵前”(41)的祭诗场面熏陶后代文学品质的家教方式，在以往颇为鲜见。与朋俦祭诗中对等性唱和不同，家族祭诗时家长主导批评、指导创作的角色突出，更具有诗课现场的性质。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家族文学批评活动，置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能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它生动地演绎出文化如何深度渗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节日风俗又是如何文学化、诗意化的；同时也表明，正是诗学精神高贵而神圣地流淌于亲人、后嗣的血脉之中，方成就了文化家族的承续延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