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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屈原沉江自尽时间及享年辨正 屈原沉江自尽的时间，詹安泰、魏昌认为是公元前278年，而闻一多和柏杨则认为是公元前299年[12]187。两种判定究竟哪一种更确切呢?若依闻一多和柏杨的判断，那么，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赢稷邀楚怀王芈槐会武关……突劫芈槐至咸阳……乃留不返。楚迎立太子芈横嗣位，是为顷襄王。楚大夫屈原以屡次向国王进谏，皆不见从，且被贬逐，悲愤之余，投汨罗江(湖南汨罗)自杀”[12]193。但闻一多和柏杨的判断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今本《楚辞·大招》自西汉司马迁、王逸至当代孙作云、陈子展、姜亮夫等，古今一致确认为屈原作品。既然如此，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尚未去世，而当时爵位仍为“三闾大夫”的屈原，怎么会作出《大招》为怀王招魂并立即急火火沉江自尽呢?《大招》问世最早不应早于公元前296年。因为怀王去世于公元前296年已为史学界确认。此年即“楚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13]470。楚国当时推行官、爵分列并行制，屈原此时以“三闾大夫”的爵位被顷襄王召回朝廷，参与楚怀王招魂、祭祀等丧礼活动，既符合当时的礼制常规，又能与《大招》一诗内容相印证。可见，屈原自杀于公元前299年之说不可信。若依魏昌的判定，则公元前278年，楚国发生的巨变是：“秦大将白起攻楚，陷其国都郢都(湖北江陵)，烧其先王坟墓夷陵(湖北宜昌)，楚兵溃败，不能复战，迁都陈丘(故陈国)，今河南淮阳。”[12]187詹安泰和魏昌的判断，正好与《哀郢》《怀沙》中的内容完全一致，可相互印证。而关于《哀郢》《怀沙》的作者为屈原，古今并无大的异议。有学者认为，屈原的绝命之赋不是《怀沙》，而“《惜往日》是屈原的绝命词”[14]198，此论不确。反复涵咏《惜往日》，此赋绝非屈原所作。尤其赋中“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命兮，惜雍君之不昭”明明白白是第二人在屈原“沉流”后的追述，屈原何以会在“沉流”后亲自现身追述呢?可见，认为《惜往日》为屈原自作的绝命辞，是未细读文本所致。 根据上述综合分析判断，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53年左右，投江自尽时间不早于公元前278年，享年约74岁。 若以郭沫若、闻一多、詹安泰、魏昌和时永乐、王景明的判定，屈原自尽时年仅62岁或61岁[15]389。那么这个享年与各种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及屈原作品中的陈述龃龉不合。并且，这个岁数根据“周礼”远不到致仕年龄，也与屈原作品中透露出的信息不相符。以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屈性格，年龄60岁左右尚不到绝望的极致。要知道，古代很早自西周就有“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7]280，亦即“七十而致仕”的政界规矩。这里的“耆”“艾”虽亦含有年长之意，但重在强调年龄长、阅历深；“七十曰老，而传”则特指年龄已老，即到了退休年龄，“而传”即把政治职位卸下，传给更年轻的官员。当代出土的“鄂君启节”证明，楚怀王时代既运用周王朝文字，基本推行周王朝政治体制和制度，也形成了具有楚国特色的周王朝文化，楚国文化虽有地方特色，宏观上已与周文化融为一体。而考察现存屈原及门徒作品，对人生年龄段的称谓亦与《周礼》中规范性用语相一致。如：“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20岁)，可师长兮。”(《橘颂》)“朕幼以清廉兮，身服义而未昧。”(《招魂》)诗人亦有对年龄30岁左右的叙述，如：“不抚壮(30岁左右)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离骚》)这里暗指顷襄王不能趁壮年(30岁左右)时智力正盛而勇于改正自己不健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与屈原《离骚》中“荣华之未落”的自喻相呼应。“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离骚》)，指屈原当时正值40岁左右枝叶峻茂的强壮之年，虽被斥逐出楚国中央机构，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再次为国王所重用。诗中亦有对自己40至50岁左右的叙述，如：“及荣华(40—50岁)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离骚》)用“荣华之未落”暗喻自己尚处“强壮”之年。此时写的应是屈原40至50岁之间被怀王免去“左徒”之职，但仍以“三闾大夫”的爵位履“行人”(即“使”)之职务。亦有对50岁以上的叙述，如：“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离骚》)诗中的“未晏”“未央”，均以太阳未休息比喻年龄未老，时间和时机尚有，时运尚未穷尽，只是言：“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自己难以无限期忍耐等待，岁月不饶人，岂能受冤屈后没有穷期地静静忍耐等待平反。诗中亦有对60岁以上的叙述，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明言“老”虽尚未至但已越来越近。