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 先说“多言□”残句。笔者之所以在此断句，乃基于以下理由：“大雅”和《周颂》(上面简文中孔子所评之“颂”当专指《周颂》，详见另文专论及孔颖达疏解《毛诗序》“颂者……神明者也”一段文字)⑤的内容性质更接近，“小雅”与“邦风”的内容性质更接近，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善用同类句式排比，是《论语》中孔子言论行文的一贯特征，《孔子诗论》也当不例外。由上录2～5简全文与空格数目不难发现，孔子论“颂”与论“大雅”的句式和字数更接近，而论“小雅”与论“邦风”的句式和字数则更接近。既然孔子用“多言後(后)”3字概括《周颂》内容重点，同样也会用“多言□”3字概括“大雅”内容重点。而相比之下，用概括“小雅”内容重点的“多言难而怨怼者也”8字句式来概括“大雅”内容重点的可能性不大，这不仅由两者内容性质的相去较远所决定，更由残简空格数目所制约，若按归纳评述“小雅”或“邦风”的句式断句归纳评述“大雅”内容，后面所余评述“大雅”整体风格特征的残简缺字空格就远远不够用了。 那么“多言□”的“□”这个关键字有可能是个什么字呢?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宽一点，先看《孔子诗论》对“颂”内容性质的归纳概括符不符合《周颂》文本实际。孔子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周颂》的内容性质，所谓“平德也，多言后”“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认为《周颂》的主要内容，一是歌颂了平定天下之功德，二是在平定天下之功德的作品中又重点歌颂了周文王，三是向先王汇报成功的作品也划归到“颂”诗中去。综合西汉至当代学人对《周颂》31首作品的解读定性，其共识为：祭祀歌颂周文王的诗6首(《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雍》《赉》)，祭祀歌颂周武王的诗5首(《载见》《武》《酌》《桓》，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执竞》)，祭祀歌颂成王的诗2首(《昊天有成命》，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执竞》)，祭祀宗庙以报告成功的诗5首(《烈文》《天作》《有瞽》《潜》《闵予小子》)，若将汇报丰收的5首农事诗《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也算在祭祀宗庙以报告成功的内容之中，几项内容多达22首，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二还强。可见，歌颂平定天下功德确实是《周颂》的主体内容，而其中赞美周文王的作品又确实占的比重最大，汇报成功也确实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孔子的“颂”论是大体符合《周颂》文本实际的。依此类推，我们可否回过头来先假定《孔子诗论》对“大雅”内容性质的归纳概括也是大体符合其文本实际的，进而用“本末倒置法”由对31首“大雅”文本的探研逆推出孔子“多言□”之“□”字的可能性。虽知这样做违背学术常理，但又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笔者不具备为《诗经》具体作品定性的权威性，只能依据古今较为一致的代表性意见确认之。 孔子之前的赋《诗》引《诗》乃断章取义，《孔子诗论》则仅论及3首“大雅”作品且只有《文王》1首属于为作品定性，战国时期称引《诗》句也非出于解《诗》目的，故依据只有从汉代开始。在汗牛充栋的历代解读《诗经》著述中毛诗序传及郑笺孔疏、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陈子展《诗三百解题》、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可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威观点(虽然毛诗解读作品被后人讥为穿凿附会，但那仅限于对“邦风”“小雅”之解，而其对“大雅”“颂”的解读则是尊重文本的，因为“大雅”“颂”的创作者与解读者的立场与出发点基本一致，故解读无须穿凿)，古圣前贤对31首“大雅”作品的基本定性为：《文王》，是歌颂文王德业的诗；《大明》，是叙述文王武王统一天下的诗，乃周民族史诗之一；《绵》，是周民族史诗之一，从古公亶父一直歌颂到文王受命；《棫朴》，是歌颂文王任用贤人或歌颂文王善育人才的诗；《旱麓》，是咏文王祭祖得福的诗；《思齐》，是歌颂文王美德的诗；《皇矣》，乃周民族史诗之一，叙述周人从太王开岐山到文王伐崇的历史；《灵台》，是记文王建灵台游赏的诗；《下武》，或称歌颂武王能继承先王德业的诗，或称歌颂成王康王继承德业的诗；《文王有声》，是歌颂文王武王迁都的诗，亦可视为周民族史诗之一；《生民》，乃周民族史诗之一，是追述周始祖后稷事迹的诗；《行苇》，古今意见各异，或称周内睦九族的