亦有对70岁左右的描述：“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九歌·大司命》)“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九章·涉江》)“既老”，已过70岁。“留灵修兮耽忘归，岁既晏(70岁)兮孰华予?”(《九歌·山鬼》)根据汤彰平的考证，“大约在顷襄王十七年(公元前282年)时，屈原定居在湖南汨罗江畔的玉笥山”[4]227。如此看来，《山鬼》一诗既不是顾成天、郭沫若、马茂元、陈子展、聂石樵、汤炳正、金开诚所言“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16]65，亦不是明人汪瑗所言“山鬼即山神”[16]65，而是屈原以“山鬼”自喻。他在睡醒后纪实了“留灵修兮耽忘归”，与怀王梦中相见相语后，绝望地感叹“岁既晏兮孰华予”。我的年纪像太阳落山已就寝那样，谁还会珍视我的才华和道德之美呢! 将上述诗句中涉及年龄段的词语及其相关诗篇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屈原第一次被怀王黜落“左徒”之职当在35岁左右，被怀王拒谏当在40岁左右；第二次被怀王进一步疏远并免去“行人”职务当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时年屈原50岁左右。此后，屈原虽愤然自我放流，但爵位仍为“三闾大夫”。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拘囚怀王后，屈原至少在不迟于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又被顷襄王召回朝廷(以《大招》《礼魂》等诗篇为内证)。虽然被顷襄王再次召回朝廷，但在怀王去世后，屈原不断批评顷襄王芈横和令尹子兰等人在怀王身死秦国这一重大政治灾难事件中所犯的罪错。面对屈原的追责，顷襄王和令尹子兰当然既羞惭恐惧又恼羞成怒，经过七八年的矛盾纠结，兄弟俩阴暗的心灵里，最终私利战胜了道义，他们“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13]633。屈原最后一次是被顷襄王无限期驱逐的。 由此可知，屈原在60岁左右并未自尽，其诗句“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这与身心仍然健旺而力求平反昭雪的生动写照相一致。而屈原自尽时74岁左右，这与《悲回风》中“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和《渔父》中所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等对老年屈原的描绘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以当时屈原的心境，与其让衰朽的生命自然死去，不如主动自杀更壮烈、更有警世价值。这也是符合屈原性格的选择，他在《渔父》中向最后一位扮演“渔父”的劝阻自杀者的斩钉截铁的明誓明志，正是他“舍生取义”抉择的真实记录。 问题已经基本廓清了。屈原先后被怀王和顷襄王弃而不用的时间不是3年，也不是9年，而是总计15年左右。这15年的蹉跎岁月，不仅对屈原个人，而且对楚国国运的盛衰影响都是致命的。顷襄王时期，屈原虽仍有“三闾大夫”爵位，但封地早已随“郢都”被秦攻占且北楚之地尽为秦有。“发郢都而去闾兮”(《哀郢》)正说明楚国国都郢都被占的同时，屈原封地“三闾”亦被秦军占领，屈原也就完全失去了贵族的尊严与生活依托，在山河之间流浪。在此应当申明，顷襄王“迁”的是屈原的官；所谓的“放流”只是政治上“弃而不用”，因秦军的占领而失去封地，并非我们现在语境中的服刑流放。这从《卜居》《忆往昔》《悲回风》等诗中可得到印证。对这样漫长的流浪经历，屈原在《悲回风》中自述感受是“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德绵绵之不可行”，确实达到一般人的忍耐极限了，所以在创作出《怀沙》后不久，就投江自尽了。关于屈原生年，郭沫若虽然拘于旧说没有考订确切，但屈原去世的年份他的考订基本是准确的。他说：“当楚国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时候，他曾经作过一首哀悼国都的诗……他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农历)，终于跳进湖南省汨罗江里自杀了。”[1]252最后应强调一点的是：在屈原决定自杀前后，关于他该不该自杀，就已展开了争论。《渔父》这篇假托屈原所作而实非其所作的楚辞作品，似乎以纪实的形式记录了屈原与渔父的讨论原话。屈原最后回答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我们从中发现，屈原不仅身心浸透周朝文化，而且已完全接受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热爱国家、舍生取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渔父》中的“渔父”劝阻屈原投江的一段说教也许是出于挽救屈原的善意，但后世创作《反离骚》的扬雄、著《汉书》的班固、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辈，有意贬弃屈原则难以原谅。司马光在与他的写作班子讨论写不写屈原后一致认为：“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6]340这是一类遵奉“精致的利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者，与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