诗，或曰述周祖先公刘事迹的诗，或云周王宴飨族人的诗，当以后者为是；《既醉》，是祭祀祖先时祝官代神主(尸)对主祭者周王的祝词；《凫鹥》，古今意见不一，或称乃颂守成之德，或称是祭祀活动之后周王谢尸的歌，当以后者为是；《假乐》，古今意见不一，或云赞美成王的诗，或云尸答《凫鹥》的诗，或云为周王祝福的诗，当以后者为是；《公刘》，是周民族史诗之一，主要述周祖先公刘迁豳历史，旧说召康公为告诫成王而咏公刘之史实；《泂酌》，意见不一，或说召康公戒成王诗，或说讽刺诗，或说颂德诗，当以颂德为是；《卷阿》，旧说召康公戒成王诗，今认为是颂周王之德诗，当以今说为是；《民劳》，古今皆以为刺厉王诗，唯朱熹疑为同僚相戒诗，当以众说为是；《板》，古今或以为刺厉王诗，或以为戒同僚诗，或以为刺厉王兼同僚诗，当以后者为是；《荡》，古今皆以为借古讽今刺厉王诗，唯陈子展认为是武王伐纣诗，当以众说为是；《抑》，古今多以为是卫武公刺厉王并自警的诗；《桑柔》，是芮良夫刺厉王的诗；《云汉》，旧说是赞美宣王的诗，今以为是宣王求雨的诗，当以今说为是；《崧高》，古今皆以为是尹吉甫为申伯送行的诗，唯毛序传以为是赞美宣王的诗，当以众说为是；《烝民》，古今皆以为是尹吉甫送别仲山甫的诗，唯毛序传以为是赞美宣王的诗，当以众说为是；《韩奕》，或以为赞美宣王的诗，或以为赞美韩侯的诗，当以后者为是；《江汉》是述宣王命召伯虎伐淮夷的诗，《常武》也是歌颂宣王平定淮夷之乱的诗，都可视为周民族史诗；《瞻卬》《召旻》，皆讥刺幽王乱国的诗。 由古圣先贤对31首“大雅”作品的如上体认可知，颂德之作占去三分之二，而在颂德之作中叙述周族各个时期发展历程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有8首(《大明》《绵》《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江汉》《常武》)，专颂周文王的有5首(《文王》《棫朴》《旱麓》《思齐》《灵台》)，泛颂周王的有3首(《假乐》《泂酌》《卷阿》)，分颂臣下之德的有3首(《崧高》《烝民》《韩奕》)，专颂武王德业的有1首(《下武》)。不难发现，在颂德诗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重大题材的周族史诗，其为重点中的重点，若将8首鸿篇巨制有序排列便是一部完整的周民族发祥发展史。由此臆测，竹简残句“多言□”之“□”是否有可能是个“周”字?“多言[周]”是说“大雅”的颂德之作多写周族史。尽管“大雅”中颂文王之德的诗篇也不少，并且“史诗”篇中也有涉及颂文王德业内容者，但此处的“□”不大可能是指文王，因为“颂”论中已有了“多言(後)后”一句，其“后”便指周文王⑥，句意是说《周颂》的颂德之作多写周文王。“大雅”论不可能再重复指称。因此，最具冲击力和代表性的一批周民族“史诗”成为孔子关注的“大雅”重点当在情理之中。 再说“□□□□□□?[曰：《大雅》]是也”残句。此处缺字空格正好与“颂”论“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完句字数相等，类比“颂”论是讲主体内容之外另一项内容的归类问题，此处残句也应该是讲“大雅”主体内容“盛德也，多言[周]”之外另一项内容的归类问题。对读31首“大雅”作品，除了主体的颂德之作外，所余这个“另一项”内容自然就是一组讽刺周厉王和周幽王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7首作品了。据此，类比“颂”论句式，笔者妄测，空格阙文是否有可能为“有怨王者何如”6字?若然，则“[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之意为：有怨刺周王内容的诗歌如何归类?说：划归到“大雅”当中去。结合孔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2](P92)的自述，体会简文语气，这里似当是孔子晚年整理较为混乱的《诗》篇次序时对一些作品归类问题所持的态度。 依笔者理解，孔子认为，那些向祖先汇报功绩的作品属于祭祖的庙堂之作，所以应该划归到“颂”诗当中而不应该窜乱到其他门类中；而直接怨刺最高统治者周王的作品，则应该统一调整到“大雅”门类中，而不应该混杂在怨刺诸侯或各级官员的“小雅”“邦风”门类中。这一点从晚出的《毛诗序》所下定义也可得到印证，《毛诗序》认为“雅”与“风”区别的关键在于“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而在“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天下之事”中，“大雅”与“小雅”区分的关键则又在于“政有小大”，而反映小政内容的“小雅”自当不可能直接颂王德、述周史、怨周王。无疑，“大雅”对应的所谓“大政”就应该是简文孔子所归纳的“盛德也，多言[周]”“[有怨王者]”三项内容了。 如果以上“臆测”不太荒谬的话，“臆补”后的“大雅”残简简文当为： [第二简]……《大雅》盛德也，多言[周]，□□□□□□□[第三简]□□□。……[第四简]……[孔子]曰：诗其犹平门■。……[有[第五简]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 (责任编辑：admin